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慧坚：评何新的金融决定论_风闻

叶慧坚：评何新的金融决定论

何新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金融。他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兴起，一开始就犹太金融势力（如共济会）推动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在于，金融资本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这是整个资本主义金字塔体系的顶尖；然后，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金融资本不断控制经济运行、变革经济形态，推动整个经济走向金融化。

在何新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个高度统摄性的论点，他称之为“金融决定论”。其要义是：在市场经济中，决定价格的不是供求，而是资本；同样，决定利益分配（资源配置）的也不是效率，而是资本；而金融资本，是资本的最高级的形态，因此具有最终极的决定力。

这一立论非同小可，是何新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一贯的也更为根本的批判。这个论点是针对着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市场经济中，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决定资源配资（分配），即所谓“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供求均衡，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达到最公平最高效。

在这样的神话中，市场是自身完美的，是自由正义的化身，是应该任其自行而不可擅加干预的。

何新直击其根本：这只所谓“看不见的手”明明就是“看得见的”资本之手。既然如此，价格就是由资本之手所操控的，资源就是由资本之手来配置的，最终利益是由资本之手来分配的。

何新说：

【“供求规律从属于看得见的资本之手。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规律是资本分配的定律，即按货币资本量规模进行分配这一铁的资本定律。”】

新自由主义无非是假装看不见这只资本之手，把这资本之手化装成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然后忽悠大家都看不见，都接受它的操控。

一、重要的不是供求决定价格，而是资本决定供求何新阐明，在所谓的决定价格的“供求”中，这个“求”，其实并不是指绝对的“需要”，实质上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是有货币支持的需求，“有钱才有购买力才有市场需求”，没有货币支持，根本不足以形成真正有效的需求，也就没有所谓的“供求”。所以“供求”对价格的决定力，最后是要落实到货币之上的。即便还可以说是供求决定价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供求？是货币。所以，归根到底是货币决定价格。货币既有如此功效，那么这一点本身就可以成为需求，可以用货币去炮制价格。只要大量增加购买，等于就是扩大了需求，扩大了需求就能够抬升价格，即炮制出新的价格。这个新的价格有什么用？只要以这个新的价格卖出，就能够收回一个比买入时付出的更大的货币额。这就是典型的金融游戏，货币的自我增殖，即钱生钱。这个过程中，货币变成资本，而且是金融资本。

面对这个过程，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是可以宣称是供求决定价格，但是这里的“供求”显然已经超越了原来意义上的供求（即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的供求），这个供求再也不是客观的“看不见的手”，而是金融资本可以主观操纵的手。这就是何新专门分析过的“炒”，金融资本通过操纵供求而操纵价格，实现贱买贵卖或贵卖贱买，从而实现货币增殖。

在这里面，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混同两种需求，一种是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需求，一种是对商品进行价格炒作的需求。前一种是对于商品的真实需求，是社会普遍认为合理的需求，而后一种则不然。正如“房住不炒”，“住”是合理需求，“炒”是不合理需求。经济学家混同两种需求，就是要为“炒”的需求披上合理化外衣，以放任金融资本的炒作。

所以，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价格是不是由供求决定，而在于，供求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炒制的。所以，真正重要的事实，不是供求决定价格，而是金融资本可以决定供求。供求决定价格，也对，但更对的是，金融资本可以操控乃至决定供求，从而再决定价格。金融资本规模越大，在总的购买力中占比越大，它的决定力也就越大。

所以，何新的“资本决定价格”论，可以包含“供求决定价格”论，但又在更高层面否定它。因为供求本身不是自主的决定者，它还会被资本决定，所以它没有真正的决定权，它不是价格的真正决定者。资本才是自主的决定者，也才是价格的真正决定者。这是既包含又否定，是对主流经济学一种理论上的“降维打击”。

