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文明论视野与当代文艺创作潮流_风闻

转自文艺批评

编者按

1990年代末以来至于新世纪，一个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明论的崛起。它既和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大潮有所呼应，又和国内外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文明论的兴起，其直接诱因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如银河号事件、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奥运会火炬事件，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乱、中东乱局等），以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展现出的“大国崛起”。这带动了思想风潮的转向。保守主义在新世纪的强势回归并走向文明论，和八十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已完全不同，其主题演化为反现代性的文明中国论，核心关切是如何保卫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所以这一波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带有以政治决断为内核的文明论色彩；二是儒法结合，一文一武，互相唱和，既有对儒家政教传统的回归，又有对法家强力的推崇。

刘复生老师认为，当下文明论的思想观念，挥之不去的历史语境，已经构成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前提。无论作家们是否直接受到过“文明论”思潮的影响，他们都处身于这个催生了“文明论”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情境，处身于某种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这已经成为作家们写作的不可摆脱的地平线。从文艺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文明论其实广泛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知青、军事、科幻等创作领域，成为一条隐含的粗壮的创作线索，各类题材互相呼应，合声共鸣，共同生成一种蔚为大观的创作潮流。由于这类作品响应了时代的核心议题，触及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和关切，遂成为流行和畅销的现象级文本，也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本文中，刘老师以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几个代表性的现象级作品或创作类型为例和发展节点，对这条文学创作脉络进行了梳理。同时，他强调，在当下右翼思潮席卷全球的语境中，我们必须要警惕这种文明论所具有的保守倾向。

本文原载于《当代文坛》2020年02期，发表时有删减，本公号推送为全文版。感谢作者刘复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刘复生

文明论视野与当代文艺创作潮流

一

文明论：当代文艺的普遍背景

1990年代末以来至于新世纪，一个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明论的崛起。[1]它既和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大潮有所呼应，又和国内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文明论的兴起，直接的诱因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如银河号事件、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奥运会火炬事件，以及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乱、中东乱局等，它们真实地显现了当今世界丛林法则的实质和现代民族国家间竞争的残酷性。道术为天下裂，西方世界挟普世价值以令诸侯的齐桓、晋文时代正在过去。1980年代启蒙主义者眼中的现代秩序暴露出了血腥的真面目。

与此过程相伴随的，则是所谓大国崛起。虽然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与社会代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综合国力也显著增强，这带动了文化自信的提升。而持续衰落中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和战略围堵，比如围绕南海、东北亚和台湾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和最近的贸易战，自然激发了国族认同或民族主义情感。

就这样，世界重新来到一个战国时代。列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争于气力，普世主义神话已经解体。国家利益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利益，无日不在发生的战乱国家的惨状，以多媒体形式一夕之间传遍全球，直观地呈现着令人震惊的场景，以极端化的形式提醒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文明论正是这个新战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云霓，是国家间生存竞争关系的观念升华。在丛林时代，现代国家如不能捍卫自己的国族边界，不但会失去集体生存的资源，还将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文明，并最终输掉一切的生存根基，或生活世界的价值源泉。

这带动了思想风潮的转向。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勃兴，渐有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之势，它兼容左右，吸纳1990年代以后诸种思想流派，逐渐发展为一个超级思想平台。某种意义上，保守主义并不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实质统一性，内部其实充满张力，呈现出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政治儒学和施特劳斯学派等不同面相。但不管怎样，它们都表现出反现代性和对抗西方普世主义的立场，试图在辨别中西文明的前提下重新肯定“文明中国”，尽管它们对这种“文明”的性质各有不同的界定，尤其是关于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及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问题上，更是有着不同理解和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义还和中国模式论等现实论述互相支持，从而从传统与现实两翼构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另外，保守主义在新世纪的强势回归并走向文明论，和八十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已完全不同，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主题仍是“韦伯问题”视域中的儒教资本主义和现代化，那么，新世纪的主题则演化为反现代性的文明中国论，核心关切是如何保卫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所以，这一波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带有以政治决断为内核的文明论色彩；二是儒法结合，一文一武，互相唱和，既有对儒家政教传统的回归——其中不乏原教旨主义派别如政治儒学等，又有对法家强力的推崇，典型的如孙皓晖的“中华原生文明”论[2]，法家更多强调的是文明冲突和生存空间的捍卫和开拓。

在我看来，文明论的思想观念，挥之不去的历史语境，已经构成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前提。不必问我，作家们是否直接受到过“文明论”思潮的影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处身于这个催生了“文明论”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情境，处身于某种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而这正是作家们写作的不可摆脱的地平线。

