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宋明理学，康有为及毛泽东思想_风闻

   自宋代以来，中华文明的思想围绕着打通内外，打通知行而展开。宋人提倡“尊德性而道问学”，侧重点虽在于内修德性，其目的仍在于为外在行动提供坚实依据。而内修德性，又在于存养天理，与天理合一。但朱子的理很大程度是静止的规则，且高悬于人之外，这使得人与理判然两分，格格难入。阳明则把天之理化为人之良知，赋予理以活泼的生命感，为知行合一迈出了一步。毛泽东思想则进行了彻底反转，以外部实践为本，以实践联结身心与外部世界，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激荡身心，激发认识，激发觉悟，获得鲜活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实行了知行合一。

   此外，阳明心学虽刺激了人的能动性，但他的理只建立在孤零零的一颗心上，显得单薄、脆弱，缺乏公共性的客观标准，反不如朱子深厚博大。孤立的个人修养，没有社会化的彼此联系，难以构建磅礴的政治性。因此，阳明心学虽激荡一时，注定难以行远。这个缺陷到了延安时代，把个人的修养实践，延伸到了集体的修养实践，与群众相结合，建立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中介的社会化修养方式，才得以克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只是针对文艺理论，更主要的是颠覆士农工商传统的伦理秩序，重建更为民主平等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在这个新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中，士的实践，找到了现实的依托，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这种与人民生活实践的打成一片，士的实践，士的觉悟，得到了源头活水的滋养，深深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内在生命的脉动，从而实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此，德性修养不止是停留在个体的层面，也是集体的修养，是集体成员在集体之中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是集体修养与集体实践的水乳交融。这激活了民族整体的生命力，产生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爆发出建立新世界的强大能量。解决了宋明儒者那种因对于外部世界深深的无力感，而引发的焦虑。

   而民国大师的精神世界，恰恰停留在宋明理学的旧框架中，沉浸在一个毫无生气的理的世界中，没有回到外部世界的实践中来，找不到与外部世界合一的突破口，内在生命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导致一种隔膜，导致生命的萎缩，从而产生知与行的断裂。内心虚弱，外在无力，这正是宋代以来，士大夫根本特征的延续。他们与延安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谁拒绝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自外于中华文明生命之道的最新进程之外。

 内在的德性修养要达成外部的社会实践的效果，这也是 清代经学复兴的内在驱动力。从历史的进程看，清代经学是理学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桥梁。经学有文质互变，三统三教的历史观，而历史观可以说是外在实践的指导大纲。理学追求中和，追求一个静谧永恒的世界，遗失了历史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历史观，尤其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历史观会告诉我们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从而也指引我们往何而去。方向了然，则志坚意定，负重行远，这样，宏大的历史观还起着鼓舞整个共同体精神的妙用，包括心学在内的理学无法做到这一点。缺失了有纵深的历史观，就失去了开阔的视野，格局变得狭小，从而学术思想只能治内，治个体，而不能治外，治共同体，这是宋明理学的缺陷。随着清代经今文学的重兴，历史观也得到了恢复。不是别人，而是拥有史观的经今文学家康有为启动了变革的时代，这是偶然的吗？同样不无巧合的是，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拥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欠缺史观的自由主义，成功地指导了全面的社会变革，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内在进程的需要。而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自延安时代开始，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了鲜明体现，毛泽东不断地号召回顾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都分别开创了新的时代。这是史学对集体修养和集体实践的功用。

今天，我们重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再造中华文明的辉煌，就是在吸收西方哲学精神的基础上，重塑中华民族的史学精神。由穷古今之变，而达天人之际，再探天道之行，为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