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教授：美国的世纪失落和战略调整_风闻

黄靖，北京语言大学学院教授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美国的世纪失落和战略调整”。20世纪被认为是“美国世纪”。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把太平洋和大西洋都变成了“美国湖”；还有人说“美国世纪”是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

01

“美国世纪”形成的

三个根本因素、三件大事、三场斗争

“美国世纪”建立在三个根本因素之上。

第一个因素，为整个世界提供了发展方向。

美国在1945年二战以后，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虽然并不被所有人接受，但被整个世界普遍认可。

第二个因素，美国的硬实力可以涵盖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美国是世界大国，利益遍布全球，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达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第三个因素，美元是全球性信贷货币。

世界绝大多数结算是用美元进行，美元为世界经济提供了信贷保障。

这三个因素有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1、源于建国。

欧亚（老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以民族为主体建国，国家认同基于民/种族认同。而美国国民来自世界各地，是民族大熔炉，美国的国家认同基于公民认同——认同基于“契约”——宪法之上的美国政治体制。

2、建国过程。

美国是先有建立国家的“蓝本”，然后通过革命、改革甚至“动乱”在设计好的框架下建国。美国建国的过程对“美国世纪”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3、所谓政治本质上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博弈。

美国建国的博弈不是本土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而是与远在欧洲的殖民统治者——英国王权——进行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蓝图建立了美国。这是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与众不同”(exceptional)的根本原因。

从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大陆共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两大福利。

第一，工业革命使人类个体经济独立成为可能，改变了农耕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女性可能比男性挣得多，不需要依赖丈夫，老人可能比年轻人挣得多，不需要子女养老。个体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独立，家庭关系更多体现在情感上。

第二，工业革命把人类最重要的资源从“脚下”转移到“头上”。在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土地。但工业革命使得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变成了知识和技能。人不再被土地束缚，具有社会和经济的能动性。中产阶级定义不是靠收入来定的。中产阶级一是经济独立性，二是掌握生存下去的知识和技能。工业革命赋予人的经济独立性和能动性导致以集体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逐渐被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所取代。

第二件事是与工业革命基本同时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其结果是造就现代社会的三个“分离”。

1、人和神分开了。

以前，人是受神管辖的，神权决定一切，教堂是最大的权威机构。之后，人就是人，神就是神。

2、政权和教堂分开了。

以前神权和政权是结合在一起的，王权神授。之后，人的世俗政权由人来管的，神权和政权分开了。

3、集体和个人分开了。

以前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而现在是没有个人的成功就不可能有集体的强大。

第三件事情，宗教改革，如比较著名的是马丁路德新教改革。

之前，人和神的关系是由教堂、牧师、教父来界定和解释的。他们说了算。宗教改革的精髓，强调了个体在人神关系的的重要性，我和上帝的关系我做主。

最先到美国去的“五月花号”的英国清教徒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侵略性很强，“契约”（后来升华为法治）意识也非常强烈。在人类社会中，一个永远克服不了的根本矛盾是有限的资源和无限需求的矛盾。因此，来到美国的清教徒们用竞争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追求福祉必然导致相互间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可言，是竞争关系，没有传统社会里那种建立在家庭、宗族血缘关系之上的互相妥协、牺牲与合作。但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以群居为生，为了保证和平相处，就必须保证相互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必须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就要订契约，即法律、法治。所以，“五月花号”的人下来以后，立即签署了《May flower compact》（《五月花协议》）。这实际上就确立了后来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也是美国宪法最早的蓝本。

为什么只有英国清教徒成功了呢？因为，清教徒从英格兰13州波士顿开始不断扩充，而这种扩张精神造就了美国。美国从建国开始的三个历史性大事件都使得清教徒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第一次是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抗税斗争。独立战争的胜利确立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契约”（法治）为保障的鼓励竞争、尊崇个人奋斗、不信任公权力的的价值观。从《五月花宪章》开始一直到美国宪法，精髓就是“我们信上帝和民主，不相信政府”。我们只信任上帝和民主（In God and Democracy we trust），因为我是教徒，必然信上帝。而民主是我认同的一种治理社会的制度，其基础是我和社会签订的“契约”——宪法，法治是履行这个“契约”的保障，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制度（institutions）的本质是权力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wer）、政策制定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cymaking）和政治参与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第二次动荡是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并不是教科书美化的反奴隶战争，而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大农场主的战争，是两种生产力的碰撞。北方经历工业革命后人实现了经济独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是基于“契约”的雇佣关系，虽然有剥削，有剩余价值，但比南方奴隶制进步。而南方奴隶制是奴役关系，人身自由完全被剥夺。北方的胜利是以个人主义、竞争、契约、（政治权力）平等、（经济个体）独立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奴隶制自然就被取缔了。

