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京海：展望疫情过后的现代经济学——新古典综合与复杂系统科学（上）_风闻

**【编者按】**美国经济社会这些年的迅速衰落，是和它冷战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相伴相生的。这次波及全球的重大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压倒美国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取决于美国能否认真吸取它过去三十年来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教训，能否重新回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生命的轨道上来。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言，疫情过后的现代经济学领域，具有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尤其需要引起国内外学界注意的是，新古典综合框架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含义及其向复杂系统科学的扩展。

本文系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瑞典）、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常务主任郑京海6月15日在“全球中国经济研究学术能力提升大讲堂”上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布。全文共约2.3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一、引言

经济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一般无法进行“可控实验”，因此对历史情况的了解就比较重要。贸易战前后到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似乎一直在忙于“见证历史”。这其中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且这里面包含的一系列剧情反转也十分令人感叹。所谓产业政策的讨论中对中国实践的负面评论，很快被特朗普的贸易战给出了相反答案；而信心满满的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又领教了中国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替代。紧接着而来的新冠疫情，本来似乎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美国，转眼之间变成了世界疫情的“震中”。在如何对待香港暴乱的问题上，美国有些政客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甚至称之为“美丽的风景线”。但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以及美国因种族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剧情再次反转。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可以说为我们的经济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可控实验”或者叫“自然实验”。

美国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注意到近30年来它的经济学及相关社科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比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泛滥，其实都是可以遇见得到的。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固然有它的特殊性，但还是应该尽量采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考虑公共政策问题。美国近年来所出现的问题对国内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在改革的初期，可能主要凭直觉，凭经验，凭模仿照抄西方，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系统发展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更多地引入一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会更有效些。前一段时间，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讨论，就让人感到有低水平重复之嫌。**已经有科学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人却弃之不用（国内外学者都有类似问题），而是热衷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脱离实际的说教，是不可取的。**从2017年的那场产业政策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有些经济学者，一方面大谈（企业）竞争与创新，另一方面又热衷于模仿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对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缺乏科学的理解，对真正的理论创新其实并不感兴趣。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应该引起注意。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虽然自相矛盾，但模仿起来比较容易（主要就是那么几个翻来覆去使用的概念），可以不经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就能掌握。加上美国人也在大力提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比较容易赢得广泛的听众。但错误的东西总归是错误的。特朗普贸易战的两难处境，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明显失误，以及在如何回应香港国安法和其本国国内因种族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方面的无所适从，都说明对待公共政策问题，仍然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话语体系，其实它的基础主要形成于冷战开始前后。当时西方为了质疑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一套反社会主义说辞，并且在冷战时期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其中的确掺杂了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结论）。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从它一开始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被推广并且流行起来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冷战已经结束，新的情况出现了。比如**俄罗斯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的失败及其灾难性结果，以及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取得的重大成功，都是新自由主义话语无法解释的。**海内外华人学者胡鞍钢、林毅夫、温铁军、陈平、文一等都对这个话语体系的局限性提出过严重的质疑。

一个与新自由主义话语有关的比较奇怪的现象是它似乎忽视了科学的作用，甚至是反科学的或者反智的（比如民粹主义盛行导致特朗普上台）。以简单的一组经常被自由主义学者采用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自由、平等、民主”为例，它非常方便地漏掉了“科学”这个概念。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中倡导的是“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与民主”。而“五四”先贤们当时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往往是矛盾的。科学讲究的是“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而民主至少按照人们直观的理解要求“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话语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就是这个体系里没有科学的位置（所以它不在乎逻辑上是否讲得通）。如果限制一下民主的定义，即“民主”指的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之间的“民主”。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而美国似乎曾经比现在更重视科学，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不太“民主”？难怪冷战时期的美国更加喜欢称自己为“自由世界”。那么**现在美国似乎越来越“讲民主”了，但同时又越来越不讲科学了，**结果美国经济社会的衰落就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美国宣扬的所谓“民主”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不是不可能的，尽管似乎没有人会本能地拒绝给自己更多的民主权力。