文明的议题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浮现，至新世纪以后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几乎成为主线。[3]从文艺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文明论其实广泛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知青、军事、科幻等创作领域，成为一条隐含的粗壮的创作线索，各类题材互相呼应，和声共鸣，共同生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创作潮流。由于这类作品响应了时代的核心议题，触及了公众的政治焦虑和关切，遂成为流行和畅销的现象级文本，因而也被纷纷改编为影视剧版本，或在影视剧播出后出版同期书。它们成了被资本追逐的炙手可热的文化IP，同时引发了跟风作品的大量出现，演化为大众文艺和网络小说的热门类型。当然，对于如此明显的创作思潮，主流文艺批评却是漠视的。它们的目光永远盯住那些“纯文学”，而缺乏和现实对话能力的“纯文学”文本，事实上已经被大众阅读所无情地抛弃。体制化的“纯文学”当然并非离开了时代语境，只不过它被人为地封闭性在一个自足的小系统和场域中自我循环，它的生产、阅读和评价机制服从的是另外的一套法则，社会历史议题的传导性影响非常微弱甚至被完全屏蔽。我们试想，如果刘慈欣一直受到当代文坛的影响，并且寻求被文坛认可，他还会创作出《三体》吗？刘慈欣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并以一已之力把中国科幻小说带上世界巅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几乎完全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主流文坛不发生关联，而是直接依托当代的意识形态资源（当然也包括世界科幻小说传统，以及某些“过时”的文学资源如冷战时代的苏联文学，它们都是外在于当下主流文学系统的），针对时代核心议题进行写作，尽管他理性上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二月河文集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套装共13册）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1

总的来说，相比于小众“纯文学”的狭隘封闭，普遍对社会历史缺乏敏感，那些带有大众文艺特征的创作则直面时代思潮的关切点，回应普通民众的恐惧与希望，并努力对当代难题给出想象性的解答，对时代总体性进行认知图绘，尽管可能带有各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如果我们抛开“纯文学”的一孔之见，则会看到，自九十年代以来，相对于无人问津的主流“纯文学”创作，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广泛影响力因而令人耳熟能详的现象级作品，而它们大都带有文明论色彩。除了以《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片和专题片，在文艺创作中，当代文艺涌现出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和孙皓晖（《大秦帝国》）这样的重量级的历史小说家，以及《汉武大帝》《贞观长歌》等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小说）作品，还包括拥有海量拥趸的网络“穿越小说”如《回到明朝当王爷》《新宋》《窃明》等，以及知青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狼图腾》，和以《战狼》《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军事文艺”及“特种兵小说”。至于《三体》这样的科幻文学，甚至还把文明冲突伸展到了宇宙时空。这条创作主线绵延至当下，持续不衰，如果留神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徐克的“狄仁杰”系列电影和新近爆款的《长安十二时辰》中也依稀闪现着文明论的影子。

马伯庸，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总之，众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文明论”的因素，或明或暗地回应着“文明冲突”的议题。对于这么重要的创作思潮，本文显然无力做出全面细致的分析。在以下的部分，我将以几个代表性的现象级作品或创作类型为例，以之为发展节点，对这条文学创作的脉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将忽略所谓的主流“纯文学”。在我看来，在总体上，它们既无力触及这样的时代议题，又自我封闭，受众面狭小，在文学阅读的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及深刻地塑造社会的意义上，这部分文学也基本上可视为并不存在，很简单，没有被阅读的文学，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并没有发生。这样说或许并不公平，因为韩少功、王安忆、张承志等伟大的当代作家依然在对时代进行着深刻的书写。但这依然无法挽救“纯文学”总体信誉的破产，它们的头脑仍然停留在古老的年代，缺乏对现实和未来的洞察和美学把握，反倒是那些流行的大众文艺表现出了难得的敏锐，尽管可能在形式上非常粗糙（当然，文学体制的判断标准也是非常不明确和武断的，比如它一般会将那些好看、流行的作品判定为非文学）。纳入我研究视野的一个标准，即是真正地被广泛阅读和接受，很多时候，被改编为影视剧也是一个参数。当然，我并非简单而盲目地信赖公众，事实上他们很多时候并不值得相信。但是，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一个文本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往往有着深刻的原因，它往往和这些文本的某种优异品质相关。历史一再证明，单纯媚俗的文化产品是很难走远的，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纯文学”却每每可以蒙混一时甚至一世。

二

《大秦帝国》与“中华原生文明”

