为何唯有中国能玩转国企，共产苏联不行，资本美国也不行_风闻

原创 蔡历 蔡子曰 今天

一

有关中国近代史，请大家注意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系统性地引入西方文化，最开始并非直接从西方引入，而是通过中介。中国所引入的西方文化有两大系统，一个是资本主义系统，另一个则是马克思主义系统、共产主义系统。最开始是资本主义系统，然后是共产主义系统。资本主义系统的引入，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而共产主义系统引入则是通过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然后是苏联。

从1840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尽管中国西方列强屡屡惨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之条约，割地赔款，但是，在文化中国依然认为西方是落后的蛮夷，西方的先进仅在器物，尤其是武器，所谓的船坚炮利。

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之后，在日本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形势才发生逆转，不再用中国固有的“蛮夷-华夏”的范式去评价中西文化，而是通过日本引入了一个新的范式：“先进-落后”范式。在新范式中，认为古代落后，现代先进；中国落后，西方先进。

这种文化评价新范式，是西方范式，它的引入是整个西方文化进行系统性引入的一个部分。

甲午之后，中国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由一个自古以来毫不起眼的蛮夷之地，中国文化上附庸，迅速崛起，与西方列强并列，并在甲午战争中让中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根源就是它在文化上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儒家传统”，然后系统性、全盘性、彻底性西化。即所谓的“脱亚入欧”，这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原则。

日本所接受的就是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化，因此，甲午之后，尤其是辛亥之后，中国开始以日本为中介，系统性引入资本主义式的西方文化，至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

发生在民国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入中国的顶点，也是其衰落的起点，因为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尽管马克思主义也属于现代西方文化的范畴，但却是非主流的、边缘性，是反资本主义的。

同样，一如资本主义的传入中国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一样，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也是通过一个中介，就是俄罗斯、苏联。就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所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其传入中国，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都经过一个中介国家。这个事实说明，西方文化本身对中国构不成吸引力，将西方文化付诸应用，并且取得显著成效的中介性国家，才能对中国构成吸引力。也就是说，吸引中国的不是西方文化自身，而是其在欧美以外国家的应用成效。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和苏联都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实验田，他们先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中国一看，的确有效，于是才决定引入。可谓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也就是说，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是实践性的，而非单纯地学术性、思想性的。这是正确认识和评判中国引入西方文化所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就是以我为主，积极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而不是盲目崇拜和盲目迷信。当然，其间也存在盲目迷信和盲目崇拜，但局限于学术层面。他们都是被洗脑的学者日本留学生，典型代表就是西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就整个中国而言，从不存在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迷信和盲目崇拜。

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上，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就是从引入资本主义到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个大转向本身。这个转向也说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没有盲目迷信，没有搞一边倒，象日本和苏联一样。日本一边倒地倒向资本主义，苏联则一边倒地倒向共产主义。

不搞一边倒，说明，从整体而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的，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日本和苏联，显然缺乏这种独立性。

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便分裂为两派。一派继续走通过日本式资本主义路线，以国民党为代表。

国民党搞日本式资本主义，后来出现了两大恶果。

一是在经济上形成四大家族对全国经济的垄断。四大家族最大问题是，公私不分，有私而无公。他们都是政府高官，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和金融，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政府资源私产化。同时，他们还大量开办私有企业，是官商合一、官商不分。

毫无疑问，国民政府四大家族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果，这与中国固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相背离。中国历史历来反对官员直接去搞产业经营，反对商人从政，更反对官员从商。不仅如此，即便官员与商人产生勾结，也要反对。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中，政治与经济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奠定这这一基础的，有一个基本制度，和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

这个基本制度就是“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与民争利”，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进行了阐述。基本内涵是，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其收入就只能来自基于税收的俸禄，而不允许从事任何产业经营。战国之后，最重要的产业就是商业，因此，“不与民争业”就演变成反对商人做官、官员从商，以及官商勾结。这样就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建立了一道清晰和明确的界限，让中国的政治成为一个彻底独立的行业。

支撑政治和经济在行业分离的核心文化基础则是“义利之辩”的理念。“义”是义理、道义，既是外在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同时也内在于人心，甚至就是人心，天然、自然、本然地存在。“利”则是有利于某个外在目标。

在义利之辩中，义和利都被承认，但是确实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主张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

