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模式：铁打的道义，流水的朝代，流水的时代_风闻

原创 蔡历 蔡子曰 3月23日一

现在的人们总是按照西方思维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形态仅有两种，要么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专制政治。中国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因此中国就是专制政治。

其实“民主-专制”的二元政治思维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既不是民主模式，但也非专制模式，而是道义模式。今天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传统的政治形态的延续，依然是道义政治。

在中国历史中，道义还有很多别的叫法，譬如理义、仁义、天道、天理、道、理等。

有人认为，儒家所说的天道就是民意，而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民意政治，因此中国政治的必然发展方向就是民主政治。他举了很多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句子。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

说天道就是民意，原则上是正确的。中国传统中，尤其是“三代”所盛行的“天”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神，是一个虚体，没有独立的情感和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情感为情感，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天也更多是天然之天，其含义更多是自然。正如清朝名儒戴震在其名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言：“天理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即自然而然，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物理的自然。

但是，把民主等同于天道中的民意就是大谬，因为天道中的民意涵盖范围比民主的民意大的多。天道中的民意，不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而是所有时间的，天下所有人的民意。而民主政治中的民意，只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这样的民意不能叫天道，而只能叫私见。以私见为基础的政治，中国传统中叫朋党之争。

尽管美国人口有3亿多，但是相对世界70多亿，相对于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中曾存在的所有人口，还是一个小朋党。即便美国的民主制度理想发挥，真的能够体现3亿美国人民的民意，在世界范围内，在天下范围内，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不过是朋党之争。更何况，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未真正体现过当下全体美国人的民意，而只是体现一小部分“精英”的民意，可谓是朋党中的朋党之争。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谓同然？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

同然即共识，但不是一时一地人的共识，而是“天下”“万世”人的共识。孟子用“天下”和“万世”两个关键词，也是两个维度来界定同然，界定共识。天下就是现在说的全球全世界，万世不仅包括当下，还包括历史，甚至还包括未来。

民主选举不仅排除了其他国家的民意，而且也排除了历史的民意。因为民主政治的选举程序决定了，不仅本国之外的人无法参加选举，而且死去的人也无法参加选举。

因此，道义是最高级别的民意，是“同然”之民意，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全体人类之公义，不仅涵盖当下之民意，更涵盖历史之民意。民主政治所反映的民意，则是低级别的民意，是一时一地之民意，是某个民主国家中的当下民意，仅仅关注当下之民意，而忽略甚至否定了历史之民意。

孔子把顺从当下一地之民意的人称之为“乡原（愿）”，并痛斥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对乡原做了进步一的解释：“阉然魅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乐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也就是乡原之政。即便理想发挥，民主选举程序所选出来的总统也不过是一个个的乡原罢了，一个个的德之贼罢了。

所以，以民为本的儒家绝不谈民意，而只谈道义。政治状态好坏的衡量标准不是当下民意，而是道义。最好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有道，最坏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无道。最好的皇帝是有道之君，最坏的皇帝是无道之君。

即便是农民自身，也从不以民意为最高价值，同样以道义为最高价值。历次农民起义从无以民意为旗号者，而皆高举道义之大旗。宋江在梁山树起的杏黄旗上写的是“替天行道”。农民起义中的“起义”，就是仗义起兵。“义军”就是道义之军。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的序中写到：“余少读《论语》端木氏（子贡）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性与天道在是。”

戴震对子贡的话的解读是，孔子的文章可从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并不突出，而孔子对性与天道的阐释却是独一份，其他地方得不到。

引用戴震的这段话，是想表明，他认为天道起源于易经，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天道、道义理念就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认识是儒家之主流。而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则是尧舜时代的事，这意味着远在政府出现之前，道义就已经成中国固有传统了，中国就已经历史悠久的道义社会了。

这样一来，道义就构成了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必须成为一个倡导和践行道义的政府，才能够在中国存在。道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无道的政府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就注定会被人民奋起推翻。汤武革命，以及秦汉之后历次的农民起义，包括共产党的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有道代无道，有道摧毁无道。

因此，可用八个字概括夏以来的中国历史：铁打的道义，流水的朝代。

自农业尚未出现的伏羲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是道义社会。到了尧舜时代，政府开始出现和存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道义属性。并非政府摧毁了道义，而是道义俘获了政府。不是道义依附于政府，而是政府依附于道义。

现代西方人常说的话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自以为很高明。殊不知，自政府在中国出现起，中国就把权力“关进道义的笼子”。现代西方人沾沾自喜地认为“宪政”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发明，殊不知，自政府出现以来，中国就是“宪政”的，用道义来限制政府，即儒家所说的“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道义就是中国永恒的宪法。