对于新世纪文艺来说，《大秦帝国》的出现（全集六卷十一册，2008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齐，同年开始陆续推出电视剧），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文明论从儒家走向法家，从天下秩序走向强力生存。

简略回顾一下历史文艺的演化史可以看得更清楚。

孙皓晖，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5-1

新时期以来，历史文艺的重心其实在于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西方）的关系，以及在现代世界格局中认识何为中国。这种传统也为它在九十年代走向文明论提供了便利。在八十年代启蒙主义视野中，中西冲突一般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文艺创作钟爱讲述晚清之际的历史变局，隐含了对腐朽没落的“停滞的帝国”的批判。这种叙述方式潜在地为当时正在展开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合法性论证。而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则将历史场景转向古代的盛世，先是悄悄地从晚清转移到康雍亁时期，继而转至汉唐帝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也有意识地征用历史叙事，纳入“主旋律”文艺的范畴。此一时期的“中央一套”“黄金剧场”重点安排多部历史大剧播出，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意图。如果说电视剧《雍正王朝》在九十年代末播出，还带有某种辩解意味的话，新世纪以来流行的盛世讲述显然和大国崛起的主流想象具有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新世纪的重要历史小说或大剧均呈现出某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其间既有对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和普世主义的批判，也间或流露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崛起心态，还表现出重建天下式的普世主义的冲动。多种思想话语和政治倾向混杂其间，形成了新世纪以来驳杂的思想光谱和意识形态地形图，这些都在现象级的历史小说中打下了投影，其间的文明想象极大地改写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叙述模式。它们开始以中国为中心重新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西关系以隐喻式的方式展开，被表达为新的华夷关系，比如《汉武大帝》中的汉匈关系，《贞观长歌》中的唐和突厥的关系，前者强调华夷之辨和文明冲突，后者重申怀柔远人的天下式文明秩序。

重要的历史小说基本上都试图从儒家文明的立场上重新确立中国文明的历史与世界意义，这显然和当代现实构成了隐喻式对位。从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无疑是二月河与唐浩明。如果说二月河的“盛世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委婉地讲述了中国从遭遇改革危机到走向崛起到包纳四夷的曲折光辉之路，那么唐浩明的“名臣三部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则重在讲述近代以来遭遇文明危机之后艰难的保教历程[4]。

唐浩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7（各为全三册）

总体来看，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几年的历史文艺的主调仍是儒家文明，这和“文明中国”论的时代思想主潮基本一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很多儒家虽然也推崇王道的天下理想，但是显然已经不是重点，它的核心关切是把儒家政教作为解决国内问题或现代危机的方案，在国际上主要任务还是保教立国，因而他们更强调华夷之辨（中西之别），从而采取了一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对抗姿态。

强化国家利维坦是首要任务，舍此无以保教（中华文明），失去文明护佑，将丧天下，任由（西方）现代社会率兽食人。于是，就有了新法家文明论的出场，才有了《大秦帝国》横空出世。

《大秦帝国》以春秋战国比喻当下的国际大争格局，以战国之间的关系比喻民族国家间的关系。[5]

大秦帝国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原初意义上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对内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对外守卫集体安全。这其中的关键是，内外之别被建立起来，民众通过原始契约将权力委托给主权者，而这一虚拟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完全基于共同的命运感和共同体认同。而通过垄断的暴力，主权者才创生出维护共同体生存的法律。利维坦是世俗世界的神圣巨物，是一个由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相同的情感血缘纽带和生活方式构成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在孙皓晖笔下，大秦帝国正是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孙皓晖所理解的“原生文明”的真正含义。

 [英] 霍布斯，商务印书馆，译者: 黎思复 / 黎廷弼， 2017-3

这样一种共同命运感最终凝结为贯穿小说全篇的一句口号“纠纠老秦，共赴国难”，它是激励无数将士朝臣慷慨赴死的至高律令，也是每一个老秦人无法拒绝的神圣召唤。

当今的时代是新的战国时代和“大争之世”，这是当今儒家和法家的共同判断，所不同的是，新法家反对儒家的保守与迂阔，坚持改革的立场，力争为中国文明开辟更大的世界空间。在“大秦帝国”式的新法家的视野中，“大争之世”不必从消极的方面来认知，因为它为竞争性的“中国原生文明”的出场提供了新机遇，而且，大争与冲突本就是世界的永恒真相。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阴郁的认知是当今的文明中国论和各种保守主义所共有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法家更鲜明强烈罢了。[6]

