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拙百变梁建章_风闻

撰稿｜吴俊宇

英国《经济学人》在最新出版的一期杂志中用那种英式冷幽默如此形容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

1995年夏天，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和妻子一起在地下室工作，把平装书打包成盒子，他是个瘦骨嶙峋的疯子。如今，25年过去了，他或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亨——一个肌肉发达的离婚者，他为太空任务和报纸提供资金以取乐，他受到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奉承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辱骂。

《经济学人》这种表达当然足够刻薄，这是一种英式刻薄。你会觉得记者如同长着复眼的苍蝇，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喃喃自语。

插图也很刻薄，一个挑眉的光头，笑得很油腻，脸上、额上有皱纹，还带着几分狡黠。

如果用《经济学人》这种英式刻薄谈论起当下一批中国腰部互联网企业家，观感或许是这样的。

美团王兴，一个读了几本畅销经管书就爱在饭否发QQ空间还能让朋友圈跟风转发的光头。

字节跳动张一鸣，一个没价值观的机器人，用半吊子管理学让想暴富90后前呼后拥的个人崇拜者。

B站陈睿，一个小腹连着腿部赘肉，做着00后生意，还联合前浪给后浪灌输老派价值观的爱哭男人。

滴滴程维，一个试图用吐槽大会、新春舞蹈的给滴滴洗刷社会危机的演员式企业家。

当然，这都只是玩笑。

我们没必要神话企业家。企业家也是人，企业家不是神。企业家一天只有24小时，企业家有企业家的焦头烂额，企业家有企业家的被逼无奈与迫不得已，企业家更有企业家的骨子里的罪性——那种上帝造人以来就深深扎根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真正要谈的是——梁建章——另一个处于腰部的企业家。

这是个温文儒雅、能屈能伸的学者型企业家。他很“西派”，还有几分笨拙。受访时总显得有些木讷。他和其他互联网企业家不太一样。他不喜欢在饭否上假装喃喃自语，也不喜欢在朋友圈碰瓷挑起和巨头的战争，他不想让年轻人变得简单、偏激、恶臭，却又时时刻刻想让年轻人生孩子。

危机时刻，他既能变成“小丑”，也能展现风骨。这是个敢于自我表达以求自救的企业家。他总想做点儿什么以回应社会的呼喊，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闷声不响只管捞金。

他的笨拙百变和学者姿态在当下崇尚狼性、追求霸道甚至人人争做胡雪岩的企业家环境中堪称清流。

一

带货主播

这一波疫情让携程这类企业遭受到了重挫。携程股价在疫情以来几乎跌到了最低点。

翻翻携程财报，乍一眼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第一季度的净营收为4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2%；营业亏损15亿元，去年同期营业利润为9亿元；扣除股权报酬费用后的营业亏损为12亿元，与为应对客户由于疫情退款计题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相当；净亏损53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46亿元。

梁建章说这至少是携程成立以来亏得最多的一个季度。但你去看看携程的现金流会发现，很健康。

截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限制性现金、短期投资、持有至到期定期存款及金融产品余额约96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是682亿元，较2019年期末增长了14%。

按道理说，应该不慌，可梁建章还是焦虑，他想的是未雨绸缪。

携程在公告中提到，疫情使得旅行需求大幅下降，导致预订取消及新订单减少，且公司长期投资的坏账准备和减值准备也录得增加。

携程在5月完成10亿美元借贷，梁建章自己亲自上马跑去直播。

梁建章可以文质彬彬西装革履，也能多彩百变——这一次疫情后的换装自救，已经展现了他这种特质——秀才、农民、小龙女、阿凡提。

这次疫情及直播潮掀起的企业家直播热中，有带货的董明珠，有吃播的丁磊，还有搞读书座谈的李彦宏。大部分企业家都是浅尝辄止，或是品牌活动，你很少见到有谁能像梁建章一样放得开。

二

知识分子

梁建章有两个微博。

一个是“携程梁建章”。只有8万粉丝，发了91条动态。早些年这个微博大部分内容都和携程有关，这次疫情之后，这个微博大多数最新动态变成了抗击疫情，关心土地供应。

另一个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有79万粉丝，发了2180条动态。他每天都在发表各式各样的“出格”言论，例如呼吁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交流，评价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亮点和不足之处，疫情期间更是倡导推广远程办公。

今年他频繁更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绕梁说”，单是6月便更新了7条。

携程公关团队见到梁建章的出格言论颇为惊吓——毕竟公关往往求稳，巴不得老板发言每一句都经过了严格审查，然而梁建章俨然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企业家。

吴晓波在2年前的《十年二十人》中曾和梁建章在上海携程总部对话。

吴晓波借着节目质问倡导年轻人生孩子的梁建章：携程女员工四年生三个娃你怎么办？

梁建章坐立不安，顾左右而言他。

梁建章提出过很多具体建议，比如说“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尊重单亲妈妈”，“女孩子跟妈妈姓”，“缩短中小学学制一到两年，让女学霸们提前毕业”。

吴晓波在采访中有几次打断了梁建章，他觉得梁建章的脑洞很大，“梁建章算是把办法都想透了”“绞尽脑汁想这些稀奇古怪的办法有用么？”