其实对美国经济社会衰落的事实的判断比关于对美国的价值判断更重要。如果意识不到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迅速衰落的事实，就会做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应对乃至灾难性的后果。**从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以及全国性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大爆发来看，美国已经没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了，似乎也不想领导了，我们没有必要勉为其难。**因此，中国各方面的发展还是要立足于以自己为主导的基点上。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直至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也只能以自己为主导。以经济学为例，现代经济学体系虽然起源于欧洲，但是只是二战后才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被进一步赋予了科学元素包括更为精准的数学表达和应用。但美国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偏离了曾经致力于努力的科学方向，热衷于意识形态宣传。即便是并非出于恶意，也只能导致政治灾难。

本文通过观察一些国家在这次全球性疫情中的表现，结合公共（卫生）知识安全的概念，分几个不同的方面，指出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中常见的方法论错误，而且还试图澄清一些被新自由主义所混淆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概念，并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这些意识形态错误的本质，以及带给社会的危害。

以2017年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例，通过对新自由主义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商学院近年来情况的回溯，介绍了一下欧美传统上是如何从科学的学科和专业院系划分的角度来有效地避免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纷争的机制。本文接着指出，冷战后，现代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碎片化、和线性化导致了其核心理论领域发展的停滞不前。进而提出，为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进行有效的反思，认识到新古典综合体系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为了突破新古典框架的局限性，从现在起，国内外学界都应该把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到将新古典分析框架向复杂系统科学领域扩展的工作上来。鉴于美国体系这些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极其不确定性，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为了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崛起，逐步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评价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与“公共知识安全”

要认清科学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所谓“公共知识安全”的概念。比如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居然说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外用）消毒水来杀死新冠病毒，假如有人真的信了而且还亲自去尝试，结果严重危害到了人的身体健康甚至还造成了生命损失，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视作一次公共（卫生）知识安全事故。上世纪80年代在北欧曾经流行过让新生婴儿趴着睡，后来因为出了几次严重事故，以后医院就再也不提倡了。这也是典型的公共卫生知识安全事故。再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前苏联实施的所谓“休克疗法”，给后来的俄罗斯造成了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给一些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动乱，经济衰退，以及社会发展停滞。“休克疗法”和“阿拉伯之春”以及最近的香港动乱其实都是由于对经济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误解，甚至是有意的误导，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以及生命财产损失。

还有就是所谓“群体免疫”的说法，被不少人斥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也造成了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群体免疫应该是指在有疫苗的情况下，百分之多少的人注射后，剩下那部分人就不一定要注射了（比如有些人对疫苗可能过敏），这样就形成了群体免疫。这样的群体免疫是没有生命代价的。而没有疫苗的“群体免疫”，即使存在，也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这个代价由谁来付就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或者哲学问题）。再加上如果疫情每年都有，并且病毒也会发生异变，这样每年为了获得“群体免疫”，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得到的群体免疫，与有疫苗获得的群体免疫，在本质上应该是不同的。流感每年都有，有不少人每年都得，好在流感每年都有疫苗。以英国为例，据《卫报》报道，目前死亡病例已经突破四万。当时有人给英国政府算了一笔账，即便假设实现他们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感染率为总人口6700万的60%，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1%来算，也要有近40万人死亡。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够接受的。特别是在短短的两三个月至半年之内，任何国家的医疗系统也承受不住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计的需要入院治疗的患者。这里面到底是概念问题，还是简单的算术都算不清的问题？

最近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文章将美国这次应对疫情的严重失误，比喻为美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是十分发人深省的。这些年，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化或者“苏联”化倾向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知道，前苏联的解体是和它的社会体系的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分不开的。而它的社会体系的意识形态化又是和它的社科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分不开的。就是当时苏联人没有把经济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当作科学来对待。其实那怕承认其中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也是有（实际）意义的。现在面对新冠疫情，美国人所标榜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不起作用的。这种情况在前苏联可以说是已经被反复证明过的。美国社会的这种“苏联化”过程，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华盛顿共识”的官方表述为标志，随之而来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的泛滥。