第三次是反垄断。

美国从1894年《舒尔曼法案》一直到1910年的《反托拉斯法案》，搞了30多年的反垄断斗争，可见其艰难！内战后释放了巨大的发展能量，巨大的“需求”推动基础建设大发展，大量资源被集中起来搞建设，造成了在资本、能源、运输和矿业等领域的垄断。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求”得到满足。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成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资源仍然集中在“需求”方，而且受到权力的保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提高效率，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要反垄断，重新分配资源，打击特权。事实上，中国的反腐斗争的经济本质也是反垄断。特权的本质就是对资源的垄断和掠夺；每一个贪腐官员后面都有一个特权利益集团。

独立运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反垄断斗争，使得所谓的“美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了，确立了后来“美国世纪”的最关键因素：为世界指引方向。

美国孤立在美洲大陆，不受世界战火影响而专心发展。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强大后必然搞帝国主义，要到世界各地掠夺资源和市场，进而成为世界性大国。为什么只有工业化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大国呢？农业文明中帝国扩张的目的是获取土地和人口，进而扩大税源，但到一定限度就扩张不下去了，因为管理成本太高。但工业大国追求的是资源和市场，因而是全球性的。但美国来晚了，世界瓜分完毕了。所以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也要分一杯羹——因而被称为“me too”政策。要和其他殖民帝国搞平等竞争、自由贸易。作为后来者，美国也没有搞殖民地——只有菲律宾一块殖民地。所以，尽管也有帝国主义这一面，美国也被称为“有情感的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而且，因为美国是“独立”立国，所以主张“自治”（self-governance），这也为今后的“美国方向”加了分。

二战1945年结束后，爆发了美苏意识形态之争。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集体的力量，而资本主义强调个人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所有不公平的根源就是私有制，只要消灭了私有制，不公平就彻底没有了。而资本主义的学者们（如亚当斯密）认为，不公平的根源是贫穷，所以要发展，把贫穷消灭了，就可以争取到相对的公平和正义。众所周知，有种种原因，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1991年另一件大事实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摧古拉朽般地击败了当时中东的头号军事强国伊拉克，证实新的军事技术革命的巨大成功了， “信息战”的到来，进一步证实了美国“不可战胜”。美国“给世界指的方向”被进一步认可和接受了。可以说，1991年“美国世纪”到达顶峰。福山因此写出《历史的终结》。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所有的追求无非是两个终极目的：富有和自由。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获得前者，而美国的民主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美国道路”就是两者的完美结合，给出了人类追求的终极答案。历史终结了。

02

美国的世纪衰落源于三个错误

到达顶峰后，美国开始犯错，从根本上看，有三个战略性错误。

第一个战略错误是政治制度（institutions）、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僵化。

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人的关系也要不断变化。过去40年，美国国内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制度没有任何改动，人与人的政治经济关系还停留在40年前。

第二个错误是为我独尊，坚信美国道路就是世界道路；

第三， 霸权主义，“老子天下第一”。

如果说第一个错误限于国内，后两个错误则主要体现在美国90年代初以来的对外政策，确切地说就是克林顿总统时期推出的“全球主义战略”。这个战略被后来的小布什和奥巴马集成，小布什的侧重点是利益，奥巴马的的侧重点是价值观。目的就是要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

全球化战略是三箭齐发，是三个方面的：

一是美国价值观的全球化（即所谓“普世价值”）。

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个人的权利大于整体利益，个人的好坏决定集体的好坏。支撑这个价值理念的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而维持这个价值理念和市场经济的是美国民主制度。