这也是一种批判论。何新指出，在上述资本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资本获得了增殖，但是却并没有任何新的财富创造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只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这里，资本获得的增殖，归根到底是从商品的真实需求者那里剥夺来的。而且，这个过程会在循环中自我强化。资本越是在增殖中膨胀，就越有能力操控价格，而越有能力操控价格，也就越能够加速地膨胀；反映在另一方，真实需求者不断遭受掠夺，其购买力会相对地萎缩，这又会相对地增强资本对价格的决定力。

主流经济学家或许还可以辩解说，从“长期”平均看价格最终还是真实的供求决定的，资本操纵的价格只是“短期”波动。但哪怕是这样，资本已经从这种价格波动中掠取了暴利，这才是更重要的事实。而且，任何“长期”都是由“短期”组成的，如果资本一直能决定“短期”波动，那不就是也能“长期”地决定价格吗？假设某商品真实供求不变，一种情况是价格今年涨50明年跌50，另一种情况是两年价格不变，两种情况从平均看是一样的，但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前一种情况就是资本在操纵价格，从中牟利。

二、财富不是按创造量分配，而是按资本量分配资本操纵价格是为了追求货币增殖，追求货币增殖就是为了扩大财富分配权。因为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对应实物财富的抽象价值，是对于财富的普遍索取权，是经济中的最高权力。掌握了货币就是掌握了普遍财富，而且掌握货币要比掌握任何一种特殊的财富更有效力。掌握了多大的货币份额，对应地也就掌握了多大的财富份额。所以资本决定价格的过程，也就是资本决定货币流向，从而决定财富分配的过程。资本量越大，就越是如此，也越能如此。

而金融资本，首要的能力就在于能它最高效地形成大的资本量。“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通融。金融资本能够通过信用手段，而把他人的货币汇集到自己手中，即集资，从而形成和掌控前所未有的大资本，这也是通过金融杠杆指数化地放大自己的资本掌控量。货币是最具流通性的商品，货币的本质又是信用，通过信用而实现货币的汇流聚集，这是经济生活中最高效的资源汇集方式，这也是只有金融资本才能够做到的。换而言之，如何新所说“货币的真正本质，其实是一种广义的债券”，既然如此，那么债券也可以成为货币，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创造债务来创造货币，这也正是金融资本能够成倍放大自身资本量的奥秘所在。何新还指出“当代所谓金融创新，无一不是利用金融信用的资本放大作用”。

资本具有强烈的规模效应，只有达到一定规模，资金才成为资本，才能具有资本功能；而且规模越大，资本属性越强，功能越强。面对大事业、大项目，小资本不成为资本，只有大资本才是真资本，才有能力运营，才有能力增殖。所以大资本就具有稀缺性、垄断性，因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何新指出，近代西方的大航海、工业革命等都是在犹太金融资本的投资下才得以发动的，从而开辟了全球大市场、开创了机器大生产，为资本增殖打开了新天地。

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本控制了货币的供求。货币是经济中的最高权力，掌握了这一权力，也就对所有经济主体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可以通过断供进行扼杀，也可以通过特供进行扶持。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必然会压倒实业资本，通过债权、股权等实施控制，使之成为供奶的母牛。这就是何新说的“制造业与流通业成为金融信用（虚拟）资本的附庸”。

同样，金融资本也控制了货币本身的价格，即货币使用的价格。整个金融市场其实都是对货币本身进行各种形式的买卖，也就是进行各种价格操控，通过贱买贵卖或贵买贱买，每一次买卖都能为金融资本带来货币增殖。这就是何新说的“在资本信用市场中，资金本身形成价格并无限膨胀”。在这里，“按资分配”更加直接而明显。

在这里，货币增殖、价值增值完全脱离了实物财富的生产流通，好像是自行增殖的，好像自娱自乐。何新说：

【“在发达的货币经济中，货币利得不一定必须通过实物生产获得。在货币市场上，钱可以生钱。”】

但尽管如此，社会财富还是要按货币，即按“抽象价值”的份额进行分配的。资本可以在某个与实际生产毫无关系的金融市场上，通过一顿操作而不知不觉地获得生产者辛苦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一大块份额。何新说：