美国金融资本自上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后逐渐做大。由于金融资本运作需要媒体的配合，结果西方金融资本在冷战结束后加强了对媒体的撑控。**撑控媒体的舆论工具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达到了＂顺新自由主义者倡，逆新自由主义者亡＂的程度。说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了解一点经济学理论会有帮助。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察是，资本市场具有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来源于消息的不确定性（因为消息影响预期）。而消息主要是通过媒体传播的，因此这些年金融资本似乎认定只有控制媒体，才能保证西方金融市场的稳定。于是对消息、信息、以及公共知识进行垄断就成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基本战略。

而**消息、信息、乃至貌似“普世”的公共知识都是可以通过媒体被制造出来的，并且形成一个虚幻的舆论生态（用来支撑一个虚拟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为什么不可以轻易地开放？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发达国家控制了媒体，掌握了关于消息以及公共知识的话语权。因此本国的资本市场很容易受西方媒体的左右。要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必须要有健康的媒体，科学准确的公共知识。

因此，**金融战同时又是舆论战，是公共知识安全战。**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舆论布局在格林斯潘时代就布下了。比如说美联储公开宣扬说，根据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认为不需要对市场进行干预。结果放任私人金融资本做大，以及房市泡沫的发展，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经济学界还大肆宣扬“中央银行独立性”，而且所谓“寡头垄断无害论”也曾悄悄在学界流行，说是根据“经济学实验”的结果，“两个太少，四个很多”，从而为寡头垄断提供了“科学”依据。所以那种认为怕刺激美国人报复，不需要在舆论上反驳美国人的观点是十分天真的。金融资本运作，一般都是舆论先行，对手在舆论上没有任何反应能力对它才是最好的。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对欧洲小国媒体的控制。**比如人们一直对欧州小国的认识有不少误区。以为它们真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国。其实它们不过是美欧体系的一部分，权力中心还是美国。欧洲小国时不时的对华表现出的非理性的敌意，主要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而西方国家的媒体是受美国影响的。媒体的就业人员都是大学培养的。比如大学培养新闻专业的人员时，也要考虑媒体的需求。所以大学的新闻系也是被对中国具有敌意的人把持的，否则毕业的人媒体是不会雇佣的。一旦主流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话，影响面就广了。比如媒体可以监督政客和公众人物的言行，有亲华言论的就会遭到讨伐。加上普通民众一般独立思考能力不强，见识有限，很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所以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欧洲小国跳出来，充当马前卒急先锋。但它们也知道，长期这样做的代价太大，所以基本上是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比如见达赖喇嘛，上次你见过了，下次就轮到我了。这样就形成了欧洲小国中一道很独特的风景。所以，国内外对付反华媒体以及反华浪潮的重点，仍然是美国。把美国及其英文媒体包括英国的媒体的气焰打下去，其它小国就不会随风而动了。这次疫情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及一些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在国外社交网站上，就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对美国政客和媒体的主动出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舆论战也是战争，需要认真对待。

**要打赢后疫情时期的舆论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充分的准备。**这个问题基本上涉及了我们关于西方的（公共）知识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以政治制度为例，对所谓西方“民主”的理解，首先需要采取一些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之进行重新认识和甄别。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我们刚刚接触西方经济学时，有人曾经就总结过，学西方经济学要像学物理那样，最好把每个概念都能够在现实当中找到对应物（直接的找不到也要找到间接的），否则的话往往会无法正确理解。

所谓“民主”的概念也是一样的，假设我们是外星人刚刚来到地球，我们显然不能根据“民主”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如果观察的对象是印度，伊拉克，埃及和俄罗斯，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民主”意味着贫穷战乱和经济止步不前。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观察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那民主的意思不就是和平繁荣和经济发达。

