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篪和蓬佩奥会谈：中美谈谈打打，历史记忆的力量_风闻

杨洁篪和蓬佩奥能谈什么结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将在夏威夷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前天没有否认相关报道，称如果有进一步消息将及时发布。

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很可能正在就杨洁篪与蓬佩奥会面进行协商，“杨蓬会”有望在近期上演。

很多人都会感到纳闷：中美关系已经跌入多年未见的谷底，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教、军事等领域的摩擦有增无减，并且在香港、台湾、南中国海、抗击冠病疫情等问题上的矛盾也在升级，蓬佩奥又是著名的“反华急先锋”，不久前还被中国官媒连篇累牍地谴责批判，他怎么就突然要和杨洁篪举行会谈？“杨蓬会”到底能谈出什么结果？

这正是中美关系的复杂与吊诡之处。中美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矛盾，双方的冲突只有大小之分，绝无可能避免。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之间利益交集之处太多，双方即使有意脱钩，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互不往来。说白了就是：别看双方闹得欢，最后还得坐下谈。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今年11月的大选是头等大事，争取连任是不二目标。但今年3月以来，美国疫情毫无受控迹象，经济低迷导致4000多万人失业，过去几周又因为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遭警察虐杀，引发全国性抗议浪潮，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下滑，至今没有反弹的迹象。特朗普政府须另辟蹊径为自己加分，换个角度打“中国牌”不失为一个好的选项。

因此，这次计划中的“杨蓬会”可能是由美方倡议。通过与中方高官会谈，特朗普政府可以达到以下目的：当面向中国提出美国对香港、疫情防控、执行双边经贸协议等热点问题的关切，同时减少美国工商界对中美关系恶化产生的担忧，提振美国恢复经济的信心，树立特朗普政府既敢于对中国施压、又善于同中国打交道的新形象。

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向来是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只要美国愿意进行不设前提的谈判，中国都愿积极响应。一旦中美坐下来谈判，中国的内外压力就会有所缓解，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利大于弊。

CNN报道称，蓬佩奥将在夏威夷与杨洁篪讨论广泛的问题。至于双方将讨论那些问题，能否达成具体协议，目前还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美方将重点表达对香港国安法的关切，敦促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保持克制，在疫情防控问题上保持透明度，要求中方继续按照双边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大量购买美国产品，进一步开放航班等等。中方则会强调香港是中国内部事务，要求美方不要干涉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与实施，敦促美国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对中国留学生采取歧视性规定等等。

“杨蓬会”也可能涉及朝鲜半岛、中印边境冲突、伊朗等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不会是“杨蓬会”的重点。

最近几天，中美关系出现了某些转圜的迹象：美国运输部6月15日宣布，每周将允许中国四架航班执飞往返美国的航线，美国航空公司执飞中国的航班将与中国航班的数量相同；美国商务部也宣布，允许美国公司与华为公司合作制定5G标准。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5日报道，今年4月份美中双边贸易额增至397亿美元（约555亿新元），较3月份增长近43%，再度超越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额。近几个月来，中国对美国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作物的采购量增加，超过了贸易战之前的水平。在截至6月4日的五周中，中国的采购量占美国大豆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这些转圜可能为“杨蓬会”创造必要的气氛。对处于“冷冻”状态的中美关系而言，一两次高官会谈肯定无法解决诸多现实矛盾。但即便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会谈，也强过剑拔弩张的对抗。从这个角度看，“杨蓬会”还是值得期待。

中美之间确实有必要坐下来谈，毕竟双方仍有许多共同利益，相互妥协甚至交换利益应是外交艺术的寻常。即使利益冲突难解，但只要经过协商与相互妥协，也可避免各走极端。中美之间如果不幸陷入零和关系，不仅损害各自的利益，也会陷相关国家于池鱼之殃，同受其害。

中美这场世纪斗争，已使许多国家卷入漩涡之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发表长文，强调亚太各国不想“被迫归边”，他呼吁中美放下分歧，避免祸及“亚洲世纪”。华府企图拉帮结派孤立中国，多数有实力的国家不想蹚浑水，有些盟友则左右为难，只盼中美斗争适可而止，给小国留一条生路。这个卑微的希望能否如愿，就看两强之间能否斗而不破、争而不战了。

