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义政治面前，民主政治太小儿科_风闻

原创 蔡历 蔡子曰 3月17日 按：本文写于2017年11月，在全球疫情的今天，读起来才更有味道。原文重发，未作任何修改。

此文两万五千多字，分十一个部分，阅读时注意标记。

一

现在的人们总是按照西方思维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形态仅有两种，要么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专制政治。中国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因此中国就是专制政治。

其实“民主-专制”的二元政治思维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既不是民主模式，但也非专制模式，而是道义模式。今天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传统的政治形态的延续，依然是道义政治。

在中国历史中，道义还有很多别的叫法，譬如理义、仁义、天道、天理、道、理等。

前几天，社科院的李存山教授说，儒家所说的天道就是民意，而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民意政治，因此中国政治的必然发展方向就是民主政治。他举了很多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句子。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

说天道就是民意，原则上是正确的。中国传统中，尤其是“三代”所盛行的“天”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神，是一个虚体，没有独立的情感和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情感为情感，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天也更多是天然之天，其含义更多是自然。正如清朝名儒戴震在其名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言：“天理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即自然而然，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物理的自然。

但是，把民主等同于天道中的民意就是大谬，因为天道中的民意涵盖范围比民主的民意大的多。天道中的民意，不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而是所有时间的，天下所有人的民意。而民主政治中的民意，只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这样的民意不能叫天道，而只能叫私见。以私见为基础的政治，中国传统中叫朋党之争。

尽管美国人口有3亿多，但是相对世界70多亿，相对于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中曾存在的所有人口，还是一个小朋党。即便美国的民主制度理想发挥，真的能够体现3亿美国人民的民意，在世界范围内，在天下范围内，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不过是朋党之争。更何况，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未真正体现过当下全体美国人的民意，而只是体现一小部分“精英”的民意，可谓是朋党中的朋党之争。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谓同然？戴震进一步解释道：“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

同然即共识，但不是一时一地人的共识，而是“天下”“万世”人的共识。戴震用“天下”和“万世”两个关键词，也是两个维度来界定同然，界定共识。天下就是现在说的全球全世界，万世不仅包括当下，还包括历史，甚至还包括未来。

民主选举不仅排除了其他国家的民意，而且也排除了历史的民意。因为民主政治的选举程序决定了，不仅本国之外的人无法参加选举，而且死去的人也无法参加选举。

因此，道义是最高级别的民意，是“同然”之民意，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全体人类之公义，不仅涵盖当下之民意，更涵盖历史之民意。民主政治所反映的民意，则是低级别的民意，是一时一地之民意，是某个民主国家中的当下民意，仅仅关注当下之民意，而忽略甚至否定了历史之民意。

孔子把顺从当下一地之民意的人称之为“乡原（愿）”，并痛斥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对乡原做了进步一的解释：“阉然魅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乐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也就是乡原之政。即便理想发挥，民主选举程序所选出来的总统也不过是一个个的乡原罢了，一个个的德之贼罢了。

所以，以民为本的儒家绝不谈民意，而只谈道义。政治状态好坏的衡量标准不是当下民意，而是道义。最好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有道，最坏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无道。最好的皇帝是有道之君，最坏的皇帝是无道之君。

即便是农民自身，也从不以民意为最高价值，同样以道义为最高价值。历次农民起义从无以民意为旗号者，而皆高举道义之大旗。宋江在梁山树起的杏黄旗上写的是“替天行道”。农民起义中的“起义”，就是仗义起兵。“义军”就是道义之军。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的序中写到：“余少读《论语》端木氏（子贡）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性与天道在是。”

戴震对子贡的话的解读是，孔子的文章可从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并不突出，而孔子对性与天道的阐释却是独一份，其他地方得不到。

引用戴震的这段话，是想表明，他认为天道起源于易经，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天道、道义理念就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认识是儒家之主流。而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则是尧舜时代的事，这意味着远在政府出现之前，道义就已经成中国固有传统了，中国就已经历史悠久的道义社会了。

这样一来，道义就构成了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必须成为一个倡导和践行道义的政府，才能够在中国存在。道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无道的政府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就注定会被人民奋起推翻。汤武革命，以及秦汉之后历次的农民起义，包括共产党的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有道代无道，有道摧毁无道。

因此，可用八个字概括夏以来的中国历史：铁打的道义，流水的朝代。

自农业尚未出现的伏羲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是道义社会。到了尧舜时代，政府开始出现和存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道义属性。并非政府摧毁了道义，而是道义俘获了政府。不是道义依附于政府，而是政府依附于道义。

现代西方人常说的话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自以为很高明。殊不知，自政府在中国出现起，中国就把权力“关进道义的笼子”。现代西方人沾沾自喜地认为“宪政”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发明，殊不知，自政府出现以来，中国就是“宪政”的，用道义来限制政府，即儒家所说的“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道义就是中国永恒的宪法。

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高度推崇尧舜之道，因为尧舜时代是政府在中国的初创时期，是政府的最早形态，尧舜等中国最早的政府领袖在行为方式依然是传统的民间的，他们不仅主动自愿地践行传统的道义，而且也正是他们设计了道义政府的基础框架，用道义为政府立宪，把政府关进了道义的笼子。

