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乐队：后黄金时代_风闻

采访：老月亮

作者：老月亮

一个关于《Song F》歌名的解释是：这首歌的全称是“Song of Four Seasons”，四季歌的意思，但主唱彭坦觉得这个名字太平凡了，于是把四季折叠成了“F”。

如果岁月也可以折叠起来，那么沿着2000年对折，达达乐队四人现在的人生差不多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武汉的，潮湿、松软，总是红和蓝的少年时代，一半是北京的，“那些迷惘的残酷但是伟大的”，他们吟唱过的“黄金时代”。

掀起前半段人生的一角，彭坦和贝斯手魏飞总是会看到那片水果湖。

在湖边居住，在湖边上学，彭坦总是骑着一辆单车在湖边穿行，他的记忆里有一张关于水果湖的地图，路过的地方，同行的人，至今还清晰地印在上面，这张地图会随着四季轮替：

夏天的水果湖阳光晃眼，把戏水的人们照得亮晶晶的；春秋的水果湖荡漾着柔情，有很多散步、恋爱的人与他错身；到了冬天，靠近岸边的地方都封冻了，只有他划过静止的世界……相对于大部分南方城市来说，武汉可以唱出一首分明的四季歌。

魏飞真正认识彭坦时，两人已经在水果湖中学的同一个班上念完初一了。那时彭坦个子小小的，不太起眼，跟魏飞一样不太爱说话，直到他们无意中聊起小虎队、草蜢和高明骏，才慢慢熟络起来，港台音乐风行的时期，为了跟上时尚潮流，彭坦还学过霹雳舞。

如果不是摇滚乐，这段友谊很可能中止在中学毕业的那个夏天，而那一年恰好是1994年，魔岩三杰的神话将摇滚乐的风从北京吹向了武汉，把一张崔健的《解决》推到了彭坦手里——没有流行音乐的骚柔，主题不再是青春爱恋，彭坦第一次感受到了躁动，他想做点刺激的事，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魏飞留在水果湖上高中，彭坦去了一个书画学院学美术，他们的交集只剩下摇滚乐，而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小小的共同体了。不好好上学的彭坦没事就往水果湖中学跑，蹲在学校门口等魏飞下课，魏飞家离学校很近，每次他们都会反方向绕着学校走一大圈，到街心花园去坐着聊天、打游戏、听音乐，直到饭点才回家。

那时的武汉只有教古典吉他的老师，他们看不上，觉得不够酷、不够摇滚，买了吉他自己摸索，混入了武昌的滚青圈，大家经常碰头，互相传授新学的和弦，通过打口带和录像带确认自己对“乐队”的认识。

魏飞和彭坦第一次组的乐队叫“人异”，最多的时候有八个成员，除了三个主唱外大部分都是吉他手，在贝斯手紧缺的情况下，魏飞开始学起了贝斯。

人异后来分裂成了三个乐队，一个玩重金属，一个玩朋克，还有一个就是最初的达达。彭坦一开始是拿起吉他承载表达，无意识地创作，后来越来越当真了，“就觉得自己在做很了不起的事”。

除了魏飞，达达的成员来来去去，大都嫌弃达达不够燥，后来遇到了“武汉两大鼓手”之一的张明，以编曲见长的吉他手吴涛，直到1999年，达达的成员才稳定下来。

没有livehouse、场馆，那时的乐队都是自己在酒吧和大学找机会演出。

吴涛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演出，达达和其他几支乐队在武汉周边的城市应城找到了一个珍贵的可以演出的小广场，大家热血沸腾，拖着自己全部的设备，弄了一辆面包车就往应城开。当地人完全不知道“乐队”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听过摇滚乐，全都带着接触新音乐好奇与兴奋，反响出奇的好。

