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逻辑_风闻

革命的逻辑：从《让子弹飞》说开去

——关于辛亥革命的教训和建党90周年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对电影《让子弹飞》的分析，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腐化变质分子手中，并按照无产阶级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对此作了剖析。从这个视角对中国共产党90年的经验作了浅显的总结，提出了笔者的思考。

【关键词】革命 《让子弹飞》 无产阶级

姜文执导并主演的电影《让子弹飞》很是热了一阵子。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充满了虚构甚至夹杂着荒诞、暴力、市俗的片段，本是不需要太认真的，更难以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样宏大的主题相提并论。但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无论期间经过多少折射、甚至扭曲，作为文学艺术的电影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更由于《让子弹飞》的故事背景、情节，我们仍可以从这部本是商业电影的作品出发，谈谈关于革命这个严肃的话题。让那些枯燥的理论稍现活泼些。

（一）第一个思考，革命依靠谁（为了谁）？

革命依靠谁呢？依靠谁也就是为了谁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是“时代精英”、仁人志士？还是底层的劳苦大众？从历史来看，革命往往要靠仁人志士（往往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动、组织，但革命的根源、动力则是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在近代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劳动人民。当然，共产党本身也是具有马克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毫无疑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革命的主力军。这里的人民的主体是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也包括劳动知识分子。

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学界早有定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的革命者脱离群众尤其是脱离农民，置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土地问题于不顾，而热衷于“会党政治”、“夺权”。这在鲁迅先生的《药》、《阿Q正传》中都有艺术的再现。

孙中山先生在痛感没有真正忠于革命的军队时曾经说：“南与北，一丘之貉”（指当时表面支持革命的南方军阀与当时革命的对象北方的军阀，本质上是一样的）。革命必须在充分发动人民的基础上建立革命的武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宝贵教训。

当然，革命依靠谁的问题，不仅在革命过程中有极大的影响，《让子弹飞》告诉我们：在革命之后，这个问题仍有极大的影响。

片中的黄四郎、马邦德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同革命不能依靠军阀一样，革命成功后能依靠政客、官僚吗？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很显然，革命只能是劳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

政客、官僚和政治家是不同的。政客没有原则，没有信仰，甚至没有道德底线——这一点从马邦德在被张麻子打劫之后，为了保命连老婆都不要了，可以看得很清楚。政客、官僚甚至连一句真心话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张麻子才拒绝听马邦德的“深情的回忆”——“说了也是假的”。在政客、官僚那里只有个人私利。

既然，政客、官僚如此可恶。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权可否不用官僚呢？这是不行的，至少从现实来看是不行的。这正是革命后最大的困难所在——既要“留用”官僚又要防止官僚篡夺革命果实。电影中作为革命者的张麻子虽然对马邦德的嘴脸认识的很清楚，可他还要利用马邦德，甚至在黄四郎面前两人装作甥舅还配合的很默契。津巴布韦土地革命后，由于不讲策略，白人大量离开，由于缺乏资金尤其是缺乏管理经验，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度高达百分之十亿）就发生了——革命永远具有正义性，但必须讲究策略。

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正如列宁所一再强调的：现实中工人群众等劳动者由于旧社会的盘剥、压榨失去了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文化尤其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经验的机会。因而革命成功后不得不要暂时“留用”、“赎买”那些有这方面“专门技能”的旧社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虽然新社会可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但现实生产力的局限，特别是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这些出身工农的干部也有堕落为官僚分子、甚至剥削者的危险。只有广大工人劳动群众能够达到自我管理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程度，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2】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尤其是那些享受着官僚好处的新老知识分子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期间必定充满斗争。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是哪一个人也改变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3】列宁在警告人们：“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就是这个。”【4】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和列宁实际上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官僚主义成为很大的危险，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政权必须战胜官僚主义，从而真正走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有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5】后来在《格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仅仅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还不够，还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真正巩固。正如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驳斥考茨基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指责时指出：官僚制是与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要消灭官僚。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6】这与此前的一切革命形成根本区别。恩格斯说：“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7】