目前有一些不明就里的所谓的“新儒家”们提出要搞“儒家宪政”。殊不知，儒家本身就是宪政的。新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儒家的，也是宪政的。道义在中国是超越时代的，超越朝代的，超越政府形态的。任由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政府变革，道义都岿然不动。

二 

道义宪政是有具体制度基础做保障的，那就是“不与民争业”或“不与民争利”的土地和财政制度。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不与民争业、争利，有一个经典事例，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成语“拔葵去织”。《汉书·董仲舒传》、《史记·循吏传》对此事均有记载。

在第三次对汉武帝的回答中，即天人三策之第三策，董仲舒说：“夫天亦有所分子（公平对待，不让某个单一物种太强大），予之齿者去其角，傅(附)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农业、工业），不动于末(商业)，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董仲舒还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受禄之家”就是指包括天子皇帝在内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收入应该全部来自朝廷提供的俸禄薪水，而不能再经营其他任何产业。

然后董仲舒就举了“拔葵去织”之事例：“故公仪子（公仪休）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食菜）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史记·循吏传》的版本是：食茹（蔬菜）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出售）其货乎”？

《史记·平准书》中，也有有关“不与民争业”之传统观念的精彩事例。汉武帝为增加财政收入，任命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主抓财政的官员。桑弘羊为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诸多“与民争利”、“与民争业”的政策和做法。譬如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甚至直接办工厂。当时，有一位著名的耿直的忠臣，名叫卜式。有一年大汗，汉武帝下令举行求雨仪式求雨，卜式说：“县官（政府官员）当食租衣税（租、税都是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诚如董仲舒所言，“不与民争业”是“太古之道”，自尧舜时代，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就是如此，也是尧舜们所立下的政治准则。易经和《诗经》对此也都有记载。

《周易·解卦》第三爻的爻辞是，“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负”即背负，是对劳动人民工作状态的一个形象描述，指代所有的产业。“乘”即乘坐马车，是政府官员（君子）工作状态的形象描述，指代政府官员、政府。“负且乘”即政府官员去经营产业，去“与民争业”。结果必然是“致寇至”，带来祸患。“贞吝”就是要按道义、正道做事，才能免除祸患，才能避免后悔，即应该“乘不负”，“不与民争业”。

“解”字的意思是解除患难，但在易经的64卦的背景中，解卦之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解除患难，而是特指政府官员（君子）、政府，要为社会为人民解除患难。解卦是政治卦，是讲述政治和政府的原则准则的。

《诗经·国风·魏风·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汾”是汾河，“沮洳”（jùrù具入）是水边低湿的地方，“莫”是野菜，藚（xù序）是药材。采莫、采桑、采藚都是指农业劳动，可以指代农业。公路、公行、公族都是官职名称，为“公”做事的人。

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毛诗序》云：“《汾沮洳》，刺俭也。其君子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说的有些接近，但是依然很模糊。诸如其他的解释都是附会和臆断。这首诗的意思与解卦的“负且乘”同义，也是讽刺和反对“与民争业”。显然，在周初的魏国，政府官员直接经营农业或其他产业的风气很严重。

这首诗太美太诗意了，以致后人已经很难看出，这是一首政治史，是在讲述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在反对违反政治原则的官员行为，揭发官员们的渎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三代及尧舜时期，中国的政治的确如诗。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就是农民，当了官还是很难改变农民的习惯。

现代人可能会误以为“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只是单纯的、理想式一种政治理念，或官员的道德规范。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政治理念政治道德是由严格而坚实的制度基础做保障的，这个制度基础就是以“井田制”为中心的土地、财政制度。

在古代，最主要的产业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三代”将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贯彻到土地和财政制度上，设计出了“井田制”。在井田制中，把全部耕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私田，占9/10，剩余的1/10是公田。私田平均分配给农民，除不能买卖外，农民对私田的耕作经营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而且不用交税。

《春秋·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就是开始对本来不征税的私田征税。因此，《春秋》刺之，儒家非之。

公田名义是属于公的（公侯），即属于政府，但是，公并不能参与土地的耕种和经营。公田的耕作是由农民集体完成的，但是收成要全部上交给公。因此，公田的收成实际就是一种税收，税率相当于1/10。

尽管公田的收入实质上是税收，但是，却是一种很委婉的税收，反映三代时期政府对农民的充分尊重。税收是直接从属于老百姓的收成中拿走一部分，但是，“三代”时期的政府是非常淳朴的，他们认为这么做，没有道理，没有人情。而公田的名义所有人是公，收成也本应该属于公，只是借助农民的劳动帮忙种一下而已。因此，公田也叫籍田，“籍”就是借助的意思。这种税收方式也叫“籍”或“助”，即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

 这样一来，包括天子在内的公侯贵族们，即政府官员们，实际上是不拥有任何土地的，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税收，即上面公仪休所言的“食禄”。在官员们获得食禄权力的同时，他们直接经营农业以及其他任何产业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勒令他们“不与民争业”。经营农业以及其他产业的权力仅仅属于农民，或者属于人民。

于是乎，政治家、官员不能经营产业就中国一条基本的政治准则。即便是秦汉以后，政府的形态发生了剧变，由三代的松散联盟式政府变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这条政治准则并未被动摇。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年的皇权政府被推翻，直至新中国的成立，这条政治准则依然坚实存在。