三

《狼图腾》与狼性文明

《大秦帝国》贯穿着扬法抑儒的思想主线，最有戏剧性的段落是，纵横家张仪代表法家和孟子辩论。在张仪咄咄逼人的辞锋之下，孟子尽显天真迂腐，颜面扫地，当场吐血。孙皓晖痛批儒家，不只是反复辟，更因其在后世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原生精神”，在《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中，他对儒家几千年来系统的抹黑法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反驳。这种批判方式，大体上延续了“五四”以来国民性批判和反传统的路数，只不过是把法家择了出来，并把它看作被儒家文化压抑，早早中断了的纯净源头和文明基因。

这和同时期的畅销小说《狼图腾》异曲同工（姜戎著，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 让-雅克·阿诺），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秦帝国”所体现的正是狼的精神，而《狼图腾》中草原文明对中原文明的批判基本上等同于大秦的强力精神对儒家文明的批判。“中华原生文明”正是保留了原始色彩的，“成熟的正统”之外的边缘文明形态，也正是未经儒家或中原文明驯化或压抑的初始的狼性基因。我们可以说，《狼图腾》不过是“知青小说”版的《大秦帝国》，它强调的只是强力生存的丛林法则。和《大秦帝国》一样，它内含了一种批判主流中华文化的视角，认为儒家文化戗害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所以，《大秦帝国》赞颂儒文化占主流地位前的纯洁文明源头，将秦视为中华民族的光辉的原生文明的高峰。而《狼图腾》则把臆想中的草原文明或狼性精神看作对中原文明的解毒剂。

姜戎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狼图腾》中，牛、羊、狼与人共同维系着草原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是一个物竞天择的世界，遵循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古老法则。狼成为草原生存哲学或政治哲学的象征，被蒙古民族奉为图腾崇拜的对象，而且，草原牧民死后还将尸体放到狼出没的之地实施“天葬”，他们相信狼会将灵魂带上“腾格里”（蒙语意指天）。按小说的讲述，狼群的组织形式、战略战术是蒙古人军事能力的来源，成吉思汗的铁骑之所能征服世界，就是以狼为师，学到了它的军事思想和团队精神，以及它的凶悍和残忍。

草原牧民对狼充满敬畏，虽然它们也造成祸害，但是它们富于效率地猎杀着草原上超出草原承载能力的黄羊、兔子和鼠类，维护着草原的生态平衡和活力。在这种哲学的映射下，狼对羊的周期性的集体屠杀获得了合理化。经过草原养父（精神导师和教父）毕力格老人的教导，对狼原本抱有偏见的汉族知青陈阵，完成了生存哲学的启蒙和精神的洗礼，由抗拒到认同，成为狼性文明的信徒，甚至开始养起了狼。

《狼图腾》洋溢着澎湃的原始崇拜和神秘主义气息，以边地的寻根批判了僵死的中原文明。小说中，不断展开静夜中的俄罗斯小说式的思想论辩。雪夜的火炉边，在知青们之间，毕力格老人与陈阵之间，寅夜的长谈，思接千载，悄然深入到了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领域。在狼文化的视野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在残酷的世界延续，主要得益于边地狼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刺激和输血与周期性改造。在整个中华文明圈中，北方民族之于中原主体文明，恰似在草原世界中狼之于牧人的关系。“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对比消涨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运势。而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彻底败北，正因为丧失了这种狼的精神。与之相对照的是，当年成吉思汗以狼为师，横扫欧洲。

草原中，狼与人相爱相杀，却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毕力格老人坚决反对汉人对狼赶尽杀绝。在小说中，不管是知青还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包顺贵，对狼的仇视态度，既来源于现实的狼的侵扰，又由于固有的道德和文化偏见，还因为现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见，这尤以相信人定胜天的“文革”书记包顺贵为代表。

《狼图腾》最后的结局是黯淡的。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理性的冲击挤压下，原始神秘的狼文化逐渐式微，狼所主导的草原生态面临崩溃。卒章显志，小说既是对狼文明的一曲颂歌，也是一曲挽歌。这和《大秦帝国》的思想逻辑颇为相似：秦的短暂辉煌被“反动的”六国所灭，从此汉复辟周制，继而独尊儒术，大秦精神（狼精神）被漫长的历史所阉割。

应该说，在某些方面，《狼图腾》是一部思想敏锐，富于启示的小说，但是，它对强力意志的几乎无保留的赞赏，却使它走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狼的精神其实正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图景的生动写照，这就是天道，既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的自然法秩序。在这个世界生存，需要的是强力与意志。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主人公陈阵和好友杨克进行了一番点题式的长谈。