二是美式民主制度全球化。在全球推动民主。

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

大家知道，美国的价值全球化遭遇了挫败。对美国价值观全球化反抗最激烈的是伊斯兰文明。当然中国等国家也进行了有效抵制。对中国来说，人民吃饱穿暖，生活富足，国家强大才是价值追求。

美国大力推动的民主全球化也遭到了挫败，第一次民主全球化是发生在欧洲的“颜色革命”，信奉天主教的东欧16国被纳入欧盟。而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欧洲国家虽然发生了“颜色革命”，但却不被接受，因为价值观不一致。而发生在阿拉伯的“阿拉伯之春”则完全失败，使这些国家社会动乱、经济破产、人民流离失所。

这两个全球化的失败使得美国背上沉重包袱，以前的战略资产变成战略包袱，而且全世界对美国模式的幻灭，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达到了顶点。美国的道路并非完美无缺，是有问题的，美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在世界各国头上的努力，失败了。

唯一获得成功的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推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有两股力量。

一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穷国，剥夺其资源，开发其市场。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流动方向和资本全球化方向恰恰相反，制成品和服务成品不断从穷国流向富国，因为穷国资源便宜，所以成本低，到富国可以卖个好价钱，目的也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价值、民主全球化的失败，经济全球化却获得成功证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成功证明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并非绝配，市场经济和非民主政治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民主制度下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讲人权、把福利制度推向极端，工会成为政治组织，走向反面。非民主的社会管理得好，会有更好的工人，教育水平更高，组织得更好，工会是谋福利的。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有个民主制度来治理的理念，由于“民主制度”的僵化而破产了。

二是导致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金融现象，即“富人有债，穷人有钱”。

经济全球化导致富人有债，穷人有钱，像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积攒了大量外汇储备，使得国家执政能力加强，进一步推动了对国家的改革和改造。而发达国家除了德国外，都是债台高筑，国家政权对金融流向和流量掌控力越来越低。此次疫情，美国不到一个月发放了6万亿债券，但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流到了华尔街，又从华尔街到了世界其他“可以赚到钱”的地方，首先是中国。疫情使得中国第一季度进出口都大幅下降，但外资却没有下降。因为中国经济好，有投资价值，而且中国是最大的外汇持有国和第二大美债持有国，通俗来讲，中国是二房东，美国“大撒钱”，中国就要发财。

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成功，却导致发达国家出现巨大分裂。美国的分裂是三方面的：

1、经济分裂。

长期以来，美国没有对分配体制进行改变，但这个体制是有利于资本的，凡是和钱打交道的行业都发财了。这和不久前的中国类似，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银行、地产、投资、能源等都是高利润行业，技术和劳力不值钱，我称其为结构性腐败。华尔街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推动力，实体经济大幅下降。1993年全球化刚开始时，美国的实体经济在GDP中占到24%左右，今年特朗普搞了那么多保护主义才11.4%。这种体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劳动热情大大降低。

2、政治分裂。

全球化初期，美国人挣着高工资，购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价商品，因而支持全球化。但由于资本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产业开始外移，工作岗位大减，靠高福利维持社会运转。时间一长，美国普通选民并没有得到全球化的好处，美国政治和社会出现分裂。民主选举需要钱，靠钱资助，资本家提供资本，但资本已经高度全球化，因此美国政治精英支持全球化。但作为选民的中产阶级濒临破产，反对全球化。其结果，美国的政客都面临两难：既离不开高度全球化的资本，更不能没有反对全球化的选民。这样的分裂使特朗普这样的骗子当上总统，本来特朗普代表资本家，却装扮成“红脖子”（Redneck）的代表。大搞“分裂”政治。虽然成功了，但特朗普搞的分裂政治非常危险。

3、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裂。

人类发生矛盾冲突有两种类型：一是，我们的矛盾起因于“What we want”（我们要什么）上的不同要求。二是在“Who we are”（我们是谁）上的不同立场。美国今天的分裂不是What we want，而是Who we are。前者是利益冲突，可以在游戏规则下寻求妥协；后者是价值观的矛盾，很难妥协，放弃信仰是很难的。美国的分裂不再是 “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而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美国本来是所谓“大熔炉”：你是美国公民，你就是美国人。但今天种族歧视、教义歧视、人种歧视等又重新泛滥，大熔炉被打翻，导致特朗普上台。