但是西方国家并不总是宣扬自己是民主的。比如在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称呼自己用的更频繁的一个词是所谓的“自由世界”，而民主这个概念似乎是苏联阵营的专利（比如民主德国和民主朝鲜）。因为当时东西方在相当程度上都同意，在定义民主概念时，“经济民主”应该是主要内容之一（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者小农经济式的私有制）。但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人的宣传，现在一说到西方，就被尊为民主国家。对于经历过冷战时期的人来说，往往会冷不丁以为人们在把美国与东德或者北朝鲜相提并论。

再比如以“平等”概念为例，欧洲那些打着十字旗的小国都是有国王的（也有不打十字旗的），而且国王一般不一定是本国人。英国王室有德国血统，瑞典王室有法国血统，据说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也都有德国血统。所以欧洲这些小国堪比中国西周时期分封制下的诸侯国。与西周不同的是，西欧的分封国原则上都是要通过教会来册封的，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的概念。也就是神权高于王权，所以这些国家一般国旗上都有十字。有正十字 “十”也有叉叉十字 “Ⅹ”，英国的米字旗是 “十”加上 “X”。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就是指的这种十字。美国虽然没有国王，国旗上也没有十字，但美国总统宣誓就职需要手扶圣经，就职演说中至少要有一次提到“上帝”，象征着“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美国《独立宣言》中采用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典型的宗教表述，****其真实含义其实是，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统治或者被统治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才有“君权神授”的原则（要大家认命）。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却被许多国内学者理解为绝对或无条件的“人人平等”，是及其错误的。因为西方国家的人信教，因此从根本上说不会有这种误会。但对于信奉无神论的国家的学者来说，由于对西方的宗教缺乏了解，就产生了这种天大的误会。

美国英国等这次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奇高，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不无关系。如果染上新冠病毒死了，那是上帝的旨意，政府不会因为死的人多就倒台，更不会发生真正的平民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恐怕是由于宗教的原因，西欧历史上几乎很少有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成功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是没有的（当年金观涛先生在其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察）。

特朗普最近在因种族歧视问题引起的国内暴乱发推时将示威者形容为“低等生命和失败者”(lowlifes and losers)。这是及其歧视性的语言，出自美国总统之口，可见其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价值观是根深蒂固的。另外，他上台后还时不时地高调显示他重视宗教信仰。**美国副总统甚至还声称，因为特朗普的关系，美国的基督教信徒人数正在再次上升。**所以说特朗普信奉的只不过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贴切的，人的生死富贵都是上帝的安排。据说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是不是穷人的新冠患者死亡率更高的问题时，说了句“That’s life"。

**关于西方“法制”的概念国内不少学者也有误解。福山曾提到过，西方法制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宗教，其实其他地方也不例外，比如印度。据说这个提法在法学专业的基础教科书中就有介绍，但在西方的政策文件中以及国内学界好像被忽略了。西方的所谓司法独立，程序正义，都是有其宗教渊源的。西欧中世纪的教会具有司法解释权并且独立行使司法权。因为教会的司法判决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事实正义”，所以西方司法体系特别重视“程序正义”。虽然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但后者往往高于前者。也就是即便被冤枉了，只要程序正义了，就可以了。误判或者错判可以理解为“上帝的旨意”，**因为教会代表上帝，而上帝是不可以挑战的。所以西方文化中有不问对错，只问是否违反法律的传统。前者与事实正义相联系，而后者的背景是“程序正义”。华为高管孟晚舟被绑架一案，表面上是以法律的名义会保证程序正义，但其实质是在动用国家的力量制造冤假错案。我们切不可对西方所谓的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抱有丝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似乎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西方一些小国的自杀率比较高，可能也包括日本。在北欧曾听说某某昨天还好好的，结果今天就自杀了。这可能是因为受了委屈，但是即便诉诸法律，也无济于事，最多得到一个程序正义。但西方人又没有反体制的传统（造反有理），考虑到自己的诉求与公众利益或者社会体制的冲突，是不可能实现的。结果实在不能忍受的话，就只好自我了断。这些情况需要引起国内社科学者的注意。