他面露难色说，“你思考问题我们还是要想想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制度要改有很多困难，有的就比较容易。完全放开生育不罚款是比较容易的，改高考缩短学制是比较难的。”

其中一些建议涉及到财政、税收、教育政策，作为企业家他无能为力。他觉得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女孩子跟妈妈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与梁建章呈皆然相反姿态的人，其实是吴晓波。他读着《李普曼传》进入媒体行业著下“激荡、跌宕”系列企业史，他原本很想探究企业家和中国社会的关系。

不过，吴晓波越来越不像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像个企业家。吴晓波在他的随笔集中感慨：喝下午茶，对自己的长相负责，西装革履，卑微而平静地活着。

他信奉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这恐怕是他和中国社会的关系。

《十三邀》第四季第一集中，吴晓波带着许知远去走访中小企业。他开玩笑嘲讽这个面对钱有种罪恶感的心灵洁癖者“人家粉丝比你多，你惭不惭愧”。他建议他办会员，让思想收费，因为“没有买卖就耍流氓”。

那期节目播出后的当月，吴晓波频道梦碎全通教育登陆A股失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全通教育收购吴晓波频道发出了刀刀质询：

是否符合现行法规或监管制度的要求；吴晓波及其他重要核心人员的人力资源价值对交易估值的影响；广告营销业务的开展是否符合《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吴晓波深知，作为知识分子，只有财务自由才能思想自由。然而，作为观察者的吴晓波真的“躬身入局”之后，发现自己被裹挟了。他不再真的有有时间、精力去旁观分析整个企业家阶层。

梁建章作为企业家，倒是在疫情之后越来越有知识分子的样子。

三

经济学家

梁建章不仅是知识分子，更是经济学家——当然，是人口经济学家。在《砺石商业评论》今年4月一场采访中，梁建章提到说：

他将7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公司管理中，另外20%-30%的精力投入经济学研究。两者并不矛盾反而互相促进。经济学研究让他对于经济形势、公司战略有更清晰长远的判断；而公司管理则为他提供了很多实践案例反哺研究。

在企业家人人想做胡雪岩的情况下，梁建章反其道而行。尤其是这一次疫情期间，他曾经的研究派上了用场。

斜杠中年梁建章在2010年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者，在携程内部做过一场合作研究。

他们还在美国经济学顶尖杂志《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在家办公的可行性：基于中国的实验证据》的论文，向我们展示了研究成果。

论文中表示，在机票和酒店预订部门总计996名员工当中，有51%的员工可以胜任在家办公的实验，其中有49%意愿加入到该实验当中，最后有225名员工参加了实验。携程这场实验在2010年12月6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九个月。

研究收集的数据可划分为五大领域：绩效、劳动力供给、离职、员工每周汇报的工作满意度、以及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

这场实验得出了两个结论。

在家办公的员工业绩比对照组高13%。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提高了20%至30%，同时每年在每位在家办公的员工上节省了约14000元人民币的成本。减少的成本约三分之二来自办公地点租金的节省，三分之一来自工人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员工离职率的降低。

在家办公的员工离职率比对照组减少50%。因为参与项目的员工们普遍反映，在家办公能保持更好的工作状态，并提高工作满意度。

梁建章认为这项实验取得了初步成功，于是和管理层决定将 “在家办公”模式向全体呼叫中心员工推广，允许员工自行选择“在家”或者“在办公室”的工作模式。

结果发现，当所有认为自己适合在家办公的员工真正实现了在家办公时，其业绩的增加由随机实验中的13%进一步上升为22%。

2010年产业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不及现在，在家办公更是尚不普遍。当时的实验尚且可以取得这种成绩，在10年后的今天、社会经济持续进化的当下，我们更是应该敢于尝试。

实际上梁建章这套实验和他的人口政策主张也是一脉相承的。且不论其他建议可行性究竟如何，但总的来说，这些建议的目的都指向一条：

呼吁社会改变对待工作、休闲和补偿规定的态度，为社会、情感、心理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健康发展留出更多的空间。

梁建章行事风格以及携程当年推行在家办公的实验，和当前互联网公司流行的“996福报论”格格不入。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应该是回归常识，尊重商业。过去十年，国内互联网经济狂飙突进，众多高速增长的企业喷涌而出。发展快的企业不一定是好企业。

资本驱动下，一批互联网企业不过是个套现工具，员工也不过是发展工具。

互联网纵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变革，但也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弊病。诸多反常识的商业逻辑层出不穷，吸血却无法创造利润的“巨婴式”企业反倒深受追捧。

我们正在面临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所言的社会困境：

自1965年以来，经济所提供的4000多万个工作岗位中，高科技企业所提供的岗位还不足五六百万个……其余的就业岗位其实都是由其他领域创造出来的。每年新成立的企业多达10000家，即使给“高科技”一词下一个最宽松的定义，新成立的企业中，每100家企业中也只有一两家与“高科技”沾边儿。

国内管理学研究者郝亚洲在《如何定义新商业文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一文中引用全食创始人约翰·马凯的话提到：

顾客、雇员、股东、供应商、社区和环境。企业家必须要寻求六方共同增值，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终究是长久之计。

梁建章所领导的携程所呈现的状态，它呈现出了相对均衡的状态，具备一个现代企业该有的样子。

笨拙百变的梁建章，反而造就了更平衡的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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