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乃堆拉山口移交印军尸体及军用物资一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亲历记_风闻

边境自卫反击战亲历记

正义网 2020-06-23 08:51

1967年9月,陆军第11师31团副参谋长马学政在乃堆拉山口指挥所前观察。

1967年9月11日,印度军队从中印边界的乃堆拉山口悍然对我国发动武装入侵,企图一举消灭我军在乃堆拉山口守点分队,或把我军乃堆拉山口守备分队赶走,逐个消灭或击溃我军在中印边界一线的边防部队,进而夺取亚东地区,为达赖叛国集团建立独立的喜玛拉雅王国打开通道。但印度过高地估计了自身实力,把我军“不打第一枪、不主动惹事”的做法看成是软弱可欺。印度军队在乃堆拉山口的武装进攻受到我军边防部队坚决反击,伤亡惨重。印度政府便贼喊捉贼地向我国驻印使馆提出照会,诬蔑我军边防部队向印军发动“进攻”,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为了缓和紧张形势和防止局势变得十分严重,建议双方立即停火,在这个地段的双方部队司令官在乃堆拉山口会谈”。

9月14日。前方指挥所周在明股长打电话给我,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敌人不打炮了,我们也停止打炮。敌人不打枪了,我们也停止打枪。”但是,敌人一直到14日中午才停止炮击,我军即于14日15时停止了炮击。次日上午,印军阵地上的轻武器停止射击,我军随即也停止了射击。

15日19时,我军乃堆拉山口指挥所收到总部电报:“将印军入侵时遗弃在我军阵地上的尸体、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集中起来,通知印军16日12时到山口领取,并拟好移交方案立即上报总部。移交中应指出,这次冲突是印军挑起的,侵略中国不会有好下场。我方代表由马学政副参谋长担任。”

印军用报话机将印军尸体和军用物资清单向其上级汇报。

总部还是第一次直接向乃堆拉山口发电文。陆军第11师31团副团长武斌召集我和2营副营长曾仁德、作训股副股长严长启、6连连长王以相进行研究。武斌副团长说:“印军遗弃在我境内的尸体和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由6连组织一个排和工兵排负责搜集集中,要随时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作训股副股长严长启和孟凡杰干事负责清点造册。马学政副参谋长尽快做好移交方案上报总部。政治处杨学良干事拟一份通知,让印军16日12时来乃堆拉山口领取印军尸体和军用物资,并由孙天晋同志翻译录成印地语,通过我军阵地上的喇叭从今晚开始播放。”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连日来隆隆的炮火声突然停了还有些不适应,会把别的声响误认为是枪炮声,常常闹出笑话。

武斌副团长连续操劳几个昼夜,趁着大家分头去做准备的功夫,披了件大衣就斜靠在掩蔽部的石墙上打着呼噜睡着了。我也是三、四天没有合眼了,很疲惫,可这项向印军移交尸体的任务落在自己的肩上,深感责任重大。团里这么多干部,上级偏偏指定我来担任中方代表,党和领导的信任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丝毫不敢怠慢,反复琢磨着印方接到通知后和移交过程中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应对措施。到了零点,移交方案终于完成,我又斟酌了几遍文字,才叫醒武斌副团长审查签发了。

印军遗弃在我国境内的枪支。

16日早饭前,6连副连长刘继明、杨丕和排长万华全指示3排把一号阵地附近敌人的尸体和武器弹药向山口集中。特务连副连长白恒兴带着工兵排把二号阵地附近的印军尸体和军用物资向山口指定地点集中。指挥所严长启副股长、炮兵参谋许林和、政治处干事孟凡杰和战士们一起清点、摆放、造册、登记。副营长曾仁德组织部队进入阵地进行掩护。早饭后,陆军第11师师长王巨全、副政委魏光中也来到乃堆拉山口,亲自指挥移交工作。师领导对乃堆拉山口部队在这次战斗中英勇顽强、遵守边防政策的表现很满意,与山口指挥员一一握手,又到前沿阵地上看望了战士们,询问了战斗过程。11点30分,我们从指挥所出来向移交地点走去,师长王巨全心里还是担心着移交工作,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绝不能出问题。他右臂搭在我的肩膀上,几乎是搂着我的脖子一同向移交地点走去。师长一边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移交中要提高警惕,防止印军耍阴谋。要抓住机会,谴责印方,指出这次冲突是印度挑起的,中国军队不是好惹的。”后来他在警卫员的陪同下,在现场查看了印军的尸体和军用物资后离开了现场。我观察发现印军从102阵地下来十多个人,打着红十字的白旗,沿公路向山口方向走来,隐蔽在山口西侧的洼地里。从印度境内又开来十多辆小汽车,停在99号阵地的公路上,像是印军的高级官员,他们到达102阵地附近的高地后用望远镜向乃堆拉山口观察。

移交的时间是9月16日北京时间12点。快到约定的时间了,我与印地语翻译孙天晋同志拿着事先写好的移交清单站在边界附近等候,政治处电教组长冯克忍同志带着照相机负责拍摄移交现场的重要场景。1个小时过去了,就是不见印方人员过来,同志们心里都有些焦急。明明看到印军拿着白旗向山口走过来,时间已经过了,怎么就不见他们出现呢?莫非是他们把时间搞错了?还是印军要耍什么阴谋?我对曾仁德副营长说:“为了防止意外,请师首长回指挥所等候。”又过了1个小时,仍不见印方人员踪影。99号阵地的印方高级官员开始纷纷驱车返回,总参作战部的张参谋不断在电话里询问乃堆拉山口的移交情况。14时30分,我想印方没有来一定是把时间规定没有搞清,就将想法向总参张参谋作了汇报,建议派印地语翻译再到阵地上喊话通知对方,后来总部首长同意了。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周恩来总理也在作战部等候。