【“股票证券等资金市场，提供了以资金进（多）出（少）作为直接杠杆操控资本供求，控制资本价格，从而超越生产制作和商品流通的间接资本运营，而直接以资金市场套取超越产业平均利润率巨额利润的新空间。”】

金融资本占社会资本比重越大，这个效应就越显著。

何新指出，货币代表的抽象价值具有可以无限自我增殖的趋势，这是资本经济与实物经济的根本区别。实物产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会被消耗掉，这时实物经济也就结束一个周期，达到自身目的；但是抽象价值却并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耗掉，反而是获得增殖，而这种抽象增殖才是资本经济要追求的目标，即资本增殖，然后并没有结束，而是马上再开始下一轮循环，进行更大的增殖。何新说：

【“虽然实物在经济运动中已经被消费过程所消耗掉，但资本运动却并非终结——抽象价值在实物之流转中传递以及继续在增殖。”】

这个抽象价值增殖过程可以实物经济为载体，也可以超脱任何实物载体，而自动实现。而且，越是超脱实物载体，也就越是摆脱了束缚，能够实现更自由更迅猛的增殖，这是金融资本的能耐。毕竟，实物生产要创造价值，而金融活动只是分配价值，通过分配价值来实现增殖，要比通过创造价值来实现增殖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一个要受物理规律限制，另一个只是虚拟数字游戏。

何新说：

【“在新经济时代，货币资本现出原形，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绝对支配力量。资本市场成为第一市场。其市场总量远远超过第一商品（实物）市场。同时，实物商品市场虚拟化形成‘信用性期货市场’。资本可以不通过流通及制造业直接从资本市场摄取超额利润，甚至通过这一市场重新分配第一市场的利润。”】

这又会造成一个趋势，更多资本会从实体经济领域退出，而涌向金融领域，去寻求更高的资本利润，导致经济脱实向虚；而这又会增强金融资本的相对力量，及其对整个经济的决定力。尽管实体经济会萎缩，甚至导致社会财富总额的减少，但是资本金融化、金融资本对货币增殖的追逐仍会不亦乐乎，因为在此形势下，只能是以此去争夺更大的财富份额，这仍然要比以实物生产获得增殖有效率得多。整个经济从而走向一个死结。

三、金融决定论是经济规律，但不是价值正义何新的“金融决定论”只是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种真实的规律，而不是在价值上赞同这种规律。恰恰相反，他是要对之进行批判的。而这个规律也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要进行掩盖甚至美化的。何新一贯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批判它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以及对这种规律的放任。他认为，放任这种规律，必然会放任资本的掠夺，放任两极分化，践踏公平正义，引发危机和灾难。他认为，食利阶层的兴起和金融资本寡头的坐大，是导致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问题，如经济脱实向虚、社会两极分化的重大根源。所以，他揭露这一点，就是要主张，对市场经济要有管理有干预，对金融资本要有限制有约束。谁来做这些？只能是国家机器、上层建筑。何新疾呼：

【“国家主权承担着制约内外炒家，捍卫民族整体经济利益，保护社会中弱者和百姓利益的天然责任。”】

这就是新国家主义的路向。

何新对金融资本的批判，也是在更深层面对私有制的批判。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经济主体来看，这也是一个公共主体，这个主体是不会把资本（货币）本身的增殖当成最高追求的，而只会把实物财富的增长作为最高追求的。货币只是实物财富对应的虚拟价值，一人有1万元的实物，另一人有1万元的货币，从个人说，他们分别有1万元财富，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2万元的财富，而只有1万元的实物财富。对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实物财富既定，货币即便增加10倍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也只能对应既定的实物财富；货币只是作为对内部的商品交换、资源配置才是有意义的。是的，货币对于社会内部的私人来说却是有极大意义的，在实物财富既定的情况下，他增加了货币拥有量，也就是增加了他对实物财富的分配份额；他的货币份额增加10倍，他的财富份额也就会增加10倍，尽管他可能并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尽管社会财富总量也没有变，但对他个人来说财富是大大增长了。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货币增殖作为最高经济追求。这当然是一种对于私利的追求，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就是以此获得强大动力的。或者说，只有是对私利的追求，才会以资本的无限增殖作为最高追求。所以，何新批判的纯粹利润导向，实际上就是站在社会公利立场上批判私利导向。如果私利的增加以社会财富的增加来实现，那还是合理的，而如果是以社会财富的瓜分来实现，那就是有害的。而金融资本在私利的导向下，一定会以资本无限增值为追求，大肆瓜分社会财富。所以，何新批判的是追逐私利的金融资本。他主张“必须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资本的快速膨胀”，主张“保持国家在金融政策和体制上的主导地位”。也就是主张以公共利益导向来管理金融，那么在这之下的金融资本，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金融资本了，不再以货币增殖为最高追求，而是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又是社会主义的路向。