与人类其他文明都不同。中国文明在历史之初，就发展出独立的义理、道义概念，独立的心性概念。当尧舜时期，政府在中国出现时，就是依据义利之辩的原则而被设计。规定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为社会提供，道义、义理服务。因此，中国的政治业就是道义业。

“不与民争业”的基本制度，也是在尧舜时期被设计出来，这样政治业就彻底从经济业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因此，较之传统的中国社会，国民党奉行资本主义之后，实际上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两者的缺陷充分发挥，优点则一个没学到。导致官僚资本私人化，私人资本官僚化，形成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和买办资本集团，让政府成为资本的工具，榨取民脂民膏，鱼肉百姓。

国民党搞日本式资本主义的第二大恶果是，中国向日本一样，一边倒地学习西方，丧失文化独立，陷入文化依附。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乃至元首、创始人，与日本和欧美有着密切关系，都是日本留学生、欧美留学生，或拥有日本、欧美的旅居经历。这导致他们在文化上被日本和欧美洗脑，对西方文化产生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

主张引入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不同。

首先，自毛主席成为领袖之后，共产党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也“理论联系实际”，以中国实际为前提，为中国实际服务，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联系实际”，主张以中国实际为本位，反对以马克思主义自身为本位，让马克思主义适应和服务中国实际，而非让中国实际适应和服务马克思主义。

这是认知中国引入西方文化所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层次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质上与洋务运动时所提出的“中体西用”是一致的。以中国实际为本位就是“中体”，让西方理论符合和服务中国实际就是“西用”。

到这个层次，就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学习和引入西方文化是完全以自我为主、为本的，是有着明确而独立的判断和选择的。不仅是选择与中国实际相符的西方理论，而且在学习和实践中还对其进行改造，为其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这些新的文化内涵都是中国传统所固有。

二

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注入了中国精神、儒家精神，是中国化、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其形式，是其外表，其内核则是中国的、儒家的。

所以，共产党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效果，恰恰与国民党引入资本主义的效果截然相反，将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缺陷全部规避掉了，又将两者的优点全部学到和继承了，充分发挥了。

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差距，也注定着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边倒地学习欧美，一夜完成私有化之后，共产党的学习对象也由苏联转向美国。这是中国继国民党之后，第二次向资本主义学习。

但是，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与国民党以及俄罗斯有着本质不同，不是一边倒地学，而是以我为主地学，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中体西用地学。

这就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思想。

改革开放有两大基石，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个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很多人一提改革开放，就只提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将前者当成改开之全部，而将后者虚无掉。一提“中国特色”，就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就是资本主义。这都是肤浅的、错误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学习资本主义的部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包含着两层内涵，是对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的提炼和总结。第一层是此前共产党的经验总结，第二层，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的继承和坚持，即“义利之辩”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利”，“四项基本原则”是“义”。

因此，“四项基本原则”是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会出现一边倒地倒向美国资本主义，是以我为主的。

“中国特色”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限制”，也是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更准确地说，“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者之间是并列的，中国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这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非最重要的，中国特色才最重要。因此，中国特色是基础、基石，是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在这个基石上所展开。“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实际、中国文化。

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是义利关系，中国特色是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利。

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既学习了资本主义，也学习了共产主义。其中国民党对资本主义的学习是日本式的、俄罗斯似的，是一边倒的，因此也是失败的。共产党既向苏联学了马克思主义，又向美国学了资本主义，但是，都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坚持“中国特色”，让其适应和服务于中国实际，并被中国化。

因此，从实践上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最核心的特征既非学习共产主义，亦非学习资本主义，而是在对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的继承、保持和坚守。即今日之中国的核心特征是蕴藏在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中的固有文化，构成中国之体，而自西方而来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则处于是中国之末节，中国之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固有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完好存在，而且被共产党继承和吸收，成为支撑中国革命实践和经济实践的核心精神。只不过在表达上，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式的。

这也是唯有中国能够玩转国企，并以国企为基础，建立更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的关键所在。共产主义苏联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更做不到。

马克思主义是站在普通劳工的立场，希望用产权共有的方式，来消除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和压迫。但是，马克思关注重心都在制度上，尤其是产权制度上。他们没有认真想过，共有之后的经济体，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谁才有能力能够对其进行管理。马克思似乎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组织会自动运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一直都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这一空想似的理想，美国、苏联、中国的反应截然不同。