陈阵马上进入主题，他加重了语气说道：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过去知识界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病的病根是在这里，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还遭遇强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认为，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思想斗争，之所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不仅是因为中国农耕性格的势力太深厚，还因为批判阵营没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中国农耕意识的深厚传统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须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关键的是必须使用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游牧精神武器。

我所说的游牧精神，是一种大游牧精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精神，包括海洋“游牧”精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精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历史上，这种大游牧精神不仅摧毁了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度和中世纪黑暗专制的封建制度，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和“牧场”，而且在当前还正在向宇宙奋勇进取，去开拓更巨大更富饶的“太空牧场”，为人类争取更辽阔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游牧精神是以强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狼性格为基础的。草原的“飞狼”最终还是要飞向腾格里、飞向太空的啊。

小说就终结在这个结论上：

因此，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狼”，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小说发表后，多位民族学者和专家提出批评，认为小说对草原文化进行了歪曲，蒙古草原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狼图腾。当然，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所谓现实真实永远不能构成对它进行彻底否定的理由，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这部现实主义自传式的小说是依据什么构筑现实感的呢？这就颇耐人寻味了。

答案很简单，它的依据来自意识形态，或社会主导性的观念。

四

《亮剑》与亮剑精神

从一般的题材分类，《亮剑》（都梁著，2000年出版，电视剧2005年播出，陈健、张前执导；重拍版2011年播出，杨阳执导）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但几乎所有读者都能感觉到，这是一部“另类”的革命英雄的故事。[7]革命英雄被抽空了革命的理想性信念，成为暴力美学的化身，小说强调的不再是“革命”，而是生命意志与亮剑精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亮剑》渐次浮现在大众文化的阅读视野，成为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之际，正是中国崛起的时代，也是开始遭遇到更复杂国际局势，受到更多压力与挑战的时代，潜藏着危机的周边局势及并不明朗的前景，一再强化了大众的焦虑意识，亮剑精神正是这种集体情绪的一个投影。

《亮剑》其实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复杂的国际关系处境中的中国应具有的斗争姿态和战略意志。小说前半部写得好看，但真正关鍵的内容却都在后半部分即建国后，这也是我们习惯上会忽略的，很多人甚至会认为后半部分是小说的败笔。但这却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都梁为什么非要在精彩纷呈的战斗情节之后加上乏味沉重的和平岁月呢？

一个极其关键的部分是李云龙建国后在军校学习的生活。都梁要安排一个空间，让李云龙系统表达关于和平年代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未来战争的看法。这也正是电视剧高明的地方（都梁本人参与了编剧），它的最后时刻正是李云龙在军校毕业时的演讲。

经过军事学院期间系统的战略思考，面向建国后的新的时代格局，在论文答辩会场，李云龙以亮剑精神为主题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演讲。在当时中苏友好的时代背景下，李云龙不顾政治正确，直接指出，苏联仍是未来北方的战略威胁，必须提前做出防范。演讲的主旨和结论当然不是防范苏联，而是说未来的世界仍将是持续冲突的世界，民族国家围绕地缘政治利益会展开永无休止的争夺，它基于利益，超越一切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

李云龙演讲的点睛语句是“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显然，亮剑精神所要捍卫的正是民族与国家利益。

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亮剑》为什么突出亮剑的意志。两军相遇勇者胜，明知不敌也要敢于亮剑一搏。“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电视剧《亮剑》忠实地，甚至是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主题，那首铿锵有力的主题歌歌唱的正是这种亮剑精神，它短促有力地收束在“中国军魂”这个点睛之词上，显然，全剧所呈现的亮剑精神和“中国军魂”是统一的。

“中国军魂”显然并不特指历史上的中国军队。

五

《突出重围》后的《战狼》

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年，一系列“主旋律”军旅小说接连推出，《突出重围》（柳建伟著，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电视剧2000年播出）、《波涛汹涌》（朱秀海）、《DA师》（王维等）、《惊蛰》（王玉彬，王苏红）、《沙场点兵》（邵均林，黄国荣，郑方南）等，持续成为被传媒和大众关心的热点。这些作品也几乎都有相应的电视剧版本，且大都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创下极高收视率[8]。

新世纪之初的军事文学（专指现实题材，不含以抗战、国共内战为内容的革命历史题材）在叙事成规上明显区别于此前的军旅小说模式[9]，齐刷刷地改换为统一而明确的故事套路。它们一般都以重大军事演习为主体内容，主题全是“如何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故事开始是王牌师〔军〕演习失败，最后是知耻后勇，改变作战理念，提升技术条件，再次演习艰难获胜。