四、国际金融资本的理想秩序与现实战略何新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金融。他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兴起，一开始就犹太金融势力（如共济会）推动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在于，金融资本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这是整个资本主义金字塔体系的顶尖；然后，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金融资本不断控制经济运行、变革经济形态，推动整个经济走向金融化。

当今，美元是最重要的世界货币，美国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因此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本。何新强调，发行美元的美联储并不是一家政府机构，而是国际金融资本掌握的一家私有银行，甚至作为配套的美国国税局也是如此。所以，实际上不是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美国，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美国”，这里不是国家掌握金融，而是金融掌握国家，不是金融成为国家的工具，而是国家成为金融的工具。

国际金融资本追求私利，追求资本无限增殖，它必定要掠夺和瓜分全世界的财富。何新一直批判的新自由主义，其幕后真正的推手就是这个国际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主张就是要让国际金融资本在全世界不受阻碍地自由横行，自由地操控商品和资产价格，自由地圈钱、掠夺财富。

通过美元债务锁链，美国实际上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拉美和非洲国家。美国欲擒先纵，先以低利率（低价）引诱它们借入美元，再大幅提高利率，同时打压它们的出口品价格，使它们陷入偿债困难，再强迫它们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令其彻底打开城门，“切开血管”。在这里，国际金融资本已经建立了理想的经济秩序。

但是，这种秩序下，金融掠夺必然意味着严重的经济困境，而且这种掠夺对美国来说不但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导致国内实业萎缩，经济空心化，社会两极化。尽管如此，对于国际金融资本来说，这仍然是称心的。唯有认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金融资本的私有性，真正理解其深暗的精英主义。在它看来，大众只是“群氓”乃至“群畜”，为了自身利益，必要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清除“垃圾人口”，以便更彻底地独享地球资源。人口都可以清除，又在乎什么国民经济。所谓“萎缩”、“空心”最多是美国、美国人民的“萎缩”、“空心”，金融资本精英集团可是超越其上，不断扩张其利益和权力的。所以，这次疫情中，美国精英统治集团可以毫不在乎美国人民的病死（这在美国最大的“后院国家”巴西也表现得最明显）。根本就在于其精英是与人民“割席”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利益体。金融资本的终极本质是权力，而且是精英主义的私有权力。何新认为，“权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他分析共济会（国际金融资本精英集团）时指出，共济会要的是“统治”世界。

但国际金融资本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在欧亚大陆，美国遇到了障碍和对手。尽管它以一轮轮金融攻击毁灭了苏东、打瘫了日本、搞乱了中东、洗劫了东南亚、压制了欧元集团等等，但始终还不能整个吞下消化。

国际金融资本的真正障碍和对手是国家力量。欧亚大陆大国林立，国家建制传统深厚。尤其是中国一直捍卫其国家制度，俄罗斯逐渐恢复和强化国家主义，欧陆则努力实现整合。

欧亚大国作为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实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一种威胁。凡不在它控制的，就都是失控的力量，都是对它的威胁。这使它不敢进一步弱化和拆解美国的国家存在，而是要依托美国开展国际权力斗争，也是要以美国的国家实体作为美元的信用支撑，为此还要勉强维持一个国民共同体的“暂时”存在。毕竟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还要支持强化日本、韩国等的国家制度。