这就是“美国世纪的失落”。这个失落不是说美国力量有了明显的下跌——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而是美国对外丧失了为世界提供“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地位。在特朗普之下，连意愿也没有了。这从1991年的顶峰——要按美国模式改造世界，进而“终结历史”——到今天带头“逆全球化”，不过几十年，但它的成长是几百年。中国有句老话“为大国者，不自败，胜。”世界大国，包括美国和苏联都是自己打败自己，根本原因是霸道（Do what you can），而不是王道 （Do what you should）。

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强国，在人均资源占有量，研发能力，人均所具有的硬实力分配和国家认同上，美国仍然在世界遥遥领先。所以，美国在国际上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国际舆论的制造能力仍然是超强的。但美国要进行大的改革，很难，因为美国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都是按照美国世纪时搭建成的，结构中体现的是各利益集团的分配和平衡，要打破原有的分配结构和利益平衡非常难。因此，美国将中国树立成强敌，以此倒逼国内的调整和变革。历史上，美国曾把苏联当成自己的强敌，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了“新面貌”（New Look）的对外政策，其中的关键就是把苏联明确立为美国最根本的威胁，并确立了所谓“艾森豪威尔理论”：对苏联的军事攻击实施“大规模毁伤武器（原子弹）”报复。尽管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他的阁员几乎是清一色的资本家，但正是在他主政时期，在强敌苏联的“威胁”下，美国开始进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调整，向“左”走，鼓励工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废除了种族隔离制，保护弱势群体。在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领导下，继续“左转”。结果是美国达到了新平衡，焕发了新的活力，并且扭转了美国长期以来“北重南轻”的现象，南北开始平衡。这段时间，美国迅速发展，赶上了苏联。

第二次是里根上台时，美国由于越战失败，经济危机，反战和民权运动等，再次陷入经济呆滞，社会分裂、士气低落的低谷中。里根一上台，立即将苏联宣布为邪恶帝国，是美国“最根本”的威胁。和欧洲的右翼领袖撒切尔夫人联手，对外终止了对苏十几年的“缓和”（detente）政策，进行了一个从“左”向“右”的大调整，废除了最低工资制，限制工会权力，限制移民，大规模降税、提高军费开支、资助能源产业，限制少数民族权利等。往右转使美国又一次完成了内部大调整，焕发了活力。美国克服危机，再次快速发展，而苏联却没有丝毫改革，体制僵化，特权制度化，经济结构单一低效，最终垮掉了。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建制派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除了中国自己的政策好，积极融入到世界外，另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犯了重大战略错误。美国要扭转局势，克服战略失误，必须改革。但最大阻力来自于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树立一个威胁美国的强敌，以维护美国“安全”来打破阻力，推动变革。首要做的是打破现有的利益集团平衡。所以，而不按常理出牌、搞分裂政治的特朗普恰恰是一个破局者。特朗普虽然是不靠谱的总统，但他抓住了两条使得建制派不得不和他合作。

第一，大国纠缠。

因为美国是世界大国，和世界上所有大国都有千丝万缕联系，特朗普胡搅蛮缠，与中国、德国、日本、法国等都纠缠在一起，建制派不得不和他打交道，道理非常简单，你不理我我就破坏，所以你一定要理我。

第二，在一些重大关切问题上胡打乱撞，比如朝核问题上。

美国建制派不愿意解决朝核问题，因为不符合美国根本利益，但特朗普通过跟金正恩会面，迫使建制派和他妥协。

而他的主要政策迎合了右翼扳手的利益集团：大规模提高军费军工企业高兴，大规模减税华尔街高兴，退出巴黎协定能源企业高兴，和中国打贸易战国内的资本主义和保守派高兴，退出《伊核条约》和以色列右派搞在一起最有钱的右翼高兴。所以，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像里根当年那样“往右转”，而这一切都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就要把我们干掉。所以，中国变成了美国的首要“对头”（rival）。而中国一些政策宣传上的失误和不谨慎，正好迎合美国建制派和“深层政权”（deep state）对中国“威胁了美国安全”的职责，加剧了美国大众对中国的忧虑甚至恐惧感。

