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新经济，“大疫情”背景下的上海产业破局之道_风闻

文|余德

新冠疫情猝然而至，一如1968年的香港流感，亦一如1918年的美国流感，没有先兆……

二月份疫情，有人说如果全民隔离14天，乐观的话一个月能解决；

三月份疫情，有人说等到夏天，也就是再过三个月能解决；

四月份疫情，看着国外的新闻，可能再过半年都解决不了。

常态化疫情防控！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下，经济会怎么走，产业会怎么变，互联网又会怎么样？

上海提出“在线新经济”，发布了《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给出了一个超大城市在疫情防控下对于产业发展的判断和信号。

上海的互联网打造某某地方的“陆家嘴”，打造某某地方的“张江高科”……

许多经济官员们在提及本地产业建设时，经常会冒出以上海某方面产业为“模子”的口头禅，言语之外，是上海曾经不断地为国内树立榜样。

但在互联网维度，却偶尔会出现一些“惊人”的言论：上海没有互联网基因，上海错失互联网机会……

不一而足。

诚然，如果单纯以PC互联网时代来论，上海曾经的盛大、巨人、携程、大众点评等所领的“一时风骚”似乎被BAT为代表的巨头所代替，但揭开上海信息产业的面纱，却有太多的“不为人知”。

举几个例子：

2015年成立的拼多多，2018年上市，而现在它的市值已超过1000亿美元，位列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点评之后，成为国内第四大互联网企业。

之所以列举拼多多，是因为在中国电子商务领域，众多业界与投资人均早已“断言”，电商赛道再无奇迹，而80后的黄铮，硬是在这个不可能的领域，趟出了一条新路：以极致缩短供应端与消费端的本质，以社交化的口碑，实现了新的崛起。

在集成电路行业，据上海市经信委的数据：到2019年年底，上海集成电路行业重点企业超过600家，从业人员约20万人，承担了50%的集成电路领域国家重大专项，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20%，聚集了全国约40%的产业人才……

如果从芯片领域来看，按面包财经的统计，国内97家在五大交易所上市的内地芯片产业链相关公司中，注册地分布在42个城市；总部位于长三角的有49家，其中在上海23家（占比23.71%）；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有19家，其中深圳12家（占比12.37%）。

按照黄奇帆的观点，疫情后的世界竞争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产业链集群的竞争，而在这一意义上，上海已初步覆盖了从设备制造、IC设计、IC制造、半导体材料到封装测试等主要环节；如果从长三角产业集群角度上，已完全覆盖芯片产业复杂的全产业链。

再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商汤、依图、寒武纪以及IBM、微软等企业的集中，上海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工智能技术型人才。

在金融科技维度，除了蚂蚁金服的全球运营总部，国内金融商行和保险公司旗下已设立的金融科技公司，大半将总部放在了上海，比如中国平安旗下的陆金所、众安保险、平安好医生、金融壹账通等平安系；目前六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四家已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其中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均选择将总部放在了上海……

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就已蜚声世界的远东第一城市，上海，有着历史的沉淀与新时代的定位，比如以公平、规范著称的上海制度；以高效、专业著称的上海效率；以务实、肯干著称的海派文化；以契约精神、职业精神著称的历史基础……

正因如此，在世界银行近年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上海地位不断攀升，从2013年的第99名提升到2020年的第31名。

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持续推进，这种政策统一、分工明确、产业集群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东方文化中有“第一”的情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似乎第一才是最好的结果。

以此论述“上海没有互联网”，似乎确实也只能一笑了之了。

但必须清楚，做最高的山就得8848，但实际上，那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文明的发源地，却是第二阶梯---黄土高原。

可能一句话能够诠释，“有几座最高的山峰固然是好，但上海更希望看到群星灿烂、百花齐放，上海要做产业的青藏高原一般的高地，而非只有几座高峰。”

三点五产业，移动互联网的场景值得再做一次经济学家有两个通行的划分，一个是三次工业革命；一个是三大产业划分。

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1760年代的英国蒸汽机革命，出现了蒸汽机、珍妮纺织机、火车机车及轮船等动力的革命；第二次则是1870年代，以德国、美国为核心的电力革命，内燃机、电灯、电报、汽车、飞机等得以大规模出现；第三次则是1950年代，肇启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三次工业革命进程

当然，在2016年被广泛提起的是第四次工业（科技）革命，风行的说法是以石墨烯、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

但有意思的是，学者们为它加持了一个前提条件，第四次工业革命基于网络物理系统的出现。网络物理系统将通信的数字技术与软件、传感器和纳米技术相结合。与此同时，生物、物理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将改变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