权力具有垄断排他性，信用同样如此。美元信用最在乎的不是它本身有多强，而是在于有没有比它更强的；一旦有比它更强的，它的信用就会有弱化的危险。欧亚大国的经济潜力一旦发挥出来，构建自己的国际经济体系，甚至发行扩张自己的世界货币，那么美元就可能被置换、走向没落。

因此，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针对欧亚大国有两层战略目标，一是视为权力威胁而实施打击消灭，二是作为经济资源而进行吞食消化。最终实现在全球范围的绝对统治，构建理想的“新秩序”。（何新揭露共济会的一个计划，把全球人口减到5亿以下，这时所谓的“国民经济”将萎缩成什么样？但这有何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精英能够重返伊甸园，尽享充沛资源、干净环境。）

五、中美的战略博弈和金融斗争从这个视角，能够更好理解中美关系。

中国在以计划经济初步建成自主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之后，选择改革开放，加入世界市场——尽管这个市场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建和控制的，以求得更大发展。而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多轮军政较量无果之后，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战胜中国，即把中国纳入其构建的美元经济体系——尽管这会让中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逐渐以经济金融手段控制和瓦解中国。这是两种战略，两种阳谋。美国对中国是“欲将取之，必先予之”，而中国对美国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谁会赢？

无论如何，中美实现了战略对接。于是“中国经济奇迹”拉开序幕。何新认为，这“奇迹”的根本在于，中国价廉质优的工业品打开了广阔的世界市场，这就解决了中国内部市场不足的问题，过剩的劳动力和产能的潜力爆发出来。这个市场是由美元购买力支持的，出口换回美元使中国能够输入外部资源和技术，解决自身资源、技术不足的问题。最基本的是中国获得作为国际硬通货的美元的购买力支持，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有能力利用全球的资源要素来发展自己。这样中国工业体系能够迅速扩大规模和升级技术。

而对美国来说，中国加入美元体系，中国商品行销全球，实际上也是对美元的一种信用支持。即，美国大量发行的美元能够买到中国的实物商品，消减了美元泡沫，缓解了通胀。同时，中国内部市场的开放，中国经济规模的膨胀，也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巨大投资赢利空间。

当然，在国际金融资本看来，中国经济又是一头大猎物，早想吞而食之。早在1988年，国际金融资本的经济学代言人弗里德曼就来到中国，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第一条就是：“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拆掉国家制度对本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保护，让国际金融资本能够长驱直入，自由横行，席卷财富。当时何新就曾上书反对。弗里德曼的这条建议没有被采纳。

所以在何新看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一方面是开辟国际市场，获得国际硬通货；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国家力量对本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保护，从而对国际金融资本形成有力限制，这也就是他主张的经济国家主义。没有这一点，中国经济不可能实现长达40年的稳定、高速发展。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何新指出，那些遭遇危机的国家并非由于自身制度不良，也不是不够开放自由，而恰恰是因为太过开放自由，使国际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地做局，无阻地发动突袭和洗劫。同时，中国则因为国家制度的保护而岿然不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始终没有达到从经济金融上控制和瓦解中国的既定战略目标。

何新认为，中国的外汇制度，能够把贸易顺差变成国家外汇储备，也就是把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成果掌握在国家手中，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金融杠杆。这样就能够为本国人民币提供信用支持，掌握汇率定价权；与外储增加相应，对内人民币的增发也造成国内“不差钱”的局面，促成了经济繁荣。

尽管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购买中国商品，即通过创造信用获得巨额财富；但是大量美元流到中国，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这等于是自己打出去的“子弹”掌握到别人手中，这些“子弹”也可能被别人拿来打自己。这样对信用的使用也就是对信用的消耗。美元的本质就是债券，但是美国并没有实际的偿还物。所以，美国为了维护美元信用，又要想方设法把这些美元收回去。而中国由于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以及为了外贸经济的持续运转，也有意维护美元信用。于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中国的美元又廉价地回到美国手中。这些美元又可以再用来购买中国商品、投资中国资产，循环往复。何新惊叹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奇妙的经济贸易关系、奇特的金融共生关系。从中，美国获得巨大利益，成为中国经济的吸血寄生虫，但中国经济的运行又需要这寄生虫的分泌物——美元。