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曾严查干部家属子女经商的问题。不仅不允许干部去经商，甚至连家属子女也不允许。当前很过高官的倒台与其儿子们经商有相当关系，“商人谋权”、“官商勾结”是当前反腐的重要指向。

西方的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历史以来，他们的政府官员不仅直接经营产业，而且是产业的垄断者、寡头。中世纪，他们的土地被包括国王在内的极少数贵族完全瓜分，国王就是最大的地主，而广大的农民则没有任何土地。政府官员不仅直接拥有产业，而且往往是大产业者，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改变。譬如刚刚被选上总统的美国总统就是一个大地产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人以前从无从政经验。美国不仅仅是“官商勾结”的问题，而是彻底的“官商合一”。

请问，宪政最发达的美国，如何真正限制特朗普私产与总统公权的实际交差和联结？能在形式上限制，能在实际上限制吗？事实上，特朗普的上位与其个人财富实力本来就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早在4000年前就解决的问题，而却在当今世界被称为民主最发达、宪政最发达的美国仍然肆意泛滥。中国在4000年前已经做到公私分明，切断了公权与私产之间的联结，而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至今公私混杂，私产与公权之间联系紧密。

三

当中国严禁政治家从事任何产业后，实际上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一个新的专业，就是政治业，政治成分社会分工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自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国就实现了政治的专业化，政治家只能从事政治业，而不能从事政治业之外的其他任何产业。

在至今的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唯有中国的政治是专业化的，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现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专业化的。非专业化即是业余化，都是业余政治，或者兼职政治，因为在政治之外，他们的政治家们往往是大富豪，还拥有其他产业。最典型的业余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一提到分工，经典的表述就是“士、农、工、商”，“士”就是政治业，政治业不仅是一个专业，而且排在各大专业之首。

在人类所有的传世文献中，关于对分工的论述，数《孟子》最早。不像2000年之后的亚当·斯密论分工，是为了论述市场的力量和市场的必要性，《孟子》论分工，是为了论述政治分工的必要性，论述政治专业化的必要性。

下面是孟子关于政治专业化的论述。

《孟子·滕文公上》：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百家之农家）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并）饔飧（做早饭晚饭）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剥削）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许行）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种的麻做成的）。”“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蚕丝）。”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饭），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诸其宫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惫）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两段，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论述政治（治天下、劳心）专业化的必要性，论述政治是专业分工。

《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市场交易），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从你这里获得收入）。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士是与梓、匠、轮、舆一样，是一个独立行业，只不过提供的服务是‘仁义’）

《孟子·尽心上》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以上两段，是论述政治作为一个专业，应该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是道义、仁义。

既然政治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那么政治就是政治专业之内的事。所以，在《曹刿论战》中，“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参与）焉？”“肉食者”即官员、政治家，战争是属于政治专业的问题，“乡人”的观点代表对政治领域的专业尊重，非专业的人最好不要过问。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是基于专业政治思维。“位”即官员之位，政治之位，不在其位，就是不在政治专业。

也就是说，随着政治专业化的出现，中国也随之建立了普遍的政治专业化的认知和思维。在老舍的《茶馆》中，茶馆的老板挂出了一个告示“莫谈国事”。包括老舍本人在内现代人，都认为此举是政治高压的产物，政府暴政的体现。尽管当时的北洋和民国政府的确存在暴政，但是，“莫谈国事”是历史以来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基本态度，即便没有暴政，他们也一样不愿多谈，因为国事是政治专业的问题，是政治家的事。

东林书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现在一般把这幅对联理解为东林党人思想进步的表现，他们积极的关心和讨论国家大事。而事实上，这是与中国固有的政治专业化思维相违背的，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相违背的。最终东林党人的覆灭固然与明廷魏忠贤阉党的专制有关，但是，东林党自身以非政治专业的身份，明目张胆去过分干预政治专业内的事，也实为太不明智。东林党自身问题也很大，并不完全值得同情。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政治专业领域而言，或有志于政治专业的人而言。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相对于政府失效，天下无道的非常态情况而言。下面会谈到，在政府失效、天下无道时，农民会自发起义，摧毁旧无道之旧政府，组建有道之新政府。一大批农民会成为新政府的高官，甚至皇帝。

四

在政治专业领域内，最大的问题就是重要政治领导人，包括政府首脑的选拔和任用问题。

也正是因为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实现了政治专业化，中国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对专业的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这也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就是对应于尧舜和三代时期专业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选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则是从仕的仕途问题。

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政府是道义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标是去维护和确保道义在社会中的存在，那么，政府选拔政治人才的标准就是此人的道义水准。有道义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选拔的标准就是“德”。孔子说的“学而优”实际就是“学而德”。

但那时的主要学习方式并非读书，因为在三代，文字化的书那时或者压根尚未出现，或者即便出现了，也并未普及。中国传统文献的大规模文字化和普及，是在战国，甚至西汉的事。尧舜、夏朝时，大规模的语言化文字尚未出现，商时开始有了语言化的甲骨文，但主要用于祭祀敬神，周时文字才慢慢开始日常化。

因此，那时学习主要通过实际生活实践，或口耳相传的历史经典，即“多识前言往行”，所以学习叫“学问”。即便到孔子时代，依然对文字文献的学习并不太重视，他说：“行有余力而学于文”。