 

 

 

 

左上：邵钧林 / 黄国荣 / 郑方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2

右上：王维 / 邵钧林 / 嵇道青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12

左下：柳建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1

右下：朱秀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05

这些作品基本上都由一种焦虑的情绪开始，最后则战胜了焦虑，实现了自我主体意识的升华。尽管1980年代以来的军事小说也曾流露出对军队体制变革的急切，但世纪之交的军事小说的焦虑的历史内容已完全不同于军事现代化的一般焦虑，它表达的是中国军队面对新的外部威胁之际艰难更生的强大压力。

这批作品的出现，直接的诱因是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的震惊体验。1990年代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南联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尖锐的刺激。号称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的伊拉克，被美国仅用了42天就摧枯拉朽地击溃。美军凭借强大制空权与信息战优势，打得伊军毫无还手之力，美国陆军从登陆开始到兵临巴格达城下，用时不到100个小时，其间还曾用三架阿帕奇军机全歼了伊军一个坦克团。美国先进的精确激光制导武器给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憾。

整场海湾战争，伊拉克军队阵亡20000余人，受伤800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8000亿美元。而美军仅战斗减员606人，其中直接阵亡118人。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真实的军事代差，这就是和平日久的中国人所遗忘的残酷的生死挑战。而当时的中国军力显然远不足以应对西方强国的军事威胁。

美国所发动的对伊战争让中国军界受到极大震动，引发了国家、民间普遍的忧患意识。而台海关系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时阴时晴更加重了这层忧虑。统一国家的要求与大国介入的可能性，使中国民众对中国军力有着普遍的焦虑和较高的期待，于是“高科技建军”与“打赢现代高科技战争”成为普遍的共识。

发生在中东和巴尔干的战争让公众认识到，世界不是平的，文明的冲突必然伴随着军事斗争。如果说此一时期兴起的文明论关心的是民族国家间围绕不同的“神祇”或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天上的冲突，那么，军事文学则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不同“文明体”的诸神争吵拉到了地面上，还原为物质性的血肉相搏。这是保卫文明的基本条件。新世纪开始，中国的军事文学不再讲述普世理想与人类解放，不再提及为理想社会秩序而战，它唯一关切的是保卫国家安全。这当然是一份难得的政治清醒，但丧失了更高的理想维度也是一种遗憾。

于是，中国军队必须完成转型，“突出重围”。

《突出重围》充满焦虑感，它讲述了在2000年进行的一次非导演性的对抗性军事演习。在持续了54天的军事演习中，接连发生意料不到的结果（与最初设定的演习目标、结局相反）：具有悠久而辉煌的作战历史、号称长胜部队的一个师，同时也是装备精良、代表目前中国军队主体力量的满编甲种师（代号“红军”），在对抗中两次败给装备了高科技技术并改革了陈旧军事观念的乙种师（代号“蓝军”，假想敌），而且一败涂地，只是在第三次较量中，在尽可能消除自身体制问题，高度重视高科技（信息战）的前提下才勉强取得胜利。

显然，具有光荣历史的甲种师正是具有光辉传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代，而那个依靠高科技取胜的乙种师则是美国式的现代化军队的指代，乙种师对甲种师的前两次胜利象征了中国军队在新时代条件下所遭遇到的严峻历史挑战。当然，在小说中，当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并努力改进之后，甲种师毕竟最终取得了胜利，所谓“突出重围”就是指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军队正视自己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学习潜在的军事对手的先进技术，重新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的确，此后的历史也验证了，通过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追赶，中国军力在今日已经脱胎换骨，今非昔比。

《突出重围》等作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下和未来，历史是一个并未直接现身的潜在背景，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历史”具有了否定性的意味：“历史”即令是光荣的传统，固步自封也会成为阻滞前进的负累（《突出重围》、《沙场点兵》），在小说中，“历史”总是联系着一段无法回避的记忆与隐痛（《波涛汹涌》中的穿越“死亡水道”的海难）。于是，“历史”需要被告别了。

“突出重围”的“DA师”在“波涛汹涌”的心理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拯救。它以一次次的模拟战争（军事演习）证明：当下的中国军队已经成功地摆脱了“俄狄浦斯”情结，“成功地转型”。这些小说表明：这支新型的后革命时代的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可以不辱使命，担当起保卫国家利益和生存空间的使命。