提及这段在地的时间，没有人会说到经济收入、行业发展，因为几乎没有，那种普及、推新的意义感，也许是支撑九十年代乐手们的动力之一。

“那三四年都在做这么一件事，留下来的回忆都是很快乐的”，彭坦说。

人生的折痕是在第一张专辑《天使》的小样被朋友带往北京时产生的。

一切似乎过于顺利，也过于梦幻了。时任北京华纳唱片董事总经理的许晓峰和音乐总监宋柯在试听完小样之后决定第二天飞到武汉去看达达的演出，在看完演出之后立刻拍板签约，发布仪式地点定在了武汉音乐学院，众所周知地，达达成了内地首支也是唯一一支签约全球五大唱片公司的摇滚乐队。

当时已经在人民防空办公室上班的魏飞没有任何挣扎就辞了职，为了玩摇滚从建筑系退学的鼓手张明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兴奋得三天三夜没睡着觉，性格沉稳的吉他手吴涛觉得这应该是一件正确的事，至少他们跟国外乐队有了某种联系。

而彭坦却有些忐忑，不知道这一步是不是应该迈出去的，彼时，他身上还带着武汉朋克那种混不吝的性子，并不认为签约公司是乐队唯一的出路，甚至有一种被收起来的感觉，“其实像以前那样玩着也挺高兴的”。

而开往北京的火车已经发动了。2001年1月，一张符合唱片工业制作标准的专辑《天使》发行了，这张专辑“最佳摇滚乐队” 等17项音乐大奖，成为当年摇滚唱片销量第一，达达还接下了 IBM、Nokia、M&M’s的广告。

一夜成名的回忆不尽然是相似的。吴涛记得的，是唱片公司堆满的大袋大袋乐迷来信和唱片回执卡，有很多乐迷认认真真写了听后感和寄语，他们会挑一些进行回复，张明收到了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打来的电话，像往常一样去到一家三里屯的音像店时，他被老板一眼认出来了，“一个鼓手都被认出来，这个乐队肯定挺火的”，彭坦会想起那些演出和颁奖礼，更多想起的是“混乱”。

现在看一些音乐节的演出，魏飞总会暗暗感慨，这些设备和场地对乐队来说真是太好了。彭坦所说的“混乱”，包括去到演出地点发现没有鼓，没有音箱，甚至连话筒也是坏的，不演就没有办法生活，只能放磁带假唱。

“很多演出不是我想的那样，全力以赴去做就能做好的，大家那时候对乐队和音乐的认识也不一样，有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没有意义吧。”彭坦说。

再谈起当年的失落，彭坦无意描述音乐环境的糟糕，抑或是摇滚乐与主流的隔阂，客观地说，在那一代音乐人都经历过的简陋与挫败中，能遇到许晓峰这样从自己的年薪中拿出五十万投进专辑里的老板，达达的运气已经非常好了。

只是对于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北上的生活并不像录像带中放映的那样，带着狂放与不羁，在欢呼与跳跃中歌唱，销量和广告的压力、马不停蹄地走穴，和那些荣誉一起压在了他们身上。

“这个事情没什么了不起，和所有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感受是一样的，会有一种理想主义受挫的感觉”，彭坦说，在父母的呵护、单一是非观念的教育下成长出来的人，到社会上都会有一个巨大的错位，会有一段时间的困惑：你在做的事情是为什么？

这样的情绪延续到了第二张专辑《黄金时代》的创作中，与那个“打个哈欠希望明天能够出张专辑 看看你的模样天生就是明星”的武汉青年不同，在《黄金时代》里，彭坦写道：“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最重要的，理想和意义今天已经过时了。”

一边抵御内心的困惑与消极，一边努力想要证明什么，《黄金时代》的创作和制作花了三年。相比荷尔蒙驱动、借以上帝之手的《天使》，第二张专辑多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与理性的斟酌，每一位成员都费尽了心血，但销量却不尽如人意。

而即便是华纳，也扛不住盗版侵袭与互联网时代的滚滚洪流，来自国外和港台的经验在内地无法通行，公司更换了更注重市场化、更务实的高层，彭坦说自己当时“挺傻的”，唱片销量不好，也与他当时不想配合宣传的颓势有关。

