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 警惕“隔代剥削”的香港模式向内陆蔓延 | 文化纵横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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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 | 香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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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的抗议活动此起彼落，舆论焦点都集中在政制上。但本文认为，香港的问题，政制只占三分之一；起码有三分之一是世代问题，当中蕴涵深层文化问题。作者指出，1997年以来，香港的“隔代剥削”现象日益普遍：为了一时权宜而制定影响深远的政策，同时通过牺牲无辜的下一代来弥补上一代掌权人的决策错误，并堵住压力以保障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益的一代。这种剥削，见于社会各方面，共通之处在于：年轻人几乎已做到上一代人游戏规则里要求的一切，但对年轻人的要求标准却越来越高，原来游戏规则早已改变。当年轻人历尽颠簸，有人却总认为他们难当大任，等到人过中年，又被视为过气、不再适合栽培了。处于时代夹缝中的香港70后，尤其具有悲剧意义。他们在物质上比50后丰裕，机会上却大不如前，以至于他们被灌输的50后的“吃苦成功论”不再奏效；他们的处境压力也远甚于80、90后，与后来者因抗议而受到掌权者的关注不同，踏实苦干的70后反沦为卑微寂寞的配角。然而环视世界，70后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已崭露头角。当全球都以新世代为21世纪的竞争领军，香港却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重提1950年代的精神价值，它曾以为傲的活力及精神已未老先衰。这种整个社会接班的推迟趋势，无疑是香港深陷人才损耗、保守化、社会矛盾激化、文化隔阂的漩涡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的抗议活动此起彼落，舆论的焦点主要是放在政制上。其实香港的问题，政制只占三分之一；起码有三分之一是世代问题，当中蕴涵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早前，香港某大学的教职员发起了一场正名运动。事缘大学当局多年来聘任了大批导师（instructors），负责大学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以前大学里的讲师或教授，是要兼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这些年来某些大学因为经费紧缩，复为提升研究质素，便减免了老一批的教授的课，在市场上以相对低的薪资聘用了这批较年轻的导师。问题是导师虽有教学之责，却不具“教师”之名。原来殖民政府时代，香港各高等院校在法律上均有相应的《大学条例》规管，《大学条例》中对“教师”（teacher）的定义有明确规定，而导师是刻意被排除在定义之外。结果他们除了没有应得的名分和尊重外，更被剔除出学院及学系的行政架构，不得参与校政，甚至出现了大学教务会(Senate)中有学生代表却无导师代表的怪现象。另外，导师亦不得享有《大学条例》中所赋予“教师”的权利与保障（如为确保学术自由，保障其不被无理解雇的条款）。

我所认识的这批导师，大都是70年代生的，且称他们为70后。这些人大多博士毕业，这些年来却因为教学资源被削，老一辈又未退下，晋升之途受阻，他们便只能以导师的身份受雇。导师的教学工作远比从前的教授吃重，基本上是没有余暇兼顾自己的研究工作。对于立志学术的人来讲，没了研究，事业也就是行人止步，大学当局就更能振振有词，把你牢牢地钉死在导师的位子上。一开始从根本上，他们就把导师打成了教学团队里的二等公民。

这些年来，香港的高等院校在国际排名榜上节节上升，更有出色学人屡获国际殊荣，歌功颂德的宣传铺天盖地，吸引了不少中国内地的尖子以及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入读。可是，对这一群在背后寂寂无闻，却又苦苦支撑着主要教学工作的无名英雄，又有谁去表扬一下，说过半句公道话，道过一声委屈了？

他们的怨忿可以理解。十年寒窗的博士后，在大学当上导师拿的工资和福利，往往尚不如和他同届中学毕业，加入政府做了十年文书工作的初级公务员。开脑袋的尚不如剃脑袋的——这四十年前中国大陆的怪象会在号称资本主义的香港出现，真令人啧啧称奇。

事实上，大学里头不少初级行政官员占有的行政资源和权力比教员还要多。我无意贬抑个别职业，但以香港社会因财论值的主流意识言，这是否有辱斯文？和特区政府多年来高唱入云的“知识型经济”调子，又是否格格不入？

**************▍**************70后的际遇

这种奇怪的现象不独存在于高等学府，在本来应为公正之表率的政府机关里，更是明显。

多年前特区政府囿于政治压力，采取了一系列冻结公务员职位的措施，很多情况下，不论实际要开新的职位必须先取消旧的职位，通过所谓的自然流失，人手调配，美其名曰：“资源增值”。

