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历史深处已注定，再蹭蹭三哥的热度！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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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历史深处已注定**这几年一直在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书，对他那句“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因素就是环境挑战的产生以及人类对其作出的应激性反应”的话印象深刻。尤其是结合这一理论重读历史，甚至是当下发生的很多事，都很有指导意义。本文就围绕这句话把自己阅读历史的一点儿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命运，就是上帝摇的骰子。

最近三哥吃了点儿亏，在加勒万河谷装古惑仔，被解放军一顿社会毒打，上校以下撂了二十多口子，还被抓了不少。

由于害怕印军吃惯了中餐在赖着不走，昨天，我军效太祖故事，喝令一众俘虏滚粗！其中包括一名中校和三名少校，再加上当场扑街的那位上校，相当于打了一场古惑仔式的野架就报销了印度一个团部。

在这起事件里，大家不仅没有感到战争的威胁，反而差点儿憋不住笑。

这和2017年6月中印洞朗危机时的气氛截然相反。

那场危机很吸引眼球！当时八一节朱日和阅兵过后，西部战区突然向前线大量运输血浆。顿时举世哗然，很多人都在屏息凝神，尤其是很多90后，都认为他们也能在青春壮年时见证一场战争的爆发。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前线，喷口水是有的，打群架也是有的，就是没有开火。最后这场对峙以中国在洞朗修建起永久性设施终了。

为什么没打？很简单，印度没法打！

抛开这背后的各种政治算计，甚至可以抛开我们中国的想法，我们只需要仔细看看地图，就能明白：事情爆发在夏秋季，此时的印度一面是内陆的持续高温干旱，一面是恒河水系周边各种洪灾，而它的源头雅鲁藏布江正处于丰水期。中国一侧仅仅是暂停向印度提供雅鲁藏布江的水文数据，就能让印度多遭遇了好几次洪灾。

再把地图从墙上拿下来，平视一下：青藏高原相较于印度的核心区恒河平原平均高出近4000米，比当时印度军队的主要集结地高出约2000米。

与此同时，印度一侧前沿阵地连接后方的所谓交通主干线，放在中国勉强能算村镇级硬化路面，一到10月就大雪封山，彻底断绝交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斗殴也发生在6月份的原因----也就这段时间可以保持充足的后勤供应。而看似贫瘠的西藏的背后是运力庞大的青藏铁路，高等级的青藏公路，以及近在咫尺的机场。

也就是说，一旦打起来，印度一侧需要马拉人扛，爬一个2000米的坡，才能维持几支轻装山地部队的后勤。即使是这种维持也只能坚持到10月份。

而解放军一侧却早已经把整师整旅的坦克、重炮，甚至是导弹群拉上了前线……

这怎么打？

说句难听的，解放军站在青藏高原上撒泡尿，下面的三哥都得好好打着伞。

什么国际形势、政治博弈、工业产能、军力对比，几千米的海拔落差能把所有的天都聊死。

最后印度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中国一侧把公路修过去，并且建立永久据点。这个据点，只要往前几十公里，就能把印度东北部和它本土唯一的陆路联系西里古里走廊给切断。这个据点彻底改变了印度对包括不丹、尼泊尔等山南国家一家独大的影响和控制。

没办法，这就是命！

谁让老天爷把你印度人分到中国楼下，还把全楼的自来水总阀放在中国家里呢？

这么说话，是有些唯心主义了。

所以，话又说回来，地理真的是决定性因素吗？

至少在我们心目中不是这样。

从汉武帝指挥卫青、霍去病由关中平原北上蒙古高原打匈奴，再到五代十国中原王朝丢失燕山山脉的屏障，依托步兵与游牧民族反复拉锯争夺，直至明代朱元璋重新收复北平。就拿这场对峙来说，同样是面对世界屋脊，我们中国人还地处险峻的北坡，结果却是我们先爬上去大搞建设？显然，我们中国人就从来没有屈服过上天的安排。

现在再重复一遍汤因比先生的理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因素就是环境挑战的产生以及人类对其作出的应激性反应”----环境挑战是一方面，而“人类对其作出的应激性反应”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四大文明古国之翘楚的奥秘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我一直认为华夏文明是其中的翘楚。在我们政治历史教科书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话我们一直都觉得它只是政治口号，自己读起来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太不谦虚了吧？但是凡事都怕对比，仔细审视一下地球上其他同行----一衬托，“伟大”这个词用在中国人身上，其实挺写实的。