失去了许晓峰、宋柯这样的伯乐，达达断了经济来源，此前的生存模式无以为继，乐队有大半年没有接到演出等具体的工作。

2005年的五一期间，彭坦把乐队成员约到了一个咖啡厅，说：“我们解散吧，什么赚钱你们就去做什么吧。”

分开的十四年，也是四个少年向中年慢慢走去的十四年。

魏飞和张明尝试过加入别的乐队，但都没有办法维持生计，魏飞在做彩铃的公司上了几年班，和家人一起开过披萨店，每天去旁边的小区送披萨，2012年之后开始在淘宝上开服装店，每天去动物园上货，拉着小推车大包小包地跑，“养家糊口”，彻底告别了音乐圈。

张明在北京的日子过的很艰难，每天都在与无意义感拉扯，在认识了现在的爱人之后，他在2008年选择了离开北京，回到武汉。

张明离京，是达达成员们最后一次正式的告别，张明把其他成员叫到一起吃饭，依然没有什么悲情和伤感的话，大家都对他表达了祝福，把达达在当时已经极为稀少能拿到的一笔版税，两三千块钱，交给了张明。

彭坦颓了两年之后，终于因为 Supergrass 乐队的一首《Moving》放弃了当快递员、调咖啡的念想，重新捡起了音乐，在他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少年故事》里，制作人一栏署名是“吴涛”。

除了吴涛和彭坦偶尔的合作，这个共同体之间最强健的联结——音乐，断掉了。

年纪渐长，彭坦身上那些偏执、拧巴的成分变少了，有时也会拉着大家出来聚一聚，他们的联系时有时无，更多时候都是在为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奔忙，从年少的内敛到后来的沉稳，互诉衷肠的日子不复存在。

只是时不时的，魏飞会做一个重复的梦，梦里大家围在后台，要开始演出了，他发现自己的弦没调好，紧张得不行，就在《Song F》的第一声要演奏出来时，梦醒了，他会坐在床上发一会儿呆，努力回味那种演出的状态，然后穿起枕边的衣服，投入无穷无尽的、与音乐无关的生活。

再次在武汉相聚时，是2018年初的春节前夕，距离四个人成立达达已近二十年，人生的四分之一。

站在排练室里的四个人有三个已为人父了：彭坦当年被宣传为优质偶像的脸庞爬上了几道皱纹；吴涛还留着长发，但俨然已是中年人的模样；跟梦里的心情一样，魏飞摸弦的手微微有些发抖，他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认真地排练过了；张明满心欢喜，在音乐学校教鼓的他不用因为学生排达达的歌而感到无奈了，音乐一奏起，他就知道，没有人能比他们演得更好。

这是一次真正的重逢，对于音乐人来说，只有拿起乐器，手在同一个节奏上飞扬，才算是真正的碰撞。

这也是一次“蓄谋已久”的重逢，从2016年开始，一个叫做“达达”的微信群就开始活络起来了，魏飞在阿那亚认识了一群玩音乐的朋友，加入了他们的音乐社团，在一个地下音乐空间做一些制作、弹奏的工作，不用做淘宝、卖披萨，竟然能够养活自己了，吴涛不仅是盘尼西林、阿肆等音乐人的制作人，还制作了《何以笙箫默》、《少年派》等热播剧的原声音乐，张明一边做音乐老师，一边玩起了自己的爵士乐队，彭坦也放缓了自己做音乐的脚步。

殊途同归，达达四人的生活都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可以把握一些什么的状态。春晓跟吴涛提过、魏飞跟彭坦提过，老朋友们在不同场合都会问他们：你们都在一块，为什么不玩一些新的音乐？一来二去，开玩笑似的，他们在武汉重逢了。

如果说二十年前，摇滚乐是达达刺向世界、又刺向了自己的武器的话，那么在2018年，武汉的那间排练室里，四个中年人又重新拿起了盾牌，一首再次响起的《节日快乐》，也许不能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荣誉，但足以抵挡些许岁月吹来的风霜。