但不管怎样，普通人要想从仕，跨入政治专业，必须是有学问的人，道义水平很高的人，有德的人。政府选拔政治人才也是努力寻找这样的人。这样，中国在很早就把官员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禄（《中庸》）。”因此，中国很早也对官员、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们成为道义、德的代名词。这也是后来“高官厚禄”的合理性基础。在“士农工商”四个行业的排序中，“士”也毫无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

即便是经济化已经很严重的当下，中国对官员的尊重程度依然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同时，一个做了官，随着官衔的升高，也会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义意识，道德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也正是当下中国政治依然是道义政治的表现之一。

现代很多人看到中国人如此尊重官员，就说这是官员崇拜，权力崇拜，说是奴性的表现，是劣根性。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人尊重官员的实质是尊重道义道德。历史以来，政治、政治家、官员都是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义道德水准很高的人。

在现在的戏文里常听到“访贤”，豫剧中就一部戏叫《文王访贤》，姜子牙就是文王在渭水河边访到的大贤。在“三代”时期防贤，即向民间寻访是选拔任用政治人才的主要方式。直至唐宋时期，寻访被更为标准化、制度化的科举考试取代。但无论是寻访，还是科举制，实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向民间选拔人才。这意味着政府对民间是开放的，政治人才都是来自民间，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社会的最底层。

很多原本很贫寒的人，因为自己的品行和学问声望，而被直接选中，瞬间改变了命运，也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诸多传奇佳话。譬如，做厨师的伊尹，在渭河钓鱼的姜子牙，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五羖大夫百里奚，西汉因懂《春秋》而被选中并官至丞相的公孙弘，因读书穷到被妻子休掉的朱买臣，最著名的当属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诸葛亮。

孟子被选入中学课本的那段话，想必人人皆知：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历史上的诸多杰出政治人物，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经受过苦难生活的磨砺，也正是因为这些磨砺让他们具备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第二层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所以他们能够被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中，进入专业政治领域，成为专业和杰出的政治人才。

那么从具备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到专业政治人才中间还是有一个连接的，这个连接就是政府的政治人才选拔程序，即寻访。但是，孟子却把政府的选拔程序忽略了，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具备足够的道义道德水准，就一定能被选中，踏入专业政治领域，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

如此善于辩论，善于挑刺，对问题具备明察秋毫的洞悉能力的孟子，对政府人才选拔程序直接选择忽略，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历史中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足够有效的。孔子也持同样的观点，上面引述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就说明这一点。

但是，孟子却对他那个时代很多人“骗选”的行为表示不满。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指责的是参选人的惑世骗选行为，并非政府的选择程序自身。

是不是孔孟真的认为“三代”时期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尽善尽美的，也不是，原因在于，自“三代”起，政府的首脑变成成是世袭的，家传的，变成不可选的，而脱离于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之外。

而在尧舜时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脑，也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而被推选出来的，这就是“禅让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禅让制，而对夏以来的“家天下”而耿耿于怀。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拥护暴力革命，支持“汤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论。在“五经”中，有很对对“革命”的理论解释。譬如《尚书》：“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诗经》“帝迁有德”等。总之认为，如果政府首脑偏离的道义，变成无道无德之昏君，就有理由采取暴力将其推翻。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孟子与《五经》是一致的，只是少了神学外衣。作为政府首脑的“君”，之所以为政府首脑，为君，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的道义和道德水准，一旦他失去应有的道义道德，那他就是称其不上政府首脑，称其不上君了，因此他应该由被更有资格的人取而代之。而在世袭制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暴力革命。

因此，暴利革命是对尧舜时期禅让制的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是一种世袭制前提下的政府首脑选择程序。

总之，对于专业政治模式来说，政治人才，包括政府首脑，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根据道义道德的标准，选举出来的。选择的主体是政府，而非政治专业之外的人民。历史以来，这种人才选拔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可的。

相反，在现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人才是由政治领域之外的人民选举的，选择的标准只能是一时的民意，甚至是民众一时的兴起，而缺乏更深厚更稳定的道义道德标准。于是连电影明星这些娱乐人物，这些中国传统中的“戏子”们都可以被选做总统、州长，连大富豪们，中国传统中的豪强们，也可被选做州长、总统。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以来的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出的人才，更由于由民主的选票程序所选的人才更优秀，更有道义道德。政治是一个专业，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是政治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事，也理应由这个专业的内部人士来选拔，而不应该不属于这个专业的人民来选拔。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将政治人才的选拔权交给政府，原因在其政府模式是非专业化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专业界限，导致两者都是不独立的，政府不政府，人民不人民。

在专业化政治模式中，把本属于专业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直接交给人民，那是政府的失职，是对人民的不尊重，是扰民。

 五

政治专业化的实质是，在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双方谨守界限，无不干预，但其重点是维护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独立，免受政府的干预。因此，在儒家思想中，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  论语

在《资治通鉴》的漫长历史中，一旦社会转好，用的词语往往是，政治“宽简”，政治“清明”，而后是民风反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宽简”、“清明”都是政府不过多干预人民的表现，都是无为而治的表现，也都是政治严守专业界限的表现。

人民严守专业界限，不去过问政治专业内的事，实质上是为他们免去政治事务之烦恼，保障他们更安心的去独立自主地生产和生活。当然，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治专业自身的利益集团化，随着政治官员的利益集团化，高官成为厚禄的代名词，升官与发财合为一体，政治的专业壁垒也就形成了政治、政府与人们的利益壁垒，形成了官官相护和官民对立。