03

美国寻找失落的世纪，

中国为何首当其冲？

但对抗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是非常独特的，世界性大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只有把资源和市场作为最终的目标才会产生世界性大国，而以前世界性大国崛起的两个必要条件或特征中国没有。

第一，这些所谓世界性大国在崛起的时候都有一支能在世界范围内作战的军事力量，能够在境外大规模作战，中国不具备一支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军事力量。

第二，以前大国崛起的过程是挑战当时国际秩序的过程，而中国崛起不但不挑战现在的国际秩序，而是要和它融合。

因此，中国崛起的先决条件不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改革和开放。改革是改得让别人能够接受你，开放是让别人愿意接受你。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而中美都在同一个世界里，这使美国遏制中国非常困难，除非中国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美国要和中国脱钩，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挤出这个世界，然后才能组织世界范围的反华联盟。

美苏“冷战”其实是两个世界的对抗，意识形态高度对抗，经济互相独立。而今天中美都在同一个世界高度关联在一起，都靠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来获得利益最大化。因此利益上的冲突可以完全盖过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以，要阻止中美竞争从“What we want”滑向“Who we are”。要继续和美国“纠缠”在在同一个世界里发展，造就高度的“互相依赖性”。而现在美国政策的首要目的除了把中国树为强敌之外，还要把中国挤出这个世界，经济上“脱钩”，政治上突出意识形态矛盾，具体就是攻击中国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突出意识形态的冲突，就是要将中美的推入关于“我们是谁”的对抗，而不是 “我们要什么”的竞争。然后像当年对付苏联一样，搞个全球的反华联盟，搞两军对垒的新冷战，这是美国为打压中国预设的战略框架和路径。就是要把你从这个世界挤出去，和你脱钩，增大意识形态冲突，凸显美国道路和中国道路本质的区别，在政治上妖魔化、污名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今后美国不管是特朗普继续当选，或者拜登当选，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都是不会改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想要找回他失落的世纪，要重新整顿自己，再造一个强大的美国，他对外需要一个强大的敌人来推动内部的整合；对内也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一些调整，重新焕发活力。

美国对华强硬有四个战略目的：

第一，由于美国内部高度分裂，对外政策强硬，尤其对华政策强硬，是他唯一能够管控分裂，维持政策制定和运转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中美竞争过程当中，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比如德国、英国、日本都明显表示不想选边站，不愿意加入中美之间的竞争。而美国知道单打独斗压垮中国是很难的，毕竟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成长的痛苦，而美国的问题是衰老的痛苦。因此，美国一定要组织一个反华联盟。利用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迫使他们选边站。中美对抗强度越高越能凸显“安全依赖”，以此迫使盟友站到美国一边共同反对中国。

第三，“为大国者，不自败，胜。”即便美国能够组织一个全球联盟，也很难打败中国。真正打败中国要靠中国自己犯错误。所以，美国加大压力制造一个非常恶劣的外部环境，诱使中国犯战略错误。

第四，最致命的一点，在台湾、香港、南海、新疆、西藏、人权等，凡是能够制造问题和压力的地方，都给中国“制造”问题，极限施压。目的是诱发和激化中国的内部矛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造成了社会利益多元化，政策诉求碎片化的趋势。不管中央政府制订什么政策，都会有受益方和反对方。因为我们的发展水平不太平衡。任何重大问题都会有分歧，这是常态。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分裂甚至对立。而美国通过施压，诱发、激化内部矛盾，让中国内部分裂，让中国不战自败。

所以，美国对华强硬的四个目的：

一是整合自己；

二是强迫盟国跟我一起走；

三是诱骗中国犯战略错误；

四是诱发中国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总的来说，美国世纪正在失落，而在制止这个失落的战略调整当中，中国成了首要目标，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大国的竞争，而实际上一是场整顿内部的赛跑，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内部挑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总是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谁能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内部整合好，谁先能焕发新的活力，谁就能在中美竞争当中，甚至在世界事务中掌握主动权。

总之，“中美竞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各自内部的整顿，谁能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谁就能掌握主动权并成为赢家。中国面临的挑战来自成长的痛苦；美国的困难是衰老的痛苦”。美国尽管是廉颇老矣，但美国还是有强大的实力，在整体实力上要远远强于中国，这是美国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