“在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里，人类生活在神之间，并和神祇们任意来往，整个时代充满了和平与和谐。人类并不需要为了养活自己而辛勤劳动，土地会自己长出食物。

人类可以以年轻的外貌度过漫长的岁月，当时间到了的时候，他们会和平虔诚地接受死亡，他们的灵魂会变成精灵环绕着土地。”

如果摇滚乐也有黄金时代，那么这段话将会被改写成这样：在摇滚乐的黄金时代里，人类生活在摇滚乐手之间，并与乐手们任意来往，整个时代充满爱与和平。音乐人并不需要为了养活自己而奔波，音乐会带来合理的收入。

摇滚乐手可以以年轻的面貌度过漫长的岁月，等到27岁的时候，他们会和平虔诚地接受死亡，他们的灵魂将会永存于作品中，环绕着土地。

严格来说，无论是色彩斑斓的嬉皮年代，还是启发了达达的1994，抑或是彭坦唱那首歌的两千年初，我们都没有迎来过真正的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对于西方痴迷于天才乐手总是在27岁自杀这件事，彭坦想了很多。他说这个传闻来源于一种宗教信仰，人类的灵魂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逐渐消退的过程，因此自己时刻面对着一个问题：

我是否越来越失去某一种生命的活力？

“就像《天使》那张专辑，大家都很精彩，很鲜艳，其实那种感觉是不可能再现的，要再去超越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很折磨的。”彭坦把那种受荷尔蒙驱使的表达欲称之为“原力”，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灵感的东西，“如果我一如既往地急于去表达、去证明，就会失去很多深入捕捉更敏感、更准确的东西的机会，我总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否定自己做出的每一个新的东西，又特别渴望去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达达时隔十五年发行第一首单曲时，彭坦纠结了很久，他担心大家会怎么评价这首歌，怎么看待今天的达达。

想着想着，他又开始批评自己：你也太自恋了，怎么会把一首歌看得这么重要，它除了会让你这么扭捏一下，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彭坦急于摆脱的，不仅是专属于创作者的困境，也是那个凭借一张专辑，就能让摇滚乐打破圈层、一夜风靡的过去。

他很清楚，在这个时代，达达已经很难像2000年一样一下子卖出那么多张唱片、书写历史了，他们拥有了更好的设备、技术和音乐环境，但很多经验又是非常陌生的，如何把握时代，要创作什么样的音乐，达达需要探索的事物与一个新乐队相差无几。

最终，彭坦说服了自己：你要做的是不断地做出新的东西，而不是在一个东西上反复解释。

与新乐队也有所不同的，在宣布重组、签约摩登天空之前，乐队成员们达成了两点共识：首先必须满足的，是达达要做出对得起自己东西，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第二，不要让每个人因为重组乐队，而影响现在的生活了，“第二点很现实，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了，不能因为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而抛弃责任”。

所谓的情感需求，是回想起当年，没有什么遗憾，但总有些憋屈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黄金时代》发行十几年之后，张明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达达的评价，才后知后觉有人这么喜欢《南方》，对这张专辑的封神了，他很开心，嘴边溜出了一句：“早干嘛去了”。

至于“责任”，即拥有稳定的中年，意味着可以抽出身来，做一些年轻时做不到的事，也意味着不能完全抽出身来，像年轻时那样由着性子做事。虽说如此，2019年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达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装修了自己的排练室。

2019年的仙人掌音乐节，达达走上了舞台，这是四人第一次在音乐节上合体，魏飞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就演完了，张明说，自己掉了几滴“鳄鱼眼泪”，连经常演出的彭坦也慌慌张张的，开始瞎跑调了。

还好乐迷们记得的，是彭坦那一句：“大家好，我们是达达乐队，我们是一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

达达的第一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1999》，歌词里有很多意味不明的日期，魏飞2018年在评论区留过言：“纠正一下歌词，错了两个，2002年5月10号(我那年24岁生日)，2058年3月25号(那年彭坦70岁生日)”。

2019年6月6日，魏飞再次打开了这首歌的评论区，回复了8个乐迷：我们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