中国历史上的由政治专业化所形成政治利益集团化，与西方社会的“专制政治”、“统治政治”有着本质区别。因为政治专业化后，政治和人民成为两大独立主体，也正是因为这两者成为界限分明的独立主体，也就是出现的政府与人民间的之间互动的问题。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双方互不干涉，但是，双方却一直存在之间的互动渠道和机制，一旦一方出现严重问题，另一方就会站住出来加以制止。这就是涉及到，道义政治的另外一个特征，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直接互动。

但是，在西方社会，由于没有实现政治专业化，政治、政府与人民相互交叉和混杂，各自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主体，政府不独立，人民也不独立，就不存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问题，要么是反过来，人民完全依附于政府、政治家，即贵族领主，这是中世纪的状态，要么是人民象防贼一样去提防政府，这是现在的民主政治的状态。

以上论述了，不与民争业和专业化是道义政治的两大特征。除此之外，道义政治还具备第三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与人民的直接沟通和互动。

尽管，中国专业化的政治模式使得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专业界限，政府和人民均实现了独立。但是，两者之间并非是孤立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保持者密切的专业联系和直接互动的。

在形式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专业联系和直接互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是政治人才的选拔是直接面对人民的；二是政府会直接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研究，针对重大情况，直接决策和干预；三是人民会发动起义，直接组建新的政府。

政治人才的选拔程序是政府和人民直接联系和互动的最重要的基石和纽带，前面已经基于政治专业化的角度介绍很多了，下面仅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角度，补充说明一下。

六

谁最能体会和关心人民的疾苦，谁最能真理了解和理解人民？当然是那些出生成长与人民中间的人，政治人才要从民间选聘，是中国有政府以来贯穿于整个历史的政治准则，无论禅让制的尧舜时代，家天下的三代，还是后来中央集权的秦汉至明清，以及皇权政府崩溃后的民国，更不用说新中国了。

很多人说，秦汉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就是专制政府，此后的中国社会就是专制社会。想想看，一朝廷的人，就皇帝一个是世袭的，代表皇权，其他的人都是直接来自民间，来自人民，皇帝怎么专制？皇帝怎么可能做到对一朝廷的人专制？如果皇帝真的想专政，那他就压根不应该弄那么多来自民间人到自己的朝廷来，而应该什么事都自己来，或让自己家里人来。既然把这么多人弄来了，也就是意味着他无法专政，必须依赖和尊重这些人，否则他一个人压根玩不转。如果他连自己朝廷的内的官员都无法专政，他又怎么可以对人数比朝廷官员多无数倍的全国人民专政呢？

研究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时，有些人太过看皇权与相权之争，认为相权是皇权的重要制衡，看到朱元璋废除了丞相职位，便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政府便从此陷入皇权的专制之中。很大程度上，这是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误导所致。此书有《置相》一篇，专门批评朱元璋罢相，其中开篇的“有明一代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更是被广泛引用，被视作明史的至理名言。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关键并不在丞相的职位和制度，而是面向人民的官员选拔制度。真正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正是这个官员选举制度。从原则上说，这些官员是代表民间的，代表人民的，是人民官员、人民代表。但是，不是简单的民意代表，而是更高级别民意，即道义的代表。他们原则上是应该“从道不从君”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与皇帝一定是相冲突的，相反，原则上应该是一致的，因为皇帝作为政府最高首脑，原则上也应该以道义为执政目标。如果皇帝与大臣同心同德，共同维护和践行道义，那么整个政府就是和谐的道义政府。

但是，现实是，无论是皇权世袭的皇帝，还是来自民间的大臣，都有可能偏离原则，不守道义，而只顾私欲，沉溺声色犬马。任何一方背离道义，双方之间就会出现冲突，并相互制衡。最坏的情况是，皇帝和所有的大臣都偏离道义，整个政府就成为一个私欲的政府。这意味着政治原则彻底失效，人民生灵涂炭，人民起义便会出现。

对皇帝构成制约的，是大臣的整体，而非其中的某一个人。丞相即便权力再大，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能够代表大臣的全体。如果朱元璋真的想专制，他就不应该仅仅废除一个丞相职位，而应该彻底废除向民间选拔官员的制度，或者什么事都自己干，或者把所有的官员都换成朱家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他无法专政。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代表世袭的皇权，而大臣代表民间和人民。但是，明朝的开国之初却是一个特殊情况，朱元璋原来并不是皇帝，他本来也是来自民间，来自人民，而且曾是非常贫穷的农民。这样一来，就拥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新任皇帝，另一个身份是来自的民间、人民的官员。

作为一个非常贫穷，甚至孤苦伶仃的农家子弟，朱元璋对基层农民的疾苦可谓刻骨铭心。农民贫穷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没有地。农民失地的原因是什么？是被有钱有势的人兼并甚至强占了。而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显然并未忘记初心，借助皇权，以高压手段，包括大规模“屠杀功臣”，强令地主豪强交出土地，分给农民。

自“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消失以来，土地兼并就成为中国历史中周期出现的顽疾。土地兼并就意味着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就是最大的不道义，而反土地兼并，就是让广大农民重新拥有土地，就是最大的道义。而在自东汉至今天的中国历史中，有三次反土地兼并最为突出。第一次是北魏和唐朝的均田制，第二次就是朱元璋搞的，第三次是新中国的土地革命，基本上600年一次，