然而在官僚文化中要取消一个现成的位置简直是与虎谋皮，结果很多尸位素餐的依然故我，新的工作便只能由原来的员工──很多时候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低一级的员工──加倍完成。尽管他们劳心劳力，无论在年资、能力以及经验上都符合了从前升级的要求，却仍须等到老一辈的退下了才有机会。而且这种升迁上的延宕，会在官僚等级制度下逐层向下扩散，一个级别升不上去，下一级也相应停滞。

更不幸的是，等到老一辈退下后，这些人当中很多将已是人过中年，在机构里被视为过气的旧人，而不是适合栽培的新秀了。

这样的人事安排，很能反映1997年以来香港各界的普遍情况：为了一时权宜，制定了影响深远的政策；同时透过牺牲无辜的下一代，来弥补上一代掌权人的决策错误，堵住政治压力，保障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益的一代。隔代剥削，以此为甚。

这种剥削，见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逆境，企业其实比政府强不了多少，不过是要下层缩减成本，向尚未冒出头的开刀。你可能是银行里的销售经理，要跑的销售额每年节节上升，薪水却总是追不上。你可能是跨国公司的项目主管，在这衔头通胀的年代，名为主管却没有几个手下可用，干的只是以前下一层员工的工作。你可能是某某会计或法律事务所的专业人士，工作的压力把你折腾得有心无力，又要为房子孩子筹谋未来十几年的费用。

共通之处，是你几乎已做到上一代人游戏规则里要求的一切，无奈给你定的标杆却反而越来越高，原来游戏规则早已改变。当你历尽颠簸，有人却总认为你经验不足，难当大任。

瓜代无期，退下来的即使年过花甲，还得另觅舞台，粉墨登场，以政府顾问、荣誉教授以至电台主持等形形色色的身份，再作冯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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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问，70后面对的这种尴尬，会否只是每个人去到三十几岁都会经历的一种迷惘？的确，这种可能性不容否定。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我比较注意观察的，是普遍的而不是个人的经历。而且，这主要是我们现代人的经验；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在30岁左右不是迷惘更不是尴尬，而是踌躇满志甚至是准备交班了。因为直到20世纪初叶，即使在先进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也不过五十。过去能活到老耄之年甚而大有所成的人不少，但相对整个社会来讲只是少数，而英雄出少年的例子恐怕更多。

20世纪中后，公共卫生的改善、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的和平，令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这现象的一个影响，就是令社会的接班年龄往后推迟。比较1980年代中期的50后和现在的70后——也就是大家都是30多岁左右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有助说明问题：根据香港政府的官方数字，1986年香港的工作人口中，40岁以上的有100万左右；而2006年的数字却超越了150万；同时期内40岁以下的工作人口却没有大变。在香港政府公务员队伍里，40岁以上和40岁以下的员工比例更达2:1，所以在我认识的公务员当中，很多人都有一种时不我予的感慨。

第二个令70后跟50后经验截然不同的原因，是大家所处的经济大循环有所不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连串经济危机以后，从1980年代往后的20年是新技术蓬勃发展、长期低利率、工序及市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刚好也碰上了50后的三四十岁的人生黄金岁月。在香港，这还要加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百年一遇的机会，发展的势头真是锐不可当。水涨船高，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晋升机会。然而70后在30岁左右面对的格局却刚刚相反，这里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大陆开放这两方面，他们面临的已不单是机遇，更可能是竞争，因为香港已经不是大陆唯一的窗口，更得面对来自成本低廉的劳工的竞争。

让我以一个夸张但却是事实的情况说明：30年前，因为种种（不一定合理的）原因，即使中国大陆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在香港也只能做中小学毕业生做的工作。这对于个人来讲是莫大的损失，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英殖民地的人才是如何便宜、何等充裕，而那时香港人面对的竞争跟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无意低估50后的奋斗经历和对香港过去发展的宝贵贡献。不过，愚意以为把背景厘清，有助公道。一个在50后当中很流行的论述，就是他们生长于战后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所以比后来者更吃苦，今天的成功也是理所当然。论物质，70后是比他们丰裕；论机会，则不一定。

