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西方舆论责难，重建文化自信，需要第三次文化革命_风闻

 蔡历 蔡子曰 5月14日

重建文化自信是当前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次疫情也是显示出来。中国在抗疫上做的最好，为全球独一档，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开始逐渐回归正常生产。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为世界积极的提供援助。欧美国家，即以前的发达国家，在疫情面前是不堪一击，只能采取所谓的群体免疫。

在中国的已经战胜疫情的这种前提下，再提群体免疫显然是没有合法性，是得不到支持的，所以英国公开宣称之后马上改口。假如没有中国在，没有中国的先例在，显然群体免疫将是西方国家的标准做法。在他们看来这合法合情合理，很自然很正常。

但是因为中国已经战胜了疫情，导致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不具备合法性。但是对中国的抗议成就不仅不承认，而且在工作做得可以讲非常烂的情况下，而没有任何愧疚。

像美国已经死了8万多人，感染130多万，而且这只是一个报出来的数字，可能实际情况还比这严重的多。他们对这种老百姓大规模失去生命，没有任何的愧疚，而是找借口，推责，然后攻击中国。

在这个情况下，反而出现西方国家集体地、组团地来攻击中国这么一个局面。甚至说很多人会担心发生战争，我倒觉得发生战争是不太可能，因为他们是有心无力，他们即使想打仗，也没有这种力量。在疫情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军事，包括美国的航母军舰都被感染，怎么可能发生战争呢？

所以他们也只能是玩玩嘴炮，这个“新八国联军”也唯有对中国打打舆论战而已。不过，这说明他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是需要被打掉的。

那么他们这种文化的优越感，其实和我们中国自身也有关系，是中国助长和纵容了他们，因为我们自己文化自信的丧失，或者说文化自信的问题没有解决。

其实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明确提出来要文化自信。但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在哪里？在学术，在学术系统、在思想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日本存不存在文化自信的问题，日本肯定不存，为什么呢？

日本和中国在1840年左右同样面对西方侵略，但是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这是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失去文化自信。日本则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什么？是“脱亚入欧”。“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

日本在明治之前也是号称自己是儒家的，因为他们从大化改新，正式接受中国文化，到那个时候也有1000多年了。但是由于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特殊背景，他们对儒家的东西是不可能真正的就抓到精髓，无论是它的制度还是它的学术，都是抓不到精髓，而是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

所以当它遇到西方的时候，就觉得西方文化比中国好，就马上见异思迁，决定与中国彻底决裂，和中国文化决裂，然后进行全盘的彻底的西化，即“脱亚入欧”。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系统地攻击儒家文化、中国文化，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所谓的思想家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其代表人物就被称之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

但是洋务运动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把西方在文化是看成蛮夷，认为西方先进的仅仅是器物，在文化是落后的、蛮夷的。

甲午海战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文化，即“脱亚入欧”文化，开始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主张彻底的西化。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日本过来的，其思想领袖其实都是日本的留学生，鲁迅、陈独秀，包括蔡元培。

但是，即便在新文化运动中，我们并没有像日本一样，一边倒的学习西方。

在新化运动的同时发生了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发生俄罗斯的10月革命。这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判断和选择。

一战让中国再一次看清了西欧的真实面孔。一战一经结束，梁启超就赴西欧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1920年出版《游欧心影录》，批判了科学万能论，对新文化运动中所兴起的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浇了一盆凉水。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迅速成为新的关注点。正如历史教材所讲，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很快被接受，并导致中国出现思想上的分裂，最终导致两大政党出现。

国民党是学日本。其实国民党在基因上就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也是长期生活在日本，国民党的元老和高层大都有日本留学经历，包括汪精卫、蒋介石。

国民党思想路线是日本式，是“脱亚入欧”、“脱中入欧”的路子，当然也是亲西方、亲英美的。这也是目前台湾问题的根源所在。如今台湾在文化上如此的紧跟美国，排斥大陆，不过是国民党原本思想的自然发展。

国民党它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但是我们共产党走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我们没有倒向西方。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立的自然表现，中国与日本不同，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不会盲目跟随任何人。对西方文化，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瞧不上。

即使我们采纳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后来当毛泽东成为领袖之后，我们并没有照搬苏联。我们知道当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什么？“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和王明集团做斗争，根源就是两种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是中国的实际，就是要以中国为本位，而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本位，也不要以苏联为本位。我记得毛泽东批评王明的时候，他这么说，说王明他非常关心别人的事，不关心自己的事。别人的指苏联。

中国学了资本主义，也学共产主义。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最开始都是学资本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后半段开始学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是坚持自己的，我们并没有一边倒地学。

日本就是一边倒的学西方，日本现在不会存在文化自信的问题，因为他只能跟着美国走，台湾也一样。如果当初国民党胜利了，那么现在的中国就是现在的台湾，也不会有文化自信问题。

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现在说5000年的文明对吧？有深厚的文化。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实践，其最内核的文化支撑，依然是中国固有的道义文化、义理文化。因为在学术上，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建立的学术的范式现在还在一直在用。这套以西学为基础的学术系统，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能够看到和理解中国文化。

说到这里，我就要说两次文化革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上实际上发生了两次文化革命。

第一次文化革命开始于辛亥革命，其高潮就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否定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然后要全盘西化。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出现了两种路向，一个走西方的路子，国民党是代表，另外一个走共产主义的路子，以共产党为代表。但是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来自西方的，都是西化。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西化，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比较边缘的。