因此，朱元璋废除丞相之职位，并非意在专制，而是意在维护道义。当时的丞相胡惟庸，以及其他的功臣们，登上高位之后，开始私欲膨胀，凌辱百姓，兼并土地，践踏道义。大明江山能够维系300年，全仰仗开国之初，朱元璋所打下的道义基础。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受明末随传教士而来的西方民主政治蛊惑之产物，是中国最早的崇洋派和西化派。一味崇尚权力制衡，崇尚机械的制度，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道义本质缺乏认知，对中国政治的评价，充斥偏见和扭曲。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世袭的皇帝脱离人民，背离道义，而来自民间的大臣则更关心民间，执行道义。

七

中国专业化政治中，政府与民间直接联系和互动的第二个表现是，政府直接到民间调查情况，针对重要事情直接干预。

《五经》中有很多记载，倡导甚至命令包括国君在内的政府官员们，一定要向百姓直接调查情况，征询意见。《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就是割草打柴的人，基层老百姓。《尚书·康诰》：“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意思是，要去广泛地去调查学习以前的殷商先哲圣王是如何施政的。那么向谁调查，显然是向此时殷商的民众。

即便是勇武专断的汉武帝，遇到大事，也必须直接向老百姓征询。当时，汉武帝希望通过国家垄断盐铁来筹集军费，抗击匈奴。但这样的做法是违背“与民争利”之传统的，因此，他召集民间的“文学”、“贤良”们来开会讨论一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会议之一。其会议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就是《盐铁论》。

汉武帝不仅集中式地向民间征询，而且还会就某些问题，单个对民间人士征询意见。被征询者针对汉武帝的问题给出书面回答，这就是“对策”。其中最著名的对策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在“三代”时期，对民间的征询，国君和官员们是要亲自下基层的，“询于刍荛”很画面性地呈现了这一点。那时叫“巡守”（《尚书·尧典》），或“巡狩”（《孟子》）。孟子还专门解释了一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其实，“巡”即“询于刍荛”之“询”。

但是，秦汉，尤其是汉以后，皇帝权威有了质的飞跃，皇帝很少下基层了，而是让基层人来到皇帝的身边。事实上，秦始皇时还保留着下基层的习惯，他登记后，还不停地下基层，不停地巡狩，最后甚至死在巡狩的路上。

后来有出现的“钦差大臣”，全权代表皇帝，去民间调查研究，或直接处理事务。当然，小说电视中常出现的微服私访，也是对巡狩的变形。

新中国依然保留了这一悠久而优良的传统，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高官，都会经常深入到社会进行调研。对下级和基层而言，这种调研的正规叫法是“视察”，这是“巡狩”一词的现代版。

同时，一旦需要，政府会直接决策和行动，对民间事务进行干预和处理。当然，政府决策、行动的标准是道义。

尽管会广泛征求人民意见，但政府的决策和行动却是独立的，同时，人民也会充分尊重政府决策和行动的独立性。但是，在执行政府的过程中，如果不满意，人民也会通过委婉或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针对人民的不满，政府也会及时调整政策。这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互动。互动的双方都是独立的，同时双方也都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性。

下面以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为例，来说明人民与政府的直接联系和互动。

1950年，中国完成了土地改革。上文已经指出，这是自东汉代以来2000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反土地兼并运动，也即均分土地运动。前两次分别是北魏唐初的均田制，和明初朱元璋的均田运动。在这三次中，又属新中国的土改最为彻底。当然，对土改老百姓是绝对欢迎的。

但是，1956年之后，中央又决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了农业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1958），这样，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了，集中到合作社或人民公社。

现在有一些说法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夺。甚至认为，中央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因为中央搞工业化需要原始资金，土地集中后，国家就可以方便地无偿从农村征集粮食，去支持工业化。

事实并非如此，毛主席之所以对农业合作社，尤其是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根本原因还是他对共产主义保持着真诚而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解决中国历史中周期性出现的土地兼并，摆脱“历史周期律”。

同时，更重要的是，推行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过程，是一个政府与人民间良性互动的过程，而非中央单向强迫农民的专制过程。尽管局部也出现过不满情绪，和抵制行为，但是从整体上说，对入社农民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否则这个过程也不会进展的那么快、那么顺利。

同时，对农民的不满和抵制，中央也积极及时回应。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就专门强调要重视农民的利益的问题。后来在针对农民对人民公社的不满上，中央决定扩大自留地，适当放开农副产品市场。

人民公社化不久，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自发分田到户的行为。1960年，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在了解情况后对此表示同情和支持。只是，希望加速推进共产主义建设的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于是中央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两派。但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中央对农民的反应是及时掌握，充分尊重和积极思考的。

尽管，最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保留了人民合作社，但是，还是做了诸多调整，除了上面的说的那些外，还很快地撤销了公共食堂，更强调，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础。生产队其实就是原本世代生活在一起的几十户农民的组合，本来就存在相互合作的习惯和传统。