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高度推崇尧舜之道，因为尧舜时代是政府在中国的初创时期，是政府的最早形态，尧舜等中国最早的政府领袖在行为方式依然是传统的民间的，他们不仅主动自愿地践行传统的道义，而且也正是他们设计了道义政府的基础框架，用道义为政府立宪，把政府关进了道义的笼子。

目前有一些不明就里的所谓的“新儒家”们提出要搞“儒家宪政”。殊不知，儒家本身就是宪政的。新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儒家的，也是宪政的。道义在中国是超越时代的，超越朝代的，超越政府形态的。任由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政府变革，道义都岿然不动。

二

自尧舜时期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直至今天，尽管历经了很多次的时代的变迁、政府形态的改变、朝代的更迭，但是，中国的政治形态的基础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稳定性，这个基础就是道义。时代可以变，政府形态可以变，朝代可以变，但是，道义却没有变。4000多年来，中国的政府一直是道义政府，中国的政治一直是道义政治。

道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意，根植与每一个人的内心，是人心人性的根本属性，也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因此，道义又不是简单的一时一地的临时性的民意，应该是所有人在所有时间的共识性民意，是人类人间最大之公义。

相对于道义，一时一地之临时民意只是私见。因此，道义绝不可以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来呈现。民主选举只是呈现私见，而无法呈现道义。因此，民主政府注定是私见式政府，“乡原”式政府，一定是无道义政府。

在中国历史中，道义政府不是空口说的，而是有坚实的土地、经济和财政制度来保障的。那就是“不与民争业”的土地、经济和财政制度。“不与民争业”要求，一旦选择了做政府官员，拥有了政府权力，就不允许再去经营其他任何产业，任何产业的经营权力并被没收和剥夺。经营产业、直接创造财富的权力仅仅属于政府之外的人民。而政府官员必须依赖税收来生活，来靠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民来养活。

在政府官员“不与民争业”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分工专业，就是政治业。道义政治的最核心特征就是专业政治。“士、农、工、商”中，“士”就是政府官员，就是政治业，是与农业、工业、商业并列的四大行业之一。

在道义政治中，由于政治是专业化的，政府与所有其他行业之间，都是基于专业分工的互助协作关系。政府之外的所有行业的从业者就是人民。因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专业分工的协作关系，而非西方意义上的专制、统治关系。西方意义上专制型政府、统治型政府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

政府的的道义有效性，是通过面向人民选拔官员来实现。这一官员选拔程序的执行者是政府，而非人民。但是人民有举荐的权力甚至义务。选拔的标准是道义，就是选拔道义需求偏好比较强，道义水平比较高的人进入政府。政府的道义有效性是通过政府官员的道义需求强度和道义水平来保障的。

在正常情况下，既然社会中道义需求偏好比较强，道义水平比较高的人都进入了政府，政府是由道义需求强度较高、道义水平较高的人组成，因此，对新的政府官员理应由政府自身来实施，而非交给人民，因为人民的道义偏好，道义水平较之政府要弱。

由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专业分工关系，政府和人民都是独立的，也正是这种相互独立，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这种联系和互动是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政府官员从人民中选拔而出，二是政府会直接到人民中了解情况，人民也会直接向政府反映情况，政府根据情况直接进行决策；三是当政府失效时，人民会起义推翻旧政府，组建新政府。

由于西方至今都没有实现政治的专业化分工，政治并未成为一个与其他行业并存的独立行业，政府与人民都没有实现专业分工意义上独立，而是相互混杂的。因此这道义，一方面，他们的政府官员的选择还需要由人民参与的民主选举程序来完成。另一方面，他们的政府与人民之间没有直接良性的联系和互动，没有形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作意识和机制。

道义政府的根基在道义，而道义在中国的出现远比政府古老。在政府初创的尧舜时期，道义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了，已经是中国固有传统了。在政府出现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道义社会了。因此，中国的政府是在道义的熏染和限制下产生的。道义构成了中国政治、政府的最宪法，中国的政治也是道义宪政。在政府之初，就已经把权力关进了道义的笼子。

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在道义政治面前是小儿科，绝非是说民主政治一无是处。事实上，尽管原则上，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道义政治，但是，在历史中也出现了妨碍道义有效性的制度，譬如世袭制。也正是因为政府首脑世袭制的存在，当道义政府失效后，无法通过选举更换首脑来进行调整和矫正，而只有通过暴力革命、人民起义来解决，这样中国历史中平添了多少悲惨和痛苦。

正是解除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中国废除了政府首脑的世袭制。新中国以来，而且还打破了终身制，实行了任期制。显然，中国当前的政府首脑选拔机制远远优越与儒家所梦寐以求的禅让制。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民主政治的一些技术性的程序手段，来增强政府的道义有效性。

但是，一定要知道，道义乃政治之大本，政治就是道义政治。缺乏道义之大本的民主政治压根称其不上政治。保障和提高道义有效性是末，且不可本末倒置，因末非本，因末废本。在面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上，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看来是一个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