美国扩张过度造成负担过重

尽管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在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快速地调整自身和这个体系的关系。正如特朗普6月13日在美国西点军校，对2020年毕业班发表讲话时所说，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军人的职责不是去重建海外的国家，而是强力保卫我们国家免受外敌的侵略。我们正在终止无休止战争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将重点明确放在保卫美国的关键利益上。”

过去几年，特朗普当局的选择便是通过“退群”策略，减少美国对现存世界体系的承诺。特朗普的政策如此激进，以至于美国的强硬派也适应不过来，因为他们认为，美国“退群”的结果，就是给了中国继续崛起的机会，中国会随时填补美国退出的国际空间。

特朗普的判断并没有错，但错在其政策选择。即使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也早已认识到“帝国扩张过度”所造成的负担过重问题。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的扩张受到苏联的制约。苏联解体后，美国一霸超强，一系列的扩张（北约、中东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很快演变成一个现代版超级帝国。美国在扩张过程中所采取的往往是单边主义，不仅把联合国抛在一边，也不和传统盟友合作。因此，美国须要对自己的扩张行动“买单”。

结果，随着过度扩张而来的便是过度负担。尽管总统奥巴马开始采取一些具体行动，希望促成“帝国”收缩到美国负担得起的程度，但效果并不显著。帝国表现出“扩张容易、收缩难”的局面。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可说是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政策，不计后果地从其认为已经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国际条约中退出来。

其实，美国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通过国际合作，促成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变得更加开放，像从前和其他西方大国分享国际权力一样，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共享国际权力；在此基础之上，和这些新兴大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美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人物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希望通过给中国更多的国际空间，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如果这样，国际政治就会是“双赢游戏”，因为这既可以延长甚至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既没有足够的实力，没有强大的愿望，也没有和其他国家争霸的传统。

但至少有两个因素使得这场双赢游戏成为不可能。第一，信仰现实主义的美国强硬派，并不相信国际政治可以是双赢的。他们相信，中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因此，不管中国如何行动，美国总是将其解读成对美国的挑战。第二，中美两国之间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也阻碍了中美之间建设任何有意义的政治信任。在没有一定程度政治信任的情况下，两国长期处于美国学者所说的“同床异梦”状态。

今天冠病疫情加速了二战之后所确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解体。无论是外交家还是政治人物，人们都意识到旧秩序难以为继。那旧秩序如何解体？新国际秩序会是怎样的？新秩序如何确立？由谁（哪些国家）主导确立？这些问题不仅为各国研究者所关切，一些国家也已经把这些问题，提到外交政策的议事日程上。

中国须清楚自身选择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高度卷入世界事务的中国，无疑也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对中国来说，有几个方面的选择是很清楚的。首先，中国不可能像顾凯杰所说的那样，去“接管世界秩序”。这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中国既没有足够的实力，没有强烈意愿，也没有这样的传统，来从美国手中“接管”充满无穷问题的世界秩序，更是因为美国也不会自愿退出国际秩序。不管怎样，特朗普之下的美国不等于特朗普之后的美国。一旦美国恢复常态，其回归国际秩序也是可以预期的。

其次，尽管很多现存国际组织已经名存实亡，效率低下，但离死亡仍然有一段距离，主要因为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并不想这些国际组织死亡。在这方面，中国和这些西方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导致这个组织的死亡，欧洲国家和中国一如既往地在支持它。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很简单，摧毁一个组织容易，但建设一个组织难。

再次，中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能力和国际关系理念，会尽力推动国际权力的多极化。随着中美冲突的升级，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个世界，两个体系”，或者“一个世界，两个市场”的局面，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市场，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和市场。这个趋势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的长远利益是竭力避免国际权力的两极化，即中美两极。如果演变成中美两极，就很有可能演变成往日的“美苏冷战式”的中美关系。

实际上，在两极化的背后，世界权力也在多极化。美国仍然强大，中国继续崛起，俄罗斯不认输，德国恢复了其在欧洲的地位和在扩展国际影响力，印度在急起直追。在所有这些大国之中，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使得另一个大国屈服。