一说起中国人，网上各种所谓揭露特指中国人劣根性的文章不一而足。

全方位、多角度，生怕别人不知道这类作者本人及其家人先辈不是个东西。

劣根性有没有呢？这看怎么说！

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是一个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地带，各种水旱天灾不断。翻开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是丰饶与灾荒的交替中度过的。

我们的先人所有的政治生活核心就三个词：治水、备荒、度荒。这让我们中国人始终有一种匮乏焦虑，对于眼前利益看的非常重。

但是这没什么丢人的，这就是我们对环境挑战做出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上溯十几代几十代，都是荒年，丰收，富裕，灾难，这么交替着来。一会儿祖上曾经阔过，一会儿就家破人亡。

这种环境不得不让我们中国人养成一种习惯：一是要拼命把眼前利益捞到手；二是面对个人无法应对的大灾难时，我们要在各种小算计中迅速取得利益共识，抱着团活下去。这种习惯表现在我们当前民族再度复兴的关头就尤为突出：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完整囊括从资源开发到重工业，以及尖端制造业所有门类工业体系的国家。表现在我们这些老百姓日常的言行中，只要还有一个外国，在一个门类上比中国强，那就是“我们还不行”，就要继续拼命干。

为什么国外的“中国威胁论”一直有市场？其实站在外国人的角度看，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吃相的确太可怕。

当年欧美发达国家在经过产业升级以后，由于人口规模的限制，加上资本主义天然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于是往往只保留研发或高端制造业，然后把一些低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

这就让我们中国抓住了工业化的尾巴，得以先上车后补票。

如今我们发展起来了，周边例如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眼巴巴的等着能有一些低端产业能再次转移出来。结果等的望眼欲穿，最后却发现中国吃完了高端产业后，低端产业还照样吃的一干二净。

一只手做着金山银海的大生意，一只手连两毛的苦力钱也死攥着不放。偶尔转移出一点儿，也是出于外交和统战目的的施舍。

所以，我一方面很理解“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信不疑。一个既能上厅堂动脑子做大生意，又能挽起裤腿刨地的民族，注定无法战胜。

这样的习惯下，我们中国人在骨子里其实压根不信鬼神，有的只是追求利益过程中的“临时抱佛脚”。发了水灾，西方人把落荒而逃包装出一个受上帝眷顾的诺亚方舟的心灵鸡汤，而我们的祖先大禹则是亲力亲为，组织大众去治河改道，最后缚住苍龙。在中国的文明体系中，神从来都是各有职司的服务者，而非主宰者。

经历了几千年折腾，那些真信鬼神、真信来世，不争不抢，对未知抱有幻想的，早就都在灾难面前死光了。

剩下的都是在时刻收集粮食布匹，平时充分利用每一块闲置土地种粮种菜，天灾一到就立即干掉或奴役多余人口的人。总之，就是特别务实，行动力特别强的人。

这种习惯经过多少代人，已经形成基因刻在我们骨子里面了。这就让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决定了中国人是最讲道理、最理性的。如果不做出这样的应激反应，中国人早就灭绝了。

因为要治水，大禹不得不尝试着去动员人群和进行大型组织的管理；我们的先人不得不学着考察地理，尝试着去用体系性的思维去搞规划；那些要在山川阻隔上开挖沟渠、修筑堤坝的人，不得不想办法去记数、测量，甚至尝试着改进工具，提高效率。

于是，我们就有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和科学实践。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政府组织就是围绕治水的实践才形成了雏形，并不断完善。再后来，为了更好的耕作，尽可能多的收获，并减少损失，我们又不得不尝试着观测天文，制定历法，规划灌溉。

总之，为了应对变化多端的环境，我们不得不勤奋劳动、开动脑筋。

于是，中国人率先脱离了采摘渔猎的丛林部落形态，进入了农业化社会。

进入农业化社会，意味着我们从一片蒙昧中脱颖而出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必然要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决定谁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谁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这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就主要表现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

这些战争中，中原农耕民族经常是败多胜少，但是在一个宏观的历史纬度里，最终却是游牧民族几乎灭绝，而农耕民族的版图却在不断扩张。

锄头和马背的竞争

从游牧渔猎走入农耕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就是可以获得大量的，基本可以预期的，稳定食物来源，不需要再像渔猎那样靠运气吃饭。赶上运气差了，不仅我能吃的食物没出现，连把我当食物的都遇不上。这就可以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并且定居下来。

这种局面可以造成两个结果：

一是让一些人口脱离追求食物的生存性劳动，进行脑力劳动，进而形成社会分工，产生更加复杂的手工业体系，极大的提高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战争能力。