辛亥革命的这一致命伤使得它能够赶跑一个满清皇帝却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让子弹飞》中，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黄四郎也曾经是“慷慨激昂”的“革命志士”。但革命之后，他却利用革命的资本成了独霸一方、榨尽民脂民膏的“革命的反动”——他不过取代了当年他曾经革命的对象而已。其实这一幕在中外历史上上演过无数次——每一次改朝换代不过是新的剥削者取代旧的剥削者——由此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革命要依靠底层的人民，只有这样才是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入发动人民，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厚的群众根基，强大的“自我免疫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不仅打败了八百万将匪军，更荡涤了中国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看过《暴风骤雨》等反映土改小说的人，都会对那些原来看似愚昧、无知甚至麻木的农民所迸发去的改造旧社会的激情所震动——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源，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对辛亥革命的扬弃。

（二）由此，又有了第二个思考：革命后是什么？

《让子弹飞》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黄四郎革命后成了反革命——从一个为民请命的志士蜕化为压榨人民的“被革命者”。张麻子等人历经艰辛动员鹅城的百姓打到了黄四郎，占领了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黄宅。可是，普通百姓忙于“享受”革命成果，就连张麻子当年的同志也盘算着个人今后的小日子各走各的了。殊不知，被杀死的不过是黄四郎的替身而已。就算真的黄四郎被杀也绝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当年黄四郎不也是革命者吗？又有谁能保证今日的革命者不会堕落为新的剥削者呢？在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蜕化为马邦德直至黄四郎这样的人？在上述官僚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前，这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

“黄四郎的替身”是极具警示意义的一个词汇——旧的、具体的剥削者是较容易打倒的，但这不过是一个“替身”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的黄四郎也是剥削制度的人格化而已）。劳动者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替身之后产生剥削的社会土壤，既包括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制度还包括建立在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习惯势力。产生剥削者的土壤是难以在一个早晨被清除掉的。只要这个土壤还存在，新的剥削者、“恶人”就会产生（也许昨天他还是个革命者）——这就是“历史周期律”的本质所在。

革命之后是什么呢？对于革命者而言是“功成名就”之后过自己的小日子吗，是停顿起来吗？如果是这样，“历史周期律”是难以真正避免的。有人会说：革命之后是建设啊！对，这一点都不错。但生产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要生存都首先要做的事情。纵然，革命后的政权将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并没有回答上述问题——革命之后经济领域以建设为主，那政治领域呢？

唯一合乎历史和逻辑的答案就是革命。革命之后仍然是革命？当然，有官逼民反的革命，也有革命政党领导下的有步骤、有秩序的对产生剥削和官僚主义的旧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改造的革命。“革命之后仍然是革命”这句话中前一个“革命”是官逼民反的革命，后一个则可以是革命政党领导下的有步骤、有秩序的对社会改造的革命，特别是提高劳动群众文化、管理能力的革命。这是一场更加深刻，真正让劳动群众摆脱受压迫、受奴役地位的革命，

“革命之后仍然是革命”有些人是不理解的。但这不仅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且是历史的“自然要求”，且已经被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历史从反面所证实。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东欧开始搞“全民党”、“全民国家”——其实质就是“告别革命”，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倾向日益露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丢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呢。【8】

不过30多年的时间，用无数革命先烈和无数劳动者血汗建成的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地，人民再度沦为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贱民”，而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在巧取豪夺了人民的财产尤其是生产资料后替换了当年的革命对象。从目前已有的资料看，这些俄罗斯新贵中有不少就是当年革命者的后代——中国辛亥革命后在黄四郎一人身上发生的革命者蜕化为反革命者的事情在俄罗斯变成了“黄四郎的儿子或孙子”“迈向自由世界”的大倒退。是的，这些俄罗斯新贵们的确自由了，底层的俄罗斯人民也“自由”了——选择让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他们的确有“人权了”——被变成资本增值机器上一个血肉零件的“人权”。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说：“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是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季度贫困得境地。”【9】