因此，只要中国能够有效管控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实行既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转向务实的外交政策，将很难再出现美苏冷战期间所见的一个以中国为敌的“西方”。即使中美冷战得不到缓和，甚至继续恶化，西方国家大多会流离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而不会毫无理性地做选边的选择。

中国必须也能够成为一个新型大国。如果重复从前大国的老路，搞霸权主义，无论是英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中国最终同样会失败。一个多极、多元、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仅是更加民主公正的秩序，也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退一步以免两败俱伤

问题的根源在于快速崛起的中国被视为挑战美国世界一哥地位的威胁，美国不惜一切手段遏制，引用华府鹰派的说法，就是要中国“安分守己”，“留在其应有位置上”。然而，北京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期盼成为现代化强国，当然不会自我限缩，中美关系因而由合作共赢转变成为零和对抗。而在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总统主导之下，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日趋偏颇，华府行事作风愈益霸道，致使许多国家的生存发展与左右逢源的空间缩小。

美国不仅发动贸易战遏制中国，以科技战封锁中国，启动话语战丑化中国，进行外交战逼迫盟友配合孤立中国，甚至在香港问题上公然介入中国内政，扬言采取强烈措施取消香港的特别待遇，并且制裁中港相关官员。当前中美之间最紧迫的问题正是“港版国家安全法”引发的美国制裁企图。中共人大常委会制订的国安法条文尚未推出，美国的具体制裁措施也尚未公布，这给两国留下博弈的空间。加上中美贸易协议是否照约执行、中国承诺的高额采购能否按进度落实，乃至于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的两国龃齵问题，都可望被捆绑在一起合并谈。

就香港问题而言，中共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有其不得不制订法律的需求，但在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授权之下，给了特朗普政府取得介入干预的凭藉。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固然重要，但面对无休无止的暴乱、摇摇欲坠的投资信心以及濒临危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中共不能没有积极作为。

相对的，美国基于国家利益、法律责任与国际观瞻，也自忖必须加以制裁。然而，美国从香港获取的贸易、金融与营运总部各方面的利益十分可观，若对香港强力制裁，固然可以损害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利益，但美国企业也将损失重大。对两方而言， 虽有不得不发的缘由，也有不宜走极端的现实利害。基于此，中美两方实有退一步以免两败俱伤的必要。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两国之间更有合则两利的现实需求，无论是贸易协议的执行、采购承诺的落实、合作抗疫的必要等事项，都有协商出同蒙其利办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所以，两国实应在战略竞争的谋算之外，尽力摈除敌对意识，缓解对抗意念，为两强自身以及寰宇诸国策谋善策，和解共生。毕竟中美之间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或矛盾，若能管控分歧，可为共同促进双赢奠立基石。

在中美冲突如同滚石下山难以遏止之际，我们乐见两国高层会面协商，寻求化解相互对撞的驱动力，寻求相向而行的凝结力。中美之间斗得够久了，互相伤害够深了，双方应从对峙的悬崖边上回到安稳处所，谈出个所以然来。须知，世界虽然不完美，相互关系难以完全和谐一致，但是没有节制的互斗必然将使世界野火燃烧得更加炙烈，现在是中美两国及两岸之间共策合作红利的关键时刻，应当挣脱互殴的魔障，恢复协调的良好机制。

历史记忆的力量

不加批判地将“修昔底德陷阱”应用于中国，是给不明就里的人设下的一个智力陷阱。中国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是一个回归的大国。两者在心态上是不同的。

回归大国的心态与崛起大国的心态截然不同。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试图跻身强国之列，争取自己在太阳下的一席之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创造这句名言时，说的是德国占领中国的土地。

一个新兴且繁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受到尊重，而不是被那些压迫它的国家教训。误解问题的本质只会使问题恶化。

出于国内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对峙。特朗普说，当前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对美国的打击，远超珍珠港和九一一事件。他之前说过，贸易战很容易赢。按此推论，他认为，美国也很容易在一场种族和文化的对抗中胜出。但他低估了历史记忆的力量。

当外国强权首次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感到不满时，就爆发了战争。1839年至1842年，英国迫使中国进口鸦片以纠正其贸易顺差。中国不得不向外国人开放几个港口，而这些外国人却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这是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2019年是《凡尔赛和约》签订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向法国派遣了10万多名工人，希望在谈判桌上的战胜国一方获得一席之位，摆脱不平等条约。但在凡尔赛，中国却被出卖了。