这一点在汉武帝远征匈奴时表现的最突出----汉朝的骑兵除了个人骑术稍微弱一些之外，他们身上设计合理的盔甲，射程超远的弓弩以及质量上乘，源源不断的精钢马刀，甚至经过专业人士一代代选育的优良马种，都是匈奴人无法企及的能力。

李广、李陵祖孙凭着几千步卒都能和数万匈奴骑兵打的有来有回，靠的就是匈奴人无法仿制的弓弩和高品质的铁器。这些东西都是那些不直接生产食物，却能有饭吃的工匠才能制造的东西。

二是可以依靠稳定的食物来源，来不断繁衍产生的庞大人口，让这个民族整体产生一种不可阻挡的向外蚕食土地的集体本能。这种本能是基于农耕民族对耕地的渴望。如果说工业化社会中，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在农业化社会中，人多就是硬道理。

农耕民族对耕地的渴望是无限的，而且有定居性。无论到了哪里，只要土地开垦耕种成功，农耕民族就会扎下根，大量的繁衍人口，小的建立村落，大的建立城镇、要塞。即使一时失守了，一代代人也要孜孜不忘的打回来----也就是我们常听外交部说的“自古以来”。

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发动战争纯粹为了掠夺，而非建设。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甚至还幻想把中原变成大草场。

一面是安土重迁，稳扎稳打，一面是抢一票就走，再加上人口数量级和科技发展的差距，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农耕文明可以无数次失败，但是总能爬起来，而游牧民族虽然攻击犀利，但是一次或几次失败的大消耗就能让它万劫不复。两者较量的最终结局就是游牧民族“在不断的胜利中走向失败和灭亡”。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可能就能理解为什么非洲落后，总是发展不起来----自然环境太优越了，对于古代人类来说，那里简直就是温室----光照充足、降水充沛、土地肥沃，种子随便往地上一撒，不需要深耕，不需要人力灌溉，不需要施肥，只要没有病虫害，就能轻易的一年三熟，甚至四熟。

一个木薯动辄十几斤重，能提供比玉米高出13倍的热量。

当然，更多的时候当地人甚至连耕种都不需要，各种连本地人都叫不出名字的野果到处都是。其中很多都富含油脂，远超花生。

曾经有在非洲创事业的中国老哥在当地单靠吃各种水果，就让自己增重30斤----血一般的教训啊！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农业技术有需求吗？对天文历法有需求吗？对治水等大型工程建设有需求吗？这些实践的过程一概没有，哪里来的技术爆炸和文明提升呢？把我们放到那里去，结局估计也没什么两样。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一个比非洲稍微好点儿的反面案例。

和我们华夏文明的主体民族始终一脉传承不一样，咱们南边的这位邻居，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那块土地上的主体民族一茬一茬的换。

最大原因就是那块土地进去容易出来难----一年四季全是适合粮食生长的无霜期，太安逸了。

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谁进去，谁就大字一躺，失去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于是，印度平原上，大家由北向南排着队入侵，一波针对前一波搞压迫，最后产生了种姓制度----最初的本土原住民沦为最底层的贱民。且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贱民们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

我们中国的陈胜吴广面对压迫就揭竿而起，直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结果安逸的印度贱民们则会坚定且淡定的回答：“有啊！”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现在经常有人把黑人作为种族歧视的敏感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答案历来都是明确的----中国人心气从来都很高，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面对当下，我们一直有着高人一等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来自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勤劳和不安分。

在我们的传统里，凡人可以补天射日，平民奴隶可以推翻皇帝。

所以我们的歧视从来不是针对种族，而是针对那种安于现状的懒惰和听天由命的涣散等等低劣的品质。

都说中国人勤奋聪明。其实这不是天生的，这是因为身处劣境，几千年战天斗地练出来的。不勤奋不聪明的人在这块土地上是活不下去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四大文明古国，本质上全部都是农耕文明，但为什么其他三个都几经灭亡，主体民族不断变化，而只有华夏文明一脉传承下来了呢？印度我们前面说了，另外两个，中东的两河文明，先是古巴比伦、波斯，进而马其顿、罗马入侵，后来又是阿拉伯帝国，接着是蒙古和奥斯曼土耳其，到了近代又是西方殖民者侵略。埃及文明就更倒霉了，由于靠近中东，一般凡是在中东称霸的势力都会顺手把埃及也灭一遍。

在这里，我就重复一下老祖宗的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华夏文明在四大古文明中，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最封闭，也是最艰苦的。这是我们先人的不幸，却是我们后人的幸运。

所以，历史的深处到底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坚定的说，都是！看一面和走极端本身就不唯物。我们的先人说的很清楚：一方面要“尽人事以听天命”，另一面则是“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