**************▍**************与50后和80后不同的社会性格

成长背景不一，社会性格自然迥异，甚至连流行的道德价值也不一样。有人指出，上世纪初的人因为经历大萧条的打击，心理上会变得保守；1920年代出生的在年轻时参加了大战，会培养出团队精神，有较强的合作性。而50后由于出生于物质匮乏的年代，成熟于社会经济整体上升期，习惯了辛劳后的成果，很容易会觉得只要肯吃苦就能成功，做事有时会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相反，70后本来受教育的时间是这个黄金岁月的最后高峰，他们被传授予一套50后赖以成功的座右铭：认真、勤奋、服从、长远。所以尽管经济增长欠奉，工作保障减少，他们也只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各行各业默默耕耘。

**可是世界已经改变了。**美国社会学家Richard Sennett指出，“新资本主义”的特色，是传统官僚式大机构变得不合时宜，企业追求短期回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固、短浅，知识趋向肤浅化。一个70后如果真的拥抱他求学时期给灌输的价值，恐怕真的要吃不少苦头。这种时代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容我拿金融投资来说明一下：如果你拿过去一百年美国道琼斯指数的走势图看看，你会发现直到最近那张图基本上是一条抛物线上升，如果你在1950年投资美股，即使你什么都不干，复经肆虐整个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高通胀，你在公元2000年仍可稳赚50倍的利润。

这是为何老一辈的投资智慧总是说：长期持有（buy and hold）。可是如果你在新世纪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你的投资成绩会是挺悲惨的。当50后看见70后在职场甚至人生总是不及他们当初的成就，甚而认为这是70后学艺未精时，是否也该想想时代的变迁？

另一边厢，70后和他们的后来者也很不一样。70后固然不是抗议的先锋、游行的常客。你可能说这是因为他们已届“而立之年”；成家立室，养育下一代的压力，使他们明白好事多磨、世事艰难，没有了青春的激情和浪漫，却多了份沧桑和阅历，是人生早晚会经历的，十年后的80后或二十年后的90后不也会如此？可是我认为70后的成长跟他们有几点不一样。首先也是跟人口结构的改变有关。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出生率下降，产生了跟大陆计划生育政策异曲同工的作用。翻查记录，香港在1980年后的生育率跌穿了2，在2000年接近1，虽然这数字不等同家庭孩子数目，但现在有很多一孩家庭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孩子在家习惯了没有竞争的环境，自幼习惯了父母和社会对他们的呵护有加，尤如掌上明珠。

另一个不同是教育，而这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教育制度的改变。在1990年代以前香港的高中以及大学的竞争相当激烈；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学额大幅提高，但学生的素质并没有相对改善，造成一种不用太努力也可以过关的假象。

二是教育理念的改变，简言之，我认为是盲目追求某些美式教育的皮毛，把学生当作顾客，家长当作老板，老师则矮化为服务供货商。然后就是美国麦当劳的经营哲学：“顾客永远是对的。”在这种思维主导下，学生有问题也是老师的问题。

三是信息科技的革命、个人通讯和计算器的广泛应用。新的学习方式虽然鼓励了个人表达，但也带来了自我中心、个人至上的不良影响，而且往往流于表面，有欠传统教育中的严谨慎密。可能因为这种种原因，80后和90后会给社会主流这么一个印象：勇于表达、疏于思考；勇于责人、疏于责己。

相比之下，70后作为在这世变中过渡的一代，在新技能的掌握上跟90后差不多（比如他们在公司里基本上对新技术运用自如；我知道有些老一辈的可能还要靠秘书打印电邮），论传统能力和经验则肯定比后来者优之；但在意识形态上却还背着很多上文说的一些老一辈留下的包袱。这令他们成为机构里的中流砥柱，支撑着前后两代的桥梁。可惜，这并没有为他们在社会上赢来掌声，反而是处于一种给忽略的状态。为什么？

我们看看不同年代人对全球性高地价现象的反应，或能了解一二。从1990年的日本，到1997年的香港，到2006年的英、美，在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接一个爆破的地产泡沫，始作俑者难道是70后吗？他们压根儿没享受过楼市泡沫的好处，却要在踏入社会之初承受泡沫爆破的恶果。和80后新一代不同的是，逆来顺受的70后自幼已对高地价习以为常，加以幼承庭训，总是以和为贵，大部分还是选择默默承受。80后的青年看透了官僚暨房地产垄断资本主义的骗局，他们要发声，要走向街头，要向自己的父执辈讨回公道，拒绝再玩这个没赢的游戏。