正确评价中国的公共政策实践，需要正确理解西方，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情况下都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作标杆。但要正确理解西方体系，需要注意它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差别。否则会引起一系列有关公共知识方面的误解。“人人平等”的概念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而不是来自西方。孔夫子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理念，一个标准的的英文翻译版本是 all under heaven are equal。它是明显不同于西方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表述的。

当人们拥抱所谓的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所谓“普世价值”或者人权观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西方社会的大的宗教背景。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宗教语境下其实是具有不同的含义的，结果往往会被信奉无神论的社会所误读。记得国内官方文件中曾经建议用“生存权”和“发展权”做为基本人权来代替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这其实是讲得通的，这次各国对疫情的应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美英的死亡率大大高于中国。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确有重视“生存权”的因素，但有时可能又更重视“发展权”。而发展权和自由平等民主并不矛盾。西方体系试图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空谈所谓普世价值，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要准确描述西方，就需要找出西方“话语体系”的漏洞，比如诸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表述的逻辑漏洞及其真实含义。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需要科学的理论框架来指导，比如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传统政治经济学框架，以及复杂系统经济学框架。**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具有科学性，理论脱离现实，在实践中是必然失败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一社会正义力量崛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已经不可能再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统治和战争来转嫁危机。其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美国金融危机，疫情危机，因种族歧视问题引起的社会危机。

通过比较中西历史、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比如会不会发生新冷战？如果发生，美国离开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其内部会不会爆发社会革命，中国能不能独立于西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成功地进行产业升级，从而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全面超越西方？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传播途径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以华盛顿共识的官方表述为标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种“病毒”或者“癌细胞”的话，可以说是源于美国（它的“传染”路径是很清楚的）。随后就以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形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经济转型国家普遍流行，并且在学界和政策层面取得相当程度的主导地位。**这个话语体系的流行和传播主要是通过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界和商学院来实现的。**由于作为人力资本培训平台的商学院本身就有很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它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商学院的因素，新自由主义思潮忽而被包装成经济学，忽而被当成不同的经济学派，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以2017年那场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争论为例，来自商学院的（经济）学者认为不应该有政府干预，持产业政策无用论的观点。但是我们好像忘记了，商科教育本身就不是注重公共政策的。加上资本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政府的管制天然就有不认同的倾向。可是，不讨论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还叫经济学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跟商学院的（经济）学者讨论公共政策问题完全是与虎谋皮，没有这个必要占用宝贵的学术资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产业政策问题会被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炒作一次的深层原因，虽然这样的讨论在改革初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因此**目前形势下，认清经济学和商学（院）的区别尤其重要。近来不断有西方学者撰文指出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是英美商学院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在2017年那场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当中，来自商学院的（经济）学者从意识形态偏好出发，否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否定国企的正面作用，但对不明就里的媒体和公众来说，还以为这是一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观点。实际上，商学院学者观点的依据充其量是一种商务理论（强调市场与企业家作用）。商学院的所谓经济学往往只考虑一个维度，就是企业，充其量考虑两个维度（企业和消费者）。而规范的经济学要（至少）考虑三个维度，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作用。**商学院的那位学者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经济学是政策科学，是为公共政策服务的。由于实际经济运行有许多的复杂因素，不稳定因素，经常会偏离市场均衡，所以经济学的工作就是考虑各种各样的干预方式，来使经济运行尽量靠近市场均衡。这里面的干预就往往涉及政府干预，包括政府监管，政府定价，国有企业（比如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产业政策，机制设计等等，等等。

**新自由主义“话语”，如果放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数理经济学框架下，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比如有些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会用“政府失灵”这个概念来否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在新古典（综合）框架下，消费者的自利假设和私营企业牟利的假设必然要求假设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否则的话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必然崩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就很说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高效的政府，市场是无能为力的。经济学理论及其思维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所谓的商学或者商务研究也是无能为力的。