由此观之，所谓“告别崇高”、“告别革命”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迷魂计而已，一个扎根于劳动人民中的党将永远是革命党，而不会停顿下来，更不能有“打江山，坐天下”的念头。道理很简单，当这种念头占据那些曾经的革命者和自诩的革命者头脑的时候，新的革命就在酝酿之中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建立政权后大力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积极提高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并逐步增强劳动群众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到“鞍钢宪法”再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和实施，都是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

由此看来：革命绝非易事。读过美籍作家韩丁《翻身》的读者肯定对此会有同感。

（三）这就是第三个思考：革命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革命的困难不仅仅在于敌人的强大。《让子弹飞》中黄四郎是强大的，马邦德是可恶的，但只要革命者敢于进攻，特别是在把百姓发动起来后黄四郎不过是一个缩头乌龟而已，马邦德也不得不“随大流”。

革命的困难不仅仅在于敌人的狡诈。《让子弹飞》中黄四郎可以指使他的走狗利用百姓暂时的懦弱逼死张麻子的干儿子——一个极具前途的革命者，也可以让自己的人化装成张麻子的人，“搞乱革命队伍”。这的确是革命中需要万分警惕的事情，但这些伎俩并不能阻挡革命的洪流。

革命的困难也不仅仅在于群众对统治者的恐惧。只要革命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只要有人向反动堡垒打响第一枪，并勇敢战斗——就像张麻子和他的伙伴一样，革命总能唤起群众的响应。

革命最大的困难恰恰来自于这一点——革命者需要顺应劳动群众的要求不断革自己的命！那就是革命者尤其是其中的领导者在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不仅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还要彻底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等习惯势力，而不是把它拿过来作为自己享受特权的基础。对于出身知识分子且革命成功后身居高位的人来说这不仅意味着痛苦的思想革命还意味着要放弃物质上的特权，与自己的人民同甘共苦——“一手用枪指着敌人，一手用枪指着自己的脑门”，片中这个镜头是有象征意义的：革命者既要革敌人的命更要不断革自己的命！

黄四郎，曾经的革命者，在革命后，他没有铲除滋生剥削者的土壤，而是替代了原有的剥削者。所以新的革命也就难以避免，黄四郎这个曾经的革命者最终成了被革命者。

出身贫苦、曾和张麻子一同“落草为寇”、一同与黄四郎生死搏斗的伙伴，在打倒黄四郎后也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对他们而言“革命太累”、“不自在”。我们无从得知张麻子的伙伴中有没有人成为新的黄四郎、马邦德，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产生剥削阶级的土壤以及建立在这个土壤基础之上的传统习惯势力没有被彻底铲除，新的官僚、剥削者就一定会产生。而且，这些新生的剥削者中许多人就是当年的革命者，尤其是那些堕落为官僚的人。“革命”对他们而言成了榨取别人劳动、发财致富的资本！“去上海？还是去浦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什么身份去——官僚？还是革命者？

到这里，这三个思考也就汇合为一个命题了：“革命依靠谁（为了谁）”是问题的关键和要害；“革命之后是什么”和“革命最大的困难在哪”则是它的延伸和深化——革命必须依靠（为了）劳动人民，而决不能依靠官僚、政客。但从策略上讲革命又离不开知识分子（虽然有蜕化为官僚的很大危险）。所以，革命之后仍然要革命——彻底铲除滋生剥削、官僚主义的旧社会的土壤和习惯势力，防止革命者变质；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尤其是提高他们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由劳动人民帮助那些承担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防止他们蜕变为官僚——起主体作用的永远是劳动人民，虽然在前台的是投身革命并承担领导职责的知识分子（干部）。

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轨迹——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带领人民治理国家，真正当家作主。

以辛亥革命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辉煌壮丽的，而她的前程将更加灿烂光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历史将不再徘徊。如果再出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感叹，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

【1】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29页。

【2】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9——640页；第253页、第259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83页，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6】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27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至第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４月第１版，第322页。

【9】雷日科夫：《大国悲剧》，第35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2011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