这又在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

此后的军事文艺明显地去政治化了。它的唯一使命就是保卫国家利益。这种中性化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后来流行的军事文艺的另一种模式“特种兵文学”当中，它们以《战狼》《红海行动》《狼牙》为代表，主要讲述特种兵训练生活以及他们执行特殊任务的故事，比如海外特种作战或解救人质等，其中有时会涉及到与异国贩毒集团、反政府武装或雇佣军的残酷战斗。神勇的主角最重要的品质是战斗能力、生存技能和坚强意志，作品的主要矛盾是实力的对抗和意志的较量。共同体本位的集体目标至高无上。在这类作品中，文明冲突的主题隐约浮现，向读者们提示着当代军事文艺与文明论的潜在关联。

六

《三体》与宇宙社会学

《三体》成为爆款，不是偶然的，除了因为扎实的硬科幻基础和宏大奇崛的想象力，还和它的政治哲学表达关系密切。它在政治潜意识层面击中了我们的敏感点。大刘来自“纯文学”之外，未被污染，对于主流文学的美学清规戒律以及所谓的政治正确红线毫不理会，所以才得以与时代命题直接对话。他对主题的处理也特别简单粗暴，因而直接有力地抵达要害。这也是为什么搞政治哲学的学者对它特别感兴趣的原因。

刘慈欣，重庆出版社，2012-1-1

《三体》只不过是把民族国家间的文明冲突扩大到了全宇宙而已，这一点很好理解，所谓宇宙社会学就是宇宙版的“文明的冲突”。宇宙就是黑暗森林，每个文明的最高的目的就是在残酷的宇宙丛林中生存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牺牲一切文化价值和道德原则。相对于文明的存续，人道主义和正义法则都是次要的价值。正如《流浪地球》所叙述的，为了人类文明的存活，地球文明共同体将牺牲掉很大部分人口，地下城将采取另一种道德秩序，这没什么好遗憾的。人类文明的合格的主权者是罗辑、章北海那样的意志坚定的人，即使章北海，最后时刻的一念之仁，也差一点置全人类文明于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而程心那样的人道主义小良心只会毁灭地球文明。大刘赞赏的是为了共同体或文明的生存而不惜一切的英雄，在黑暗森林中，“文明”的生存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目标，政治决断可以无视道德。判断主权者的道德是另一种尺度，这些英雄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

大刘和江晓原曾经进行过一个对话。大刘认为当文明的存亡和人道主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毫无疑问，负责任的做法是牺牲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哪怕他们完全无辜。江晓原还是坚持启蒙主义以来的道义立场，他反驳大刘说，如果我们可以为了文明存续的理由牺牲无辜的生命，那我们的文明要不要还有什么意义？这其实是人类哲学史上反复讨论过的话题。[10]他们的讨论没有再深入下去，继续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但这里实际上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即文明的价值有无实质性的正义性内容和最高原则，还是说只是指空洞的共同体生存本身？大刘坚持最高的功利主义原则，文明的实质性内容或正义原则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它还可能成为生存的掣肘和障碍。这正是《大秦帝国》的新法家思维，汉朝独尊儒术，外表上文化兴盛，实则损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强力和斗争意志，这导致了民族生命力的衰微，以致于埋下千年祸根，最终在近代产生了致命的文明危机。《狼图腾》也有类似的意思，中原文明之所以打不过草原文明，就是因为中原太多无用的文化，太多繁琐的道德，这使它注定在生存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三体》中的宇宙，只不过是扩大版的近代社会。根据霍布斯的说法，为了终结内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同时保卫共同体的安全，人们建立了利维坦即现代国家，但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由于缺乏最高的主权者做仲裁，仍然是一切国家对一切国家的丛林社会。所谓国际法或国与国之间的契约关系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康德式的“永久和平”无异于梦呓。维系国际秩序的，决不是什么公义与国际法，而是利益与力量的暂时妥协，甚至是短时间没有打破的恐怖的平衡，正是这样的制约一时终止了三体人进攻的脚步。共同的外部压力让地球人暂且松散地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利维坦式共同体，但是地球文明的外部即宇宙社会仍然缺乏一个最高的主权者，宇宙复又成为更高层级的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本质没有变，只不过是扩大到了宇宙的尺度上而已。我们仍不能免于死亡的恐惧，不可计数的猛兽潜伏在黑暗中的丛林中窥伺着，一旦我们发出动静就会扑过来置我们于死地。宇宙社会学正是沿着霍布斯的逻辑进一步推演的结果。宇宙成为永恒的沙场。