试图用所谓的商学（院）来代替经济学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欧美英经济实力的衰落，没办法投入足够的资源做经济学了。所以就有了那个“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没有一流的经济，能有一流的经济学吗？”，或者“没有一流的经济，能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吗？”。其实日本完成向商学院的转变比英国还早。据说它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普遍推广了。所以当时国内的学者印象日本的商学院好像很发达，但经济学比较薄弱。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正好是所谓的失去的10年（后来又变成了失去的20年和30年），经济一蹶不振，更不要提那个糟糕的 “安倍经济学” 了。英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只是比日本晚了10年。所以商学院不是一个适合做经济学的地方，但学校需要挣钱又没有别的办法。英国的经济学本身也在衰落。说是英国有个90多岁的老太太，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专门去 LSE 去问经济学家怎么没有预见到（好像问的是 Danny Quah )。因此，还是那句话，“没有一流的经济，能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吗？”

另外，**一个和国内情况特别相关的现象是，商学院的意识形态偏好往往和资本的诉求相联系。这里我们也许需要区分一下“为资本代言”和“为民营企业代言”。“为民营企业代言”是不会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的，甚至希望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能做得更多一些，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秩序的维护等。这次华为面对特朗普倾举国之力的打压，能够稳如泰山，屹立不倒，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政府在道义上和国际关系方面强有力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而“为资本代言”往往会意识形态挂帅，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过分推崇，对国内的（社会主义）体制缺乏信心，甚至完全没有信心。结果导致极端的情绪化的反体制言论，意识形态诉求被转化成了政治诉求，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商学（院）不分的问题之严重，就是在商学（院）的马甲下，先把经济学学术问题不知不觉当中转化成了意识形态之争，然后从意识形态偏好又演化成具体的政治诉求（反体制）。**而我们所关心的学术和有些人所热衷的政治诉求完全是两回事。做为学者是不应该把个人的政治诉求凌驾于科学和学术之上的。

**当人们把一种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相冲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诉求的时候，就会演变成反体制的实际行动。**这些人为了政治诉求而反体制，什么科学、法律、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国家民族利益都可以不在话下。据说香港国泰航空的飞行员和空乘人员中也有十分激进的支持暴乱的。因为不知道这样的飞行员和空乘人员会做出什么样的出格事情来，结果后来国内有关方面提出要对国泰机组人员的构成进行甄别，否则国泰航班不许进入中国大陆所管辖的空域。

在本世纪初，当商学院在国内还属于“新生事物”的时候，有时会有人开玩笑说 MBA 的意思就是“买办”。据百度百科词条：“买办是指中国近代史上，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这类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虽然把MBA说成买办有戏谑调侃的味道，但西式商学院的亲资本性质、亲西方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加上西方学界的语焉不详，或者有意误导，商学院里把（资本的）意识形态偏好当作经济学理论来讲授是十分普遍的。加上近年来，国外商学院又很重视学术包装，把本来不带学术色彩的商科培训业务，搞成了既能赚取高额利润，但学术上似乎又高大上的东西。

从职业商科教育的角度来讲，大学里的商学院定位本来应该是明确的。但**由于追求表面上的学术包装以及追求超额利润的本质，它的定位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模糊了。**以 MBA 为例，它显然不可以和理工科的硕士学位相提并论，而更像是一个（操作性的）商科专业证书。所以欧美社会对 MBA 一直存在着各种的非议，认为不可以按照大学里正规的学士硕士要求来看待商学院颁发的学位。国外即便是商学院里的人也在讲，就是商学院的利润主要来自特殊的生源。有一种说法就是英国一般的商学院主要生源是本科生，而这里面又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高中基础不太好，但父母愿意花钱，希望给孩子“买”一个文凭以便毕业后得到一份中产收入水平的工作（比如所谓的 middle management 性质的工作)。这样的生源，加上商学院本身教授的内容，毕业时其实达不到理工科专业本科的（训练）水平，而是很像国内说的大专。总的来讲，与理工科的差距是商科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只要收得上高学费，能开出高工资，学校又能赚取超额利润就算尽职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是以营利为目的教学，就要注意在公共政策领域保持低调。否则的话，会被认为是为资本代言。