我令印地语翻译孙天晋到阵地距印军较近处喊话,从100号阵地出来一个印军指挥官,向孙天晋说了一句话便跑步回了阵地。孙天晋回来向我说:“那个印度军官听我喊话后说了句‘对对对!好好好!谢谢你!’便飞快地跑回去了。”又过了几分钟,印军十余人打着白旗,扛着担架,从乃堆拉山口西侧洼地走了出来,他们用手拉起自己在边界上架起的铁丝网,钻了过来,我们立即将这一镜头拍了下来。我和翻译上前几步,对印方人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乃堆拉山口部队代表马学政,你们的代表是哪一位?”印方一位身高不过1.65米,身着风衣,嘴唇冻的发青的军官没精打采地说:“我是印方代表,少校钱克拉。”我没有看见军衔,请他出示。钱克拉用冻僵的手艰难地解开风衣扣子,亮出了他的军衔,果然是个少校。我问钱克拉:“我们从昨晚开始就通知你们,移交时间是今日北京时间12点,你们为什么不按时来?”钱克拉自知来迟还想狡辩,说什么“我们执行的是新德里时间,另外也是等你们再传叫。”我以顺利达成移交为原则,不再追究来迟原因,立即拿出那份中文、印地文写好的清单,对钱克拉说:“这是你们于1967年9月11日侵入中国境内进攻时遗弃在中国境内的人员尸体、武器装备清单。”指着摆在现场的实物对钱克拉说道:“请清点。”钱克拉接过清单看了一会儿,又用报话机向他的上司读了一遍清单这才决定接收。

中方代表要求印方代表钱克拉少校在移交印军尸体体和军用物资清单上签字,印方代表借故没笔不签字。

见印方准备接收,我便要求钱克拉少校在清单上签字。身为印方代表的钱克拉少校竟没有带笔,要求借我手上的钢笔用一下。我心想,你们印方代表来领尸连支笔都不带,竟然开口向我们借,太有损“大印度帝国”尊严了。中国人的笔不是随便就能借的。我决定不借给他,说:“我们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借的!”钱克拉无奈,便在他们随行人员中找笔。有一个大个子士官从他的衣袋里掏出半截铅笔递给了钱克拉,钱克拉拿了铅笔就准备签字。我们办公文都是用墨笔、钢笔签字,哪里有用铅笔的道理?何况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接,绝不能用铅笔签名。我便对印方代表摆着手说:“这个签字是不能用铅笔的,必须用自来水笔!”过了几分钟,钱克拉从铁丝网外面一个印军身上找来一支自来水笔,但是软软的清单又不好写字,钱克拉急得抓耳挠腮。他的一个随从卸下头上的钢盔当桌子,钱克拉终于能签字了,写了几下,笔不出水,急得他又是甩笔,又是吐口水,好不容易在两张清单上签上了他的名字,真是出够了洋相。我们及时拍下了当时的镜头,后来还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

印方代表钱克拉少校在清点完印军尸体和枪支弹药后,在移交清上签名确认。清单用中印两国文字注明:“在1967年9月11日印度军队越入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挑衅时,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尸体及军用物资”。

这是我人民解放军西藏边防部队向印方移方移交的印军尸体和军用物资清单。印方代表钱克拉在清单上签名认领。

待印方代表签字后,我也在两张清单上签上了“马学政”三个字,并让印方人员搬运尸体和物资。十几个印军忙着搬运尸体和物资时,钱克拉只是呆呆地站着看。我借此机会对钱克拉说:“这次武装入侵事件完全是印度军队一手挑起的。”孙天晋同志翻译后,钱克拉频频点头:“是是是。”接着我严正申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侵犯别人,但也绝不允许别人侵犯我们一寸土地。”钱克拉又是回答:“是是是。”我指出:“你们不要把中国军队的克制和忍让当作软弱可欺。”钱克拉还是回答:“是是是。”我见钱克拉老是这么回答,心想这些印度军官只是完成上司交给的差事,顺顺利利交差完事,哪管你如何谴责他呢!明天他的上司叫他来挑衅,他可能还是会来挑衅的。我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中国军队不是好惹的,侵略中国绝没有好下场!”钱克拉看了一下中国代表的脸,还是说:“是是是。”

这时,印军把尸体和军用物资都搬出了界外,从边界开来一辆卡车装上了尸体和物资,离开了乃堆拉山口。

1968年,在重修的乃堆拉指挥所前与战友合影。后排左一为陆军第11师31团2营副营长徐世明,中为31团副参谋长马学政,右一为译电员,前排左一为警卫员李锡福。

这次印军发动的武装入侵,以其代表在我移交清单上签字,承认侵略,认领尸体而告终。事后,我有关部门从印军向其上司报告中得知:印军伤亡607人。我军在这次自卫还击战斗中以少胜多,英勇顽强,重振了国威军威,有力地配合了党和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斗争,我军伤亡123人。

(作者:马学政,1935年出生,陕西富平人。1950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同年调入陆军第11师工作。1963年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毕业后回11师31团任作训股长、副参谋长。1973年任31团参谋长,1976年因病内调陕西富平县人武部,198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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