美国主张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如果实现产权共有，形成庞大的经济组织，然后让政府官员来管理，政府官员已经会中饱私囊，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国家资源为自家私利服务。即会产生严重的腐败。美国人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能够对国企进行良好管理的人。

美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和拒绝，让其社会中的固有缺陷无法解决。其所谓民主制度，只关心大资本的利益，而无视基层百姓的疾苦。在新冠疫情之下，美国的这一缺陷被充分暴露。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出公有制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根源在于，公有制的大型经济组织，需要集权式的管理方式，而俄罗斯个固有政治形态就是沙皇的集权专制。因此，俄罗斯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继承自沙皇时代的集权专制。在斯大林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俄罗斯式的集权专制中，官员们履行职责是出于对权威的服从和暴力的恐惧，他们自身并无中国式道德、道义的概念。道德、道义是一个人的行为的内在动力，而苏联官员的内在动力只有个人私利。因此，苏联的官员们，即国有经济的管理者们，内在地都是蛀虫和破坏者，他们都在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让国有经济服务于自家私利。而处于权力层之外的老百姓，则生活只有付出，而无法得到回报。

也就是说，苏联的共产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走向其初心的反面。其初心是保护基层民众，但是其事实却成为权威们鱼肉百姓的工具。因此，终于失去民心。

美国和苏联，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缺乏具备管理国有企业素质的人。美国干脆不做，苏联做了但是做不成。

苏联的崩溃还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最关键的不是制度，而是能够执行制度的人。空有制度，而没有合格的人，意图再好的制度都会走形，甚至走向其反面。

三

中国为何可以把国企做好，并以国有经济为核心建立更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原因在于，中国具备国有经济合格的管理者，他们拥有管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能力。这又根源中国固有的独特文化，中国文化可以培养具备管理国有经济素质和能力的人。

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轴心在义利之辩。基于义利之辩，中国形成以道义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行业，独立的政府。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政府是道义政府，国家也是道义国家。政府和国家的管理者，由选拔出的道义、义理水平最高的人，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所担任。这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

道义、义理水平高，道德水平高，是说这些人践行道义，是处于自发的内在需求，而非以道义手段，去获取其他利益。

中国文化的要义就在于培养发育道德能力，也就是心性能力、道义能力，究其实质，就是思考认知能力，包括判断和选择能力。道德的成熟，就是心性的成熟，就是具备独立的思考认知能力、判断选择能力。无论外境如何变幻，都能做出合理的选择，即合乎道义的选择。

一方面，道义本于人心，是人心的基本属性和内在需求；另一方面，道义又是个人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为何道义是个人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因为道义就是共识、公意。正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应该建立的共识的基础之上。这样“公”就成为道义的核心特征之一。然后形成明确的、根深蒂固的“公-私”观，实质就是“义利”观。

政府就是执行和维护道义的专业职业机构，职业集团，官员都是由社会选拔而出，其标准就是义理水平、道德水平。这些人就是“君子”、“大人”、“儒士”。

中国的国家就是由专业化、职业化的“君子”、“大人”、“儒士”来治理。当政府出现后，这些人也为确保政府在道义上的专业性，进行了独特的制度设计，就是“不与民争业”。官员的收入只能来自税收，不允许经营任何产业。切断政治与经济任何直接联系。

因为中国有独立的道义、心性概念，而后来的官员、政治、政府、国家都是基于道义的，因此中国的官员就拥有独立的“官格”，政治就拥有独立的“行业格”，政府拥有独立的“政府格”，国家拥有独立的“国家格”。

国家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就成为道义的化身和象征，在中国人的心目就拥有最高权威。这样，为国家做事对中国人就具备最崇高意义。

 “义利之辩”与“心物之辩”、“道器之辩”实质上的说的是同一件事。义就是心，就是道，对利、物、器拥有绝对的超越性。官员、政治、政府、国家的基础在道义，因此也同样拥有对利的超越性，合格的官员，应该能够做到“为而不有”、“功成弗居”、“无成有终”。

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只能采用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方式，只能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因为只有国家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才能保障经济服从于国家，服从于国家就是服从于道义。经济是利，国家是义。

如果国家不能对经济保持有效的控制，那么将反过来，国家被经济所控制，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场景。因此，中国的国有经济，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道义经济”。

因此，国有经济在中国就不仅可以取得合法性，甚至还可以取得与国家等同的神圣性，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都等同与官员，尽管收入不是很高，他们依然愿意尽心尽责把企业做好，因为这是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