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寂灭-被固化的商鞅（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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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寂灭

三、当人性本恶遇到“利出二孔”

充分释放人性之恶到底有什么恶果，从陈胜、吴广起义的发展速度就可见一斑：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时候才九百人，不到三个月时间，他们冲州过府发展到十几万人。

大家注意，这是在当时信息传递缓慢的小农时代，不是一个朋友圈和微博就天下皆知的现在。而且陈吴二人举事之前也没有像后来黄巾起义那样，先在民间结社发展好多年，有组织、有联络。他们只是为了活命，临时决定的。

这段历史一直被描写成“天下苦秦久矣”的老百姓为了实现推翻暴秦，再创一个新天地的远大目标而积极参加陈吴人民解放军。

老百姓有那么高的志向吗？真有的话，早就不是草根了！

根源还可以在商鞅变法中找到：商鞅变法极尽“贫民”之能事的同时，强调“利出一孔”。秦人既不能求富，自然就要求名、求地位。然后商鞅通过法律把人民的行为搞了个两分法：每个人都必须做事，而做事有且只有两个结果：事功和避罪。

有些事鼓励你做，比如打仗、种田，都可以以功授爵。只要你肯不顾一切的为国立功，你就可以逐渐出人头地。如果不积极参与这两项活动，那就是懒汉疲民，就要被消灭；

有些事逼着你做，比如邻里相互告发不法。无论感情多好，必须告，不告就要连坐。

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人人之间感情淡漠，而且让每一个人都形成一种观念：天下事要么利、要么害。人一辈子的追求只有一个：就利避害。

大家心里除了功利，什么都没有！而且其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大秦官府。

乱世之秋，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多。大家的功利心可以在对敌国长期全面的斗争中纵情释放，那么百姓国家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现在天下太平了，没有战争了。在这个战争体制中，出人头地机会大大的减少了，但是大家唯功利的心还在，而且政府又没有建立起一套和平机制。

就在这时，陈胜、吴广起事了：战争体制中的“利”不再出自一孔了，有两孔了！

而且由于大秦帝国统治力的稀释，它竟然没能力很快扑灭起义，堵上这一孔！

一介佣耕的草民匹夫竟然可以转瞬为诸侯！不再需要小心翼翼、低眉顺眼的在官府面前表现自己，千万人走独木桥，一步一个台阶熬了！造反就可以！

这个诱惑和激励太大了。

一群利欲熏心而又茫然的愚民凑到一起，不仅便于统治者来控制，同样也便于统治者的反对派来蛊惑和控制。

这个反对派，就是指天下初定时，六国残余的王族，以及权臣世族。

这帮人的危险不在于武力，而在于秦朝统一太快，没有及时消灭他们的文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秦国可以在十年内灭掉六国，但是六国各自几百年的文化积淀，那不是说灭就能灭的。尤其是这些王族、权臣，例如信陵君、孟尝君之类的人，哪一家不养几个门客学者呢？办个私学更是家常便饭。国家一灭，这些人都到处流散，走到哪儿，他们的文化就传播到哪儿。

文化是本集体的感召力，也是对其他集体的排斥力，这些人的存在是秦朝愚民政策的大敌，更是国家思想统一的长期大敌。后来我们也看到，随着陈吴起事，仅仅两三个月，过去的六国旧贵族就纷纷在自己的故国拉起人马，割据一方了。这不仅仅是钱粮的原因，更是文化感召和族群认同在起作用。

这一点秦始皇其实也知道，所以他搞了个政策，就是把天下的世族、富户全部集中到咸阳，看起来；把多余的兵器也收起来，融了，铸成翁仲；并且焚书坑儒，消灭散布不利于国家统一言论的“公知”。

但是天下太大了！总有漏网之鱼。

商鞅变法建立的这种纵向管理模式，在秦国偏居西陲一隅的小范围内搞搞可以----朝廷政令朝发夕至，全国都在最高统治者的视线之内，不会有问题。

一旦扩展到整个天下，国家的管理边界脱离了最高统治者的直接视线，这种纵向管理就暴露出它的脆弱性。

从秦国到秦朝，乃至于今天，这种纵向模式对统治者来说是最理想的，但也是最难大规模维持的。即使到了今天这种信息发达的时代都不行，何况两千多年前呢？迅速扩张的领土和人口很轻易的就稀释了秦帝国的统治力，星星之火最爱燎这种草原。帝国的反对派们就抓紧时机在帝国的权力真空中四处渗透，最终随着大泽乡一声呐喊掀起了反秦的大潮。

焚书坑儒

今天我们都把秦朝的灭亡归功于陈胜吴广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真正彻底动摇秦帝国的，其实还是当时六国的旧贵族----项梁、项羽，张耳、陈余，还有魏豹、田儋这帮人。加上最后摘桃子的刘邦，他们才是真正的“强民”。

陈胜、吴广不能说没有作用，但只是个诱因。他们两个只是首先呐喊而已，旋即就被干掉了。

他们被打败，走投无路的时候，天下反秦的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了，但是谁也没去救他们，没人拿陈胜、吴广当同志。在那些六国贵族眼里，你们两个泥腿子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不是一个阶级的。你替我们在秦帝国身上撕开一道口子，你们的使命就完成了，该下场就下场，别占着舞台碍眼。

说白了，陈胜、吴广在六国旧贵族的眼中其实就是个烧干了油的火把！不过第一把火在改朝换代者的眼里都具有纪念意义。所以汉代司马迁修《史记》，为这两个草根独列一传《陈涉世家》，与诸侯同列。

难道偌大的秦帝国就没有一个能够认识到前面所提到的问题的人吗？应该有！十室之邑，还必有忠信呢！何况两千多万人的大帝国。所以肯定有，但是绝对很少，而且他要站出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一断于法”的商鞅思想，在经历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政治实践之后，它自己的严酷扭曲了世人，而世人又用他们在严酷下形成的习俗扭曲了商鞅精神，使它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把大秦帝国从原来的论事不诛心，逐渐带进了一个“戮心的盛世”。

（下一期：“戮心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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