既然这样的金融游戏这么好玩，那么必然会越玩越大，美元、美债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何新指出，这种金融游戏其实就是一种超大的集资游戏、庞氏骗局。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先收割一波财富，然后美国又构建一个超级巨大的金融市场，通过债券、股票以及各种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品，通过各种噱头、故事、收益预期，把这些花出去的美元又借回来、骗回来；这也是一个债务滚动膨胀的过程，以新债偿旧债。何新说，“当代美国的服务性金融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大规模的国际集资经济”，“当今美国经济‘超强’实力的真正奥秘，即在于其利用国际信用进行资本操作和套取”。所谓的美国“新经济”，本质就是金融噱头，美国的高科技也是如此，实际上多是烧钱、赔钱的货，重要的是能拿这些概念在金融市场上吸引投资、圈钱，圈到钱后再捣鼓出些新的概念产品，循环往复。这种游戏最后很难不玩砸，即新债补不上旧债，那就会有或大或小的危机。大的危机来了总要救，怎么救？很简单，就是放水，所谓量化宽松，就是开动印钞机创发更多的美元，本质还是用更多的新债来冲旧债。这也是用更大的信用透支来维持信用。随着美国债务不断刷新纪录，这并不是一件乐观的事，单纯从财务看不是已经破产就是必然破产。但事情恰恰不单纯。

信用与权力一样，是要竞争、斗争的。美国的美元信用，在欧亚大陆面临着大国的竞争，至少是潜在的威胁。美国必须维持其独霸地位，这个霸权才是美元最硬的信用基础，然后又以美元信用吸收全球资源来维持霸权。美元说，我不在乎自己的信用有多弱，我只要别人的信用都比我的弱。美元的信用既已十分脆弱，唯霸权能够保证它还是相对最强的。这其实也是国家强力对金融信用的保护！所以，竞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大自己，一种是压制对手。美国的重点则是后一种，即遏制欧亚大陆所有大国的发展，但这要比单纯专注于自己的强大要难得多，战线长得多，支出大得多。所以，美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以绝对的军事优势置他国于不安全中，以达到自己的绝对安全，安全是信用的基础，从而使自己成为资本别无选择的避险地。但这同时造成了天量的财政赤字，即在维持信用的同时又透支了信用。

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同步上升，美国对中国在两个层面上有了迫切性，一是掠夺财富，二是消除竞争威胁。为此美国不断发起金融攻势。小布什、奥巴马时代，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压迫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对此，何新大声疾呼，压迫人民币升值酝酿着一场金融洗劫。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国际游资已经进入中国，变成人民币及其资产，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的对外债务，一旦人民币持续升值，外资手中的人民币也会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的外债上升，这外债是以中国的外汇储备为担保的，最后当外资以大幅升值的人民币来兑取中国的外汇储备，那就是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洗劫。而且，人民币升值也将打击中国出口，从源头上枯竭中国的外汇储备。

美国的真正目标还是要拆掉中国的金融保护制度，剥夺中国的金融主权，掌握中国货币和资产的定价权。何新认为，随着中国在美国忽悠压迫之下不断推进金融开放化和自由化，国际金融资本可以更加自由畅通地进出中国，在各个市场上兴风作浪，每一轮进出都意味着中国财富的流出。而越是如此，中国经济竟然越需要外资的流入来维持平衡，越要以自由化政策吸引外资。这也日益变成一种债务型经济，一种庞氏吸金游戏，也是被金融资本所绑架。