此后，为坚决推进人民公社，毛泽东进行一场说服农民和官员的思想运动，而且后来这场运动的矛头更是指向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说服也演化成了武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本质依然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起初意图是说服农民，后来转向依赖农民去说服官员，后来演变成批斗官员，批斗走资派，即反对人民公社的人。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文革重政治轻经济的弊端充分呈现，支持分田到户，撤销人民公社的那一方观点很快站了上风。于是农民积极响应，分田到户迅速在全国普及，这就是1980年正式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农业在GDP的份额快速下降。对农民而言，农业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甚至很多农民实际上已经脱离农业，而在城市拥有稳定的收入和产业。这时，他们往往选择把土地转包给别人，或者让人无偿耕种。土地流转的问题开始出现。

面对新的情况中央也积极回应，出台了鼓励农村流转模式创新尝试的政策，但同时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坚定地反对商业资本对农村土地的觊觎。目前，有一批打着西方经济理论旗号的人，以所谓的经济效率为制高点，要求中央放开农村土地市场。

总体来看，新中国以来，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良性互动过程。象在土地上的表现一样，新中国以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良性互动过程。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崛起，创造奇迹的核心所在。

林毅夫教授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去解读中国经济模式，试图用“新结构”来呈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政府的“有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对西方经济理论，林教授的理论无疑更接近中国实情，但是，太机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奥妙之处是，它不是一个静态机械的模式和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沟通和互动过程，一方是政府，一方是人民。

从根本上来说，唯有人民是政府的直接联系和互动对象。同时，联系和互动的标准和原则，更深层的，依然是中国自古就存在的道义，而非当下流行的五花八门的任何理论，学说。即便选中某种当下流行的理论学说，也并不在这种理论学说自身，而在它能暂时地帮助道义的践行。一旦违背道义，这种理论和学说也会被抛弃。

任何现代的学说理论，在中国悠久而深厚的道义面前，显的都是那么稚嫩和浅薄，都需要被道义来检测。中国人常说，要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要中国化。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道义传统，中国化就是道义化。当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道义化。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其实就是道义社会主义。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就是道义市场经济。总之，道义依然在当下的社会深层存在，只不过发生了形变，百姓日用而不知。

八

反观西方，由于他们的政治是非专业化的，政治专业化分工没有出现，他们的政府和人民都不是独立的，因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就无从谈起。

在中世纪，土地被包括国王在内的极少数个人所有，而广大农民则完全没有土地，甚至没有拥有土地的资格，成为农奴，而在生产和生活上依附于贵族和国王，即依附于政府。这样一来，政府与人民是一体的，人民只是政府的附庸。人民没有资格与政府互动，政府也不屑与人民互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政府向人民发号施令。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自十二三世纪以来发生的“圈地运功”。我一直不理解，英国的贵族地主们，怎么可以说圈地就圈地，说把老百姓赶走，就把老百姓赶走。而且更奇怪地是，老百姓还很听话地乖乖地走。在中国的任何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都是不可思议的。包括皇帝在内，没有人敢直接粗暴地，毫无理由地大规模剥夺农民的土地，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老百姓会玩命反抗，一定会爆发农民起义。

 很多年后，花了很多时间，当把西方文明翻个底朝天，弄清其来龙去脉后，我才明白，原来英国的土地实际是属于少数贵族的，农民压根没有拥有土地的资格。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农民缺乏基本的独立生产生活的意识和想法。决定中世纪，以及更早的西方农民没有土地，甚至没有土地资格的，并非奴隶主、农奴主的专制和残暴，而是他们自身缺乏基本的独立意识。

马克思完全搞反了，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英国农民没有土地这一经济基础，根源在他们独立的生产和生活意识缺乏这种上层建筑。英国农民独立意识的缺乏并非来自贵族的剥夺，而是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有，少数几个贵族也绝无可能剥夺，他们会搞农民起义把贵族掀翻，赶跑。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的缺乏，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贵族，贵族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依附。这样贵族和人民的关系就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非专业分工关系。无法出现政治的专业化分工，无法形成政治的独立。也无法出现政府与人民之间相互尊重和良性互动。

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出现，并未使西方文明政治不专业不独立的事实发生根本改变。象中世纪和更早一样，向农奴社会和奴隶社会一样，他们的政治依然是非专业化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依然是混杂在一起，均没有实现专业性的独立。他们很重视市场分工，甚至重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但恰恰忽略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分工和专业化，政治的分工和专业化，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

唯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美国政治领域中的种种怪象。

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不是人民，也非政府，而是制度、民主制度，政府与人民之家也不是直接联系和互动的，他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就是制度。

美国政府的首脑和官员，不会象中国的一样，会经常到人民中间直接调研、视察，人民中间发生了重大事情，他们也不像中国一样，迅速地直接处理，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制度和程序。美国的人民并不尊重政府，而美国的政府也不尊重人民，因为双方都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尊重的是双方之间的中介制度。

所有的制度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所有的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核心，也是人权制度的核心。因此，美国最尊重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权，人权又进一步集中到产权。而产权中，最重要的是各种财产的所有权，即私有权。因此，最终他们最重视最尊重的是财产私有权。把对财产私有权的尊重，视同对人的尊重。

这就是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回事。

一个人养了一条狗，这个狗的所有权是属于人的。要尊重人，就要尊重这条狗，尊重这条狗也就是尊重这个人，因此狗等于人，人等于狗。这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逻辑基础。