似乎第四次科技革命所讨论的选项大都在路上，像石墨烯、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等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需相当长时间的突破。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如是写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近在眼前的我们，身在何处？

我并非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但对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或者说目前的阶段，却有一个“狂妄”的想法：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三点五产业”的时代，即依然是信息技术或者说是互联网技术的中高阶段。

如果我们把前二次的科技革命，概括为能源（蒸汽、电力）的革命的话，那么这一次的互联网技术的革命则可以定义为一次系统的革命。

在线新经济的概念，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借助人工智能、5G、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智能交互技术，与现代生产制造、商务金融、文娱消费、教育健康和流通出行等深度融合，具有在线、智能、交互特征的新业态模式。

可以看出，在线新经济中，互联网将变成创新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环节，与不同行业的独特要素深度融合，如供需关系、资本、不对称信息等，最后形成场景、流量和产业的重构和创新。

比如叮咚买菜，相较于之前的生鲜电商，拼多多相较于之前的电商平台。

而随着5G网络的普及，相信更多的场景会跑出新的企业。

然而，这些新的企业，又如何通过他的场景划分他所属的行业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1960-1970年代的中国人，几乎经历了“同步完成”的三次技术革命，从最早的洋务运动成果、苏联式成果再到乡镇企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突破，我们走上了引进、吸收、微创新到全面创新的道路，随之而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则成功实现了中美并驾齐驱的格局----我们在瞋目结舌中迅速走过了西方近四百年的历程。

一个国家的富强，往往在几十年间。日不落帝国、美国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莫不如是。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由最大的“世界工厂”，一跃而成为工业总产值全球第一的国家，似乎一切如在昨日。

当然，针对经济门类，经济学家们将其划分为三大产业，即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革命所衍生的产业，则基本被包括在服务业之中。

如果我们确认此番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一种系统的革命，那么，这个并行于庞大传统社会、经济的系统是否代表着衡量科技水平、生产率水平以及国家创新实力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这个指标能够确立，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统计方式，对基于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而形成的产业成果、经济指标，进行单项统计，进而实现更好的技术推进与产业促进呢？

当然，打破产业界限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试想一个机器人无人工厂，它不仅连接产业链上下游，更是连接着消费者订单（无论是第三方平台系统还是其自身平台），它展开的智能柔性生产，产品经过智慧物流而直接完成交易并送达消费者。那么这样的企业如何定位？

它是工业？还是服务业？

当这样的企业或实体被全面的连接起来，甚至连接到智慧城市、智慧政务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同一个大系统时，我们的产业划分是否需要改变？

这并非狂人日记，就像人们相信自动驾驶会实现一样，很多人相信这样的世界很快会到来。

简而言之，互联网技术的系统推进、应用成熟、比重之高以及其自身的独立性，值得从经济角度对其进行独立关照与研究。

因为，互联网上半场已经过去，我们正迎来产业互联网时代。

上海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叫“在线新经济”。如果以链路来看，它可能是以整个信息产业链为囊括的新经济，而必须清晰认识到，这种新经济所带来的革命性和根本性，它可能是未来经济的常态，它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所在。

这也正是笔者提出单列统计三点五产业的动因。

谋篇布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甚至超过了大萧条。

中国则展示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快速而有效的措施收效显著。显然，历史空白处，新的力量正在崛起。

2008年，中国GDP约4.6万亿美元，低于日本，居世界第三；2019年，中国GDP约为14.4万亿美元，超过欧元区19国的总和，约为日本的3倍，排名世界第二。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说，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

而这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许要比08年金融危机来的更为猛烈。

那么中国作为抗疫最成功的国家，在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产业机遇，非常可期。

从微观上，疫情期间用户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教育、医疗、库存、甚至买菜等一些互联网很难渗透的场景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革。

从产业上，在线新经济，数字新基建，聚焦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远程办公、在线金融、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12大发展重点，可以说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以产业链集群、产业集中、重点突破的方式，除了上述领域，上海最近发布了《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方案明确：集聚“100+”创新型企业、推出“100+”应用场景、打造“100+”品牌产品、突破“100+”关键技术等行动目标。

显然，与之前的几次科技革命不同，这一次的“转型升级”并不是由新兴技术的出现决定。

政策决策者掌握了哪些材料，看了哪些数据，笔者不得而知。

但听说上海制订这个计划之前，让某机构做了一次调研，疫情期间什么行业是不受影响甚至逆势发展。

春江水暖鸭先知，也许我们能以此一窥上海产业谋篇布局的破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