如果说，小布什、奥巴马时代，美国的金融攻势还是着眼于掠夺中国财富，那么到了特朗普时代，美国已经对中国的“改革”失去了耐心，中国没有如美国预期的那样彻底拆掉国家制度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和扶持，反而“以体制优势实现了经济及技术对美国的快速赶超而引起美国的危机感”，于是其着眼点就进一步激化为“消除中国威胁”，而不惜撕裂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何新认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不仅是要砍掉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更是要把中国逐出世界市场，切断中国通过外贸换取美元即世界货币的能力。美国此举，也就是翻转它40年来实行的将中国纳入美元经济体系的战略（它承认这个战略已经失败），要重新把中国逐出去，像对付俄罗斯、伊朗一样隔离起来，抽掉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其实也是对40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另一种执行：你中国经济这些年是靠我美国开放给你的世界市场滋长起来的，你已经离不开这个市场，那么现在我要切断这个市场，你就活不成了，我就实现了打败你的目标。何新认为，这种战略并不新鲜，《管子》中就记录了齐国对鲁国、楚国实施过这样的战略。而且，特朗普政府的深层战略目标还是在于，“改变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拆掉“中国的国家主义经济体制”，不但失去赶超美国的能力，而且彻底成为拉美那样的经济殖民地。

美国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的打击更大，尽管美国也要承受严重损失。这还是“削弱对手比增强自己更重要”的逻辑。美国发动科技战，如扼杀华为，也不在提高自己的5G技术，而是要削弱中国的5G技术，以此来维持美国依然处在高科技顶端地位的表象。这也是金融操作，美国必须以高科技的至尊地位才能有足够的“噱头”圈到全世界的钱，实现美元回流，维持美元信用。

美国把中国逼到墙角，有两层预期，一是迫使中国妥协割肉，二是直接逼死中国。根本在于，美国相信自己抓到了中国的死穴，可以逼死中国；中国要么割肉，要么受死，无论怎样美国必胜。所以特朗普宣称贸易战很容易赢，就是认为中国必然会割肉求生。这也是典型的“金融决定论”思维。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们限于新自由主义思维也认为中国没有胜算，割肉求生才是最优经济决策。

何新的思维不同。金融决定论，这是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成立的规则。但是如果国家力量干预市场，这个条件就不充分了，这个规则也就不再成立。何新认为，中国并非没有胜算，但“必须抛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路”，甚至要打破常规，建立“以物易物的经济联盟体”，即要跳出对手设计的规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因为美元的根本的信用基础还是在实物财富，作为债务最终要以实物来偿付。而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实物生产和贸易体。国际贸易最大部分的美元支付是围绕着中国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展开的，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已经有学者指出，“石油美元”已是虚，“人民币美元”才是实。

美国要与中国“脱钩”，那么中国将失去美元，而美国将失去中国的生产力。然后，中国需要新的世界货币，而美国需要再造生产力。谁更难？

美国宣称要再工业化，把以前转移到中国的产业链迁回美国。但是问题在于，再工业化必然要抑制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比如医疗、教育体系的“去金融化”，这必然要严重触犯金融资本的利益。相比金融化，工业化是一件又脏又累又慢的苦活，是超大系统工程，“由奢入俭难”，谁来干，怎么干？美国政府吗？先不说负债累累有心无力，即便有能力，那也意味着国家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拨乱反正”，对金融资本实施限制和约束。金融资本会接受吗，与虎谋皮可能吗？即便这些都不是问题，再工业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即便完成了，它又有国际竞争力吗，它够规模撑得住巨大的美元泡沫吗？美国真要强行与中国“脱钩”，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大幅缩水的国民经济规模上保持一个列强的地位，那么美元信用必然破灭。它必然失去霸权，并被边缘化。

那么中国呢，失去美元，真的就会失去世界市场吗，就只能走内需主导路线吗？不然。市场是由需要造成的，世界各国可以不需要美元（各方面的“去美元化”正形成涓涓细流），但不可能不需要中国的实物商品。中国已经不是40年前的中国，已经具有最完整最强大的实体经济产业链，最强大的生产力，最高效的商品供给能力，举世无双。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入虎穴得虎子”战略的最显著成果。何新说，“这个自主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当今国力与命脉之所在，也是当今中国之所以能雄立而傲视世界的本钱之所在”。他又说，“虚拟领域的金融战争最终总还是要落实在实业战争上”。所以，这个自主工业体系也正好是中国应对金融战争的本钱之所在。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信用基础，在此之上能够创造国际信用、打造世界货币。这要比美国在信用之下再造一个庞大的实体经济基础要容易得多。所以，中国还是能够拥有世界市场。