在奴隶社会时期的西方文明，奴隶是奴隶主的奴隶，人民是政府的奴隶。在现代社会的西方文明，政府和人民都是制度的奴隶，都是产权的奴隶，都是资产的奴隶，都是狗的奴隶。

当美国搞出复杂繁琐的发达民主制度和产权制度时，他们恰忽略了人本身，既忽略了人民，也忽略了政府，政府也是由人所组成的。也正是因为政府和人民并不直接联系和沟通，互不尊重和信任，导致政府无法独立发挥作用，效率低下。据说一条高铁的建设就要争论十几年。

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制度上，放在财产上，放在狗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就是无比发达的。但是如果把注意力放在人上，西方现代文明就是无比落后的，因为他们重狗轻人，把狗当成人，把人当成狗。

这绝非是一个比喻，因为当今中国就有一些被西方民主思想洗脑的爱狗人士，他们的的确确可以为了狗权而大肆去攻击人，宁愿选择去尊重狗，而不愿去尊重人。

九

最后说一说，在中国的专业政治模式中，人民与政府直接联系和沟通的第三种表现，农民起义。

自夏以来，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农民起义史。现在人民往往把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看成是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这是不对的，商汤阀夏桀，周武讨商纣实际是都是农民起义。商汤更是一个部落首领，部落首领其实就是农民首领。周文周武看起来是诸侯，但那时的诸侯国其实就是稍微正规化点的部落，诸侯本质还是农民领袖。

也就是说，农民起义是应首脑世袭制政府在中国出现而出现的，是世袭制政府的必然伴生物。很多人会把农民起义当成中国历史中非常态的，偶然性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如果把世袭制政府当成中国历史的常态性必然性的东西，那么农民起义就同样也是一个常态的必然的东西。只要世袭制政府存在，农民起义就一定会存在。

不管中国的政治形态具体是什么，世袭也好，禅让也罢，专业化的特征却是一贯的。政府的专业职责就是维护道义在整个社会，整个天下的存在。而人往往会只顾私念私欲，而背离甚至践踏道义，对于一个天生位高权重的人更是如此。因此，世袭制与道义政府存在天然茅盾。一旦，手握最高权力的，且世袭制和终身制的天子皇帝们一一孤行，不服从任何大臣的制约时。道义政治变失效了，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联系和互动便消失了。此时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暴力革命，推翻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农民起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民和政府的联系和互动方式。

在尧舜时代，中国的政府首脑是经由政府内部选举而产生的，即禅让制。但是，自夏世袭制以来，政府首脑变成了家传的，变得不再可以选举选择。一旦道义政府失效，无法通过选举更换政府首脑，来进行调整和矫正，因此就只要暴力推翻这一条路了，通过革命来重新选举更有道义的政府首脑。

既然农民起义也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方式，那么专业政治就是农民起义的前提。没有实现政治的专业化，政府和人民没有出现清晰的专业分工，双方都没有实现专业上的独立，农民起义也就不可能出现。哪怕人民看起来被政府严重压迫和摧残。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在政府之初就实现了政治的专业化，因此，农民起义也唯一地存在于中国历史。当然其他文明的历史中，也有偶然的零星的反抗，但是，与常态性必然性，而且要选择新的政府首脑，组建新的政府的中国农民起义有着本质不同。事实上，在中国之外，所有的文明历史中都未出现过像样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与专业政治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在于人民、个人所固有的道义意识。道义就是民意，就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民意，不仅包括当下民意，而且包括历史的民意，不仅包括本国家本地区的民意，而且包括全天下的民意，即孟子所说的“万世”、“天下”之民意。民意的基础是独立和自由。因此，道义不仅是独立和自由，而且是最高级别的独立和自由。

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中国之外的文明，之所以，没有出现专业政治，没有发生中国式农民起义，原因在于，他们的人民自身缺乏中国所固有的道义意识，缺乏由道义意识所涵盖的独立和自由意识。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文明就是道义文明，中国文明就是随着道义的出现而出现的。以中国文明的标准来看，文明即道义，道义即文明。没有道义，就没有文明，有了道义就是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就是道义人，人的本质属性在道义。因此，孔子说：“人而无礼，焉以为德”。这里的“礼”即道义，“德”就是人的属性。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如果不知道义，就失去了人的属性，就不是人了。《礼记·曲礼》说的更直接：“唯禽兽无礼”。

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里的“礼”、“乐”都是指技术上的礼乐，或外在形式的礼乐。“仁”则是之内在的道义，如果失去了内心在道义，外在形式的礼乐将成为死的躯壳。实际在强调，礼的本质在内在的道义。

孟子更进一步指出，“义内”、“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理义之悦我心，尤刍豢之悦我口”。把人性直接定义为道义，践行道义是人内在的需求，能给人带来内在的满足。

到宋明时期，更简练地说成“性即理”、“心即理”，这里的“理”就是理义、道义，即人心就是道义，人性就是道义。

从文献上追溯，把中国的道义观起源于易经。“元亨利贞”中，“元”即道义、本性，“贞”就是坚守道义，坚守本性。整部易经都是围绕“贞”字展开的，可以说易经就是“贞学”，即道义学、本心学。

《系辞》说的很清楚：“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意思是，无论吉凶，只要你去贞了，去坚守道义、本性了，那么最终一定会胜利，最终的结果都

是吉，即贞是超越和决定吉凶的；天地之所以永恒存在，就是因为它们也是贞的，天地的存在就是天地在坚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