我们永远都处在生存决断的紧急状态之中，紧急状态事实上成为普遍状态。

《三体》当然并不是全然认可了无道德的黑暗森林，大刘还是试图进行关于宇宙正义的追寻。[11]但是，三体的核心表达和思想判断，仍然带有暗黑冰冷的铁血现实主义色彩。尽管大刘没有放弃对宇宙的道德秩序做出某种思考，但并不能改变这种坚硬的基调。这或许正是他深刻的地方，对此我并不持完全批判的立场。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文明的存续，是当代文明论的核心诉求，最终必然演变为一切文明体对一切文明体的战争，它容不下普遍正义和大同构想，必然反对一切的政治乌托邦方案，坚持彻底的现实主义原则。对普遍正义秩序的追求已经被判定为政治上的虚幻与天真。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国际社会的自然状态。利维坦建立在彻底的暴力之上，内部是合法性的暴力和专断，外部则是赤裸裸的强力征服。在不同的利维坦组成的世界中，已经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天下秩序，而只是冰冷的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之地。

七

结语：《权力的游戏》与全球

保守主义激进化的潮流

保守主义思潮是一个全球现象，而且欧美世界的保守主义还显现出极端右翼化甚至法西斯化的趋势。这既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所致，也是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所引发。所谓文明冲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冲突，某些地方出现的伊斯兰原教旨化，近年在欧洲发生的排斥移民现象和美国、澳洲出现的白人种族主义运动莫不如此。某种意义上，文明论的兴起正是对这种社会政治问题的回应，它既是对这一状况的一个表面的描述，又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这一点在冷战后这一波文明论的奠基之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已有鲜明体现，他的焦虑的来源，正是多极化时代西方世界的衰落，以及国内外人口比例的涨消。[12]

萨缪尔·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周琪译，2010

文明论代表了冷战后全球意识形态的转向，在两大阵营对抗不再，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弦更张，全球普遍同质化的时代，似乎意识形态已终结，政治和历史已终结，于是，非政治化的“文明”就成了分析社会历史的工具，这就形成了以“文明论”来解释社会及全球格局的思维方式，而且它还正演变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继而成为一种塑造全球政治关系的现实力量。文明论，虽说以“文明”为名义，其实却越来越走向排他与歧视。

狭隘的本民族共同体利益至上，非我族类，残酷竞争，这就是“权力的游戏”，就是“冰与火之歌”，于是，小说及电视剧《权力的游戏》风靡全球。没有人被神圣的主角光环所笼罩，没有什么正义与邪恶，谁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季甚至下一集。它以虚构的甚至魔幻的形式给出了一幅世界政治图景，七国相争，而七国之外还有更广大的不可知世界，长城之外还有令人恐惧的他者即异鬼。而有趣的是，《权力的游戏》其实并非虚构，它以非常严谨的英国史为基础进行变形而来。[13]可以说，在性质上，它只不过是把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经验扩大化了而已，维斯洛大陆只是抽象化和神话化的现代世界。《权力的游戏》就是从西方现代的视野来描述的丛林世界观。它似乎在说，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暴力与血腥，它为欲望和利益所驱动，永无止息。

《权力的游戏》在全球的流行正是世界政治野蛮化的一个征候。

全球狂受追捧的《权力的游戏》的终结篇第八季最终烂尾，剧情违反基本逻辑，主要人物悖离原初设定，引发了各国粉丝的不满甚至抗议，他们把怒气撒向了剧集编剧大卫·贝尼奥夫和D·B·威斯〔最后一季没有马丁的原著基础〕。但其实这并不全是编剧的错，也不见的全是制片方出于成本考虑所致。对于一部全球亿万观众瞩目的流行文化产品来说，它首先要遵循的是主流的意识形态逻辑，而不是生活逻辑和戏剧性法则。所以，它必须黑化龙母。前七季，丹妮莉丝苦难中崛起，依靠人民，立志改变现世法则，她是创造新世界的解放者和革命者，承载着阴沉的权力游戏之外的政治可能性。我们看到，故事写到这里，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了，所以，当最后的冲突解决到来的时候，解放的故事和正义化身的龙母丹妮莉丝的人设突然之间就崩塌了，革命重又成为右翼意识形态中的邪恶的龙，不受控制，无法制约。君临城已放下武器，鸣钟投降，但拥有了无限权力的丹妮莉丝已被个人欲望所吞噬，她摧动卓耿喷射出复仇的火焰，向着红堡飞去，任无数无辜的百姓在烈焰中哭号。

人物违背基本人设，这当然是编剧技术上的巨大失败，但是，请你告诉我，编剧还能怎么做呢？真正的编剧从来不是哪俩个背锅的捣霉蛋。

本文原载于《当代文坛》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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