总之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否定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否定了我们的经学。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当时蔡元培是叫教育总长，就是教育部长。他上任后首先宣布的政令是什么？废止读经，要求不再读经，四书五经不再读了，系统性引入西式的教育。

那么第二次文化革命是什么？第二次文化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时候开始。我们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一种全盘否定，认为是10年浩劫什么的。

文化大革命确实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武斗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我们一定要听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说法，他就对他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他说他这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蒋蒋介石赶到台湾去，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革。

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一定要理解文化大革命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而不能单纯的解读成什么权利之争。以毛主席当时的地位来讲，他考虑的绝对不止权力之争。

我们要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背景。我们一定要知道，文革前夕的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状态。

首先我们和当时的第一大国，美国是决裂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和资本主义要决裂的，所以我们和资本主义阵营是决裂的，没有任何的来往。其次，当时我们和共产主义大国苏联也是决裂的。

为什么与美国、苏联当时的两大超级大国都决裂了，根源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独立意识。

还有一层决裂，在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和自己的传统也是决裂的。

总之，当时我们面临着三重决裂：和美国资本主义是决裂的，和苏联共产主义是决裂的，和自己的历史传统也是决裂的。所以当时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思想体系，来给自己找支撑。这是文革的基本背景。其实文革试图解决的就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希望建立一套独立的学术系统，独立的文化系统。

只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这个任务无法实现，无法实现。但是它里边有些做法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尽管说我们名义上、学术上是隔断了历史，但是当时的很多做法其实是是符合我们历史的，符合我们自身文化的。我举几个例子，因为我们不能详细谈。

第一个是，那个时间对知识、大学不是很重视。文革期间，要么是推荐读大学，要么是干脆不读大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有“又红又专”。我们现在是把这一切看成绝对错误的东西，但是它里面有合理的东西在里面。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公知”问题。现在公知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公知？公知是知识分子，肯定很有知识，对吧？但他们拥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当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鄙视和否定，否定我们的当下，也否定我们的历史。

这次疫情中就有一个代表性的公知事件，就是所谓的作家方方日记事件。这个事件也是标志着就是公知彻底沦为一个贬义词。公知的贬义化，是中国文化自信提升的必然结果。

公知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和西学式的这种学术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学术和教育系统自然产物。

这和毛主席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一回事，也是他们没有做到又“又红又专”。“专”是有知识，“红”表面意思是爱国爱党爱人民，但其实质内涵是中国固有的道义、道德。“又红又专”其实是传统的“义利之辩”的当代红色表达。

红就是义，专就是利，“又红又专”就是孟子说的以义为本，重义轻利。

但是公知却是只专不红，或者说只专太黑，其实就是有利无义，知利不知义，唯利是图，道义泯灭、道德沦丧。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上山下乡。那么现在对上山下乡有一个很低俗的理解就是什么？说在当时经济有问题，城市里养活不了，失业人口太多，我解决你的就业问题，完全就太狭隘了。

毛主席号召青年们上山下乡，绝对不是说是单纯的解决一个失业的问题，这是和毛主席的一个最伟大的设想有关系。

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的基础、基石在基层，所以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注意，上山下乡的目的是接受再教育。其实这个和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一致的。

我们传统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礼失求诸野，就说上层的没有礼，出了问题，就要向下层来求助，向下层学习。《诗经》也有句话叫“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就是割草打柴的人，是基层的劳动人民。“询于刍荛”就是向基层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

我们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是向民间选拔官员，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过程。开始是举荐，后来就发展成一个制度叫科举制，科举制就是像民间选拔的。

毛主席之前和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讨论，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都不长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主席就讲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靠来自劳动人民的监督。

他其实想打造一个和基层要有密切交流和互动的社会形态、治理形态。包括他提“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时的上山下乡和我们固有的文化是相相符合的。基本前提是，认为知识的来源在基层，这是和西方的知识观是相反的。西方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一定是来源于上层，一定是自上而下的。现代认为知识来自大学，来自少数思想家的创造，古代则认为来自神，来自上帝，来自作为上帝使者和代理人的先知、牧师，来自教会。

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就认为真正的知识一定是礼失求诸野的，一定是在民间的，一定是在下层的，而不是在上层。更进一步，知识就是良知，是每一个人生而本有，天然地根植于每一个人的人心之中。

文革的实质就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它里边包含着有对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果，即西式学术革命的成分，比如说大学的问题。其实就是来希望能够对这套学术系统进行革命，只是说没有成功而已。

我们现在要重建文化自信，就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学术系统，而摆脱这种学术上对西方的依附、追随。西方之所以可以在抗疫做的一塌糊涂，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已经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中国，而拥有迷之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确实对西方是跟随的。

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西方的跟随者，是所谓的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既然你是朝着他的方向走的，他就是你的目标了。当然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的来指责你了，对吧？

所以中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第三次文化革命，来开发出一套以中国历史为基础、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新的学术系统。必须解决这个事情，必须把毛主席没有解决的事情给解决了。

我们要真正的去摆脱国外的指责，然后建立文化自信，必须需要一场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三次文化革命的核心就是学术革命。具体怎么做，我们可以以后接着讲。我今天只是来说一说，我们中国近代史已经发生了两次文化革命，而我们现在急需要第三次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