美国试图用高科技断供，如芯片断供来打击中国的产业链，但这只会导致中国产业链、乃至世界产业链的“去美国化”。中国是芯片的最大市场，近70%的需求在中国，中国不买美国芯片，死掉的只会是美国的芯片企业；但中国产业链并不会垮掉，中国本身已具有芯片的生产研发能力，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有国家战略支持的巨额投入，迟早能够生产出所需芯片；而且其他国家的企业也不会忽视中国市场需求，会千方百计绕过美国禁令向中国提供芯片。所以，最终被孤立隔离的只会是美国自己。

中国需要的是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攀上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中国制造2025”已成为国家战略。美国想通过断供打断这个趋势，但是中国厚势已成，美国不但打不断这趋势，还会强化中国自主登顶的需要和战略意志，因而只会强化这个趋势。而只要中国完成自主登顶，那么就真正建立了中国制造的最强信用，这个信用是美国再也无力动摇的（而一旦如此，美国的所谓高科技也就被断掉了下游产业链，成为必塌的空中楼阁，而它若要再建整个庞大的下游产业链，则又比中国的“登顶”困难得多）。那么，这也将为中国打造世界信用、世界货币奠定最强的基础。只要美国打击不了中国的信用，那么它自己的信用就将会崩塌。

因此，针对美国的贸易战讹诈，何新提出“构造非美元的国际贸易圈，让资本、能源、资源、粮食、劳动力能够在这个圈里自由地流动起来”。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六、命运抉择何新关注的金融资本问题，是深刻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一种自然历史，而是金融资本寡头（共济会之类）创造和推动的历史。过去的历史是如此，那么未来呢？

金融资本最可怕的是一种理念，乃至是一种宗教，它把人类分裂，分成精英和大众（群氓）两个物种，而绝不把两者看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精英无限地追求自身私利，而视大众如物料，或压榨，或废弃。这种理念是与资本的自我增值运动相应相成的。这种精英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清除。而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精进，劳动力在精英眼中更失去价值而成为多余，那么人口清除更加顺理成章。

何新分析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认为根本原因是金融资本受到国家力量的抑制，无法掌握货币发行权，所以“无法控制货币流通，也不能利用货币流通高息取利，因此无法积累形成巨大规模的流动性货币资产”，更无法进一步掌握政权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这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所谓资本主义，一定是资本占据了社会最高地位，成为社会的主人，以资本逻辑主宰社会运行。货币发行权，是一种最高经济权力，也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说，资本主义要成其为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占领上层建筑。所以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基础的问题，更首先是上层建筑的问题。

反之，能够压制住资本主义的同样是上层建筑，是国家机器。中国古代的金融资本就是在国家机器的压制下而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这仅仅是偶然吗？

《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他向朝廷建议由徽州商帮来发行货币而遭到拒绝。这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有深刻的文化原因。“抑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强大传统，主要不是抑制商业发展，而是抑制商业资本的投机和掠夺性，根本是抑制社会分化、人的分化。中国文化的“和合”、“仁民爱物”、“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绝对不允许金融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宰，绝不允许把“人”彻底分裂为两个物种（中国人甚至无法想象这种分裂）。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而由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进行贯彻。这一贯彻是有力的，尽管中国商品经济、商业资本发达极早，但始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所以这又是一个文化问题。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缺乏强大的文化力量、政治力量，金融资本乘机取得最高权力。所以这又是一个权力问题，是金权与政权之间的较量，到底是金权控制政权，还是政权控制金权，唯一有可能以更大力量驯制金权的就是政权。

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向，何新认为金融资本垄断势力正在急速膨胀。

“从短期看，政治仍然控制着经济。但从长期看，金融集团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将决定政治趋势和政策取向”。这就是“金融决定论”，这种担忧必然成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