德国在山东的租界被转交予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中国。5月4日，中国各地爆发了针对这种不公平待遇的抗议活动。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最近就在一次演讲中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以打击中国共产党。

这实在是一个讽刺。正是因为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失望，致使中国转向以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甚至战败的德国为榜样。这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那段种族不公正的记忆，日积月累成难以磨灭的伤痛。不平等条约产生了由外国人统治的西方飞地（enclaves），那里的华人虽在自己的国家，却被视为次等公民。日本提议在《凡尔赛和约》中加入种族平等条款，却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拒绝。

特朗普现在正利用这股反“中国”的情绪，作为他竞选连任的武器。还有什么比把火力集中在一个有着不同肤色和文化的外部敌人身上更好的方法，来团结他的支持者呢？最初的贸易战正在演变成种族和文化战争。

利用种族作为选举武器，就像地毯式轰炸一样，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策略。任何看起来像华人的人都是敌人。韩裔美国演员赵约翰（John Cho）写道，东亚人现在在美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美国非盈利组织“行动改变未来”（Act to Change）指出，“冠病大流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亚裔仇恨犯罪。”

种族主义是由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所驱动。第一是优越感。美国白人认为其他种族是劣等人种，因而在凡尔赛反对加入种族平等条款。它证明，美国是世界的一盏明灯，只是一种错觉。在应对冠病问题上的明显失败，削弱了美国宣称具有的道德领导地位。它的应对之策，是将疫情归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责任推卸给外部敌人。

与优越感相反的情感是自卑感：美国人无法与黄种人竞争，这种观念形成了1882年《排华法案》的立法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崛起，再次助长了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美国对此的反应是指责“中国人”进行不公平贸易。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就是源于这种不安全感。

相对衰落和绝对衰落有着一个重大的区别。美国在1945年之后取得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是一种反常现象。这主要是拜欧洲在三十年战争（1914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大战中自我毁灭所赐。

摧毁一个帝国：哪个帝国？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增长，美国的相对地位将会下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的衰落。防止相对衰落的唯一方法，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这不仅不可行，而且完全不道德。

对峙将会在第三国上演，而美国并不就一定会赢得这场争夺人心的斗争。自毛泽东主义式微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便不再尝试输出革命。它不寻求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其他国家。

美国却经常这么做，到处宣扬其价值观的优越性；但只要看看深受党派纷争毒害的美国政治，这种说法听起来是那么的虚假。在美国社会陷入混乱之际还来道德说教，就显得更加虚伪了。让那些没有罪的人扔第一块石头；那些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在做这件事时，应非常小心。

亚细安国家并非天生就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亚洲人也为一个非高加索大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第一名宇航员送入太空时，驻布鲁塞尔的亚细安国家大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表示了祝贺；而这可不是出于外交礼节上的需要。

美国的恃强凌弱，使人们对它的看法从正面转向负面。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曾在一项调查中问道，如果被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这两个竞争对手中做出选择，亚细安应该站在哪一边。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选择；但如果非要选择的话，10个国家中有七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选择了中国。

然而，历史记忆也可以是正面的。2001年9月14日，20多万德国人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聚集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的门前声援美国。美国驻德国大使丹·科茨（Dan Coats）的国书递交工作加快，以便他能出席聚会。许多人还记得在柏林封锁期间，“葡萄干炸弹”成了西柏林的生命线。让美国变得伟大的是慷慨，而不是“美国优先，世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的自私。

美国可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但不能阻止它。对峙将消耗能使美国人的生活过得更好的资源。在特朗普糟糕的冠病应对措施造成严重破坏后，美国须要利用它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

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知道如何“把敌人消耗殆尽”。这里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故事：富甲天下的克罗伊斯（Croesus）是吕底亚（Lydia）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他想要进攻波斯，便向德尔斐（Delphi）请教神谕，神谕宣称“如果克罗伊斯与波斯开战，他将摧毁一个伟大的帝国”。于是，克罗伊斯满怀信心地去打仗，结果却一败涂地。他摧毁的伟大帝国是他自己的。

也许美国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来源：**时政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