商学院目前的这种情况，导致了它意识形态与大众伦理相冲突。只是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加上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而倾向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人们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过分地容忍。其实不受约束的资本是十分有害的。香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于人们一度相信资本家更懂经济，所以据说中央基本上不介意香港事务的管理受到大资本的压倒性的影响。结果，除了香港经济走进了死胡同外（越想挣钱越挣不到钱），香港社会也日益意识形态化。**我们日常的经验表明，越是业务不行的人，就越喜欢搞意识形态挂帅，美国如此，英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国（内）外商学（院）的意识形态化，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而且经济越是不行，商学院就越是大行其道，反过来又把经济搞得更糟糕。意识形态挂帅怎么能够搞好经济呢？经济越是不行就越没有资源研究经济学，就越是依赖商学（院）的短期效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结果长期来讲经济政策就会走进死胡同。

**因此，经济学商学不分的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注意。我们可以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数学家可以得经济学诺奖，比如纳什因为博弈论得过奖，但纳什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不可能把握经济学的总体发展方向。这个工作还是需要经济学家来做。而且纳什还是会认为自己是数学家，只是做了一些经济数学方面的工作，更不会喧宾夺主式地自称比经济学家更懂经济学。反过来，经济学在商务研究中也有一些应用，但经济学家不可以代替商务专家。只是他做的工作对别人的业务有用而已。据钱颖一讲经济学的一些先进成果在财会专业上也有应用，但经济学者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会计执照。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经济学吸收了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研究成果，就认为任何专业或者学科都是经济学。**这样做的危害会毁掉经济学，使经济学变成一个大杂烩。任何一个现代科学领域的发展的确都需要吸收不同学科的养料，但不意味着它需要被别的学科或者专业代替，这是两回事情。

传统上来讲，在西方体系里，学术上有经济学（院）为主导，政治上有公共政策的约束，形成了对商学院意识形态冲动的制约，以防资本坐大。不难理解，**商学院的意识形态里面是没有政府位置的，比如企业当然不愿意（多）交税，大企业当然不喜欢反垄断法。**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关于混合经济的）经济学，一方面提倡发挥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研究如何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涉及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性产业，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高技术产业，已经形成了私人垄断的竞争性产业，以及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等领域。新古典综合理论认为，为了使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市场和政府作用是互补的，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新古典理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更为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叫做“新古典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是科学，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已。

**国内的政策研究，特别是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的研究，一是需要注意专业资质，二是需要避免意识形态影响。**比如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传统上来讲，商学院一般是不具备经济学资质的。商学院的经济学通常是需要独立的经济系或者经济学院来教的，这样可以避免商学院的意识形态影响到它的经济学教学。再就是商学院本身的意识形态取向，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表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平台。但传统上来讲，学术上有经济学（院）为主导，政治上有公共政策的约束，形成了对商学院的意识形态冲动的限制。也就是所谓的既要发挥资本的作用，又要把资本锁在笼子里。由于国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地发挥资本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对商学院的经济学资质和公共政策研究资质提较高要求。这种做法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混乱。比如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相当意识形态导向的，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或者国进民退的争论。好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一无所知（比如 产业组织理论）。希望这个情况会逐渐得到改变。

北欧有些国家曾规定，凡是公共政策研究，为了避免受资本意识形态的影响（为资本代言），一定是政府出资，企业赞助不可以用来发工资，只能用来购买设备。而商学院的工资本身就是靠商业性经营获得的超额利润，所以它本身就不具备公共政策研究资质（也许在一些特殊的领域除外）。

四、冷战后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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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