的确，和这批后来者相比，70后是悲哀的。曾经香港闹得热烘烘的反高铁事件，令社会掌权者忽然关注起80后的年轻人，掀起一场隔代对话。而在这一出对话中，踏实苦干的70后，在香港这个习惯了喧哗吵闹的舞台上，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反沦为卑微寂寞的配角。

为何80后的我行我素不但没有受到压制反而赢得关心？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之于现在的掌权世代，只是后者的子侄辈，在经验和地位上短期内都不可能取代他们，没有真正接班的威胁，不构成交棒的压力。

说了这么多，是想指出70后自有其独特的世代精神，决非面目模糊。香港的70后出生于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成熟于中英政治争议、东西方思想文化冲击、冷战结束、全球化起动、信息科技革命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固然个人不一定都关心社会政治（事实那永远是少数），但我们都下意识地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这只要听听流行曲的歌词也能看得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一个比较富于理想色彩的时代，一个人在他最易受感动的青春岁月，耳闻目睹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柏林围墙的倒下、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席卷全球，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很难不在心灵深处留下烙印。这些事件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身处的世界，老一辈的可能会难以适应，会抗拒，而新一代往往又只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只有70后才是横跨先后、见证新旧的一代。

**************▍**************结语

环视世界，70后在正进行世代兴替的欧美国家，早已崭露头角。2007年2月，当已过退休年龄的曾荫权铁定为香港特区首长时，才45岁的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宣布竞逐美国总统。当43岁的卡梅伦领导英国保守党，重夺议会控制权之际，在香港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当权派，他们的一线人物却都已届迟暮之年。欧美70后的前辈、学长们既能以四十出头的年龄出任首相、总统，他们也很自然被培养为下一梯队的接班人，当中进入内阁担当要员的，绝非罕见，更别说市长郡长了。堂堂一国尚能如此，区区一市何难之有？难道就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才有这样的胸襟？

即使在商界，香港的大亨也富可敌国，在世界富豪榜上名列前茅，但你会发现他们无论是白手起家还是子承父业，年龄一般都比国外的要大，像比尔·盖茨那样在半百之龄就急流勇退，在华商圈子里也真是匪夷所思。可以说，这世代交替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跨界别的文化问题。

当全球都以新世代为21世纪的竞争领军，香港却在重提1950年代的精神价值。当这个城市在担忧人口老化时，它曾以为傲的活力及精神却已未老先衰。

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胶着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华人父权文化里固有的、对权威的过分畏葸、对经验的过分看重？这个在华人世界曾经相对现代化、在邓小平先生口中值得学习的对象，它的领导阶层的老化，正日渐表现出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典型文化。

无论原因为何，可以肯定的是，这整个社会接班的推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人才的损耗。经验需要时间累积，能力需要机会磨炼。如果社会不把机会放手与后进者，那他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准备，遑论有充分时间累积。

其次是社会趋于保守化。香港的优势一直是灵活、进取、创新，现代医学延长了人的寿命，但没法改变人的心理年龄；一个60岁的人跟一个40岁的会有明显的心理差异。不是说保守就是错误，进取就是优点，但如果我们的领导都是六十开外，会否令整个社会失去平衡？

其三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年龄上的巨大落差令社会的领导阶级和少壮派难以沟通，而青壮派（也就是80后、90后）由于还未能接班，只能沦为体制外的反对派，加深社会裂痕。

最后，如上所言，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至少曾经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窗口，如果它的领导班子与外界的背景和年龄越拉越大的话，又会否产生一种文化上的隔阂？

70后，本是一个既拥抱理想又不失务实的世代；是一个最有资格承先启后、却变成不被承认的世代；是一个身处夹缝，不老不少、不高不低，在主流社会中显得不伦不类的世代；70后，是否注定要成为一个在等待中给消耗、在过渡中给牺牲的世代？成为给历史彻底遗忘的一代？

谨以此文，献给那无奈、无声、无息，但绝非无承担、无能力、无意见的70后。

—2020年6月新刊目录—

▍特稿

01.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潘　岳

▍封面选题：病毒的全球时刻

02.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朱云汉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张蕴岭

04.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 

冯绍雷

05.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赵汀阳

▍专题：摆脱贫困

07.脱贫攻坚：后革命时代的另类革命实践 

李小云、杨程雪

08.精准扶贫如何改变乡村治理结构

王晓毅

09.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

徐　进、李琳一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10.竞合模式：高铁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马　莹、甄志宏

▍历史观

11.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汪 晖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原标题为《时代夹缝中的香港70后》。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