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与百年中国思想浅论（一）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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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相关的阅读、思考和写作都是学业工作之余的产物，在专业度、严谨性上都有很大欠缺。加之动笔时大部分时间身处异国，能够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有限，进一步限制了题材的发挥。本文写作的出发点不是搞史学研究，无意做过于学术化的讨论，因此希望这些缺点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

序

某种思维如何对社会产生作用？这种思维又如何在历史中诞生？这种思维在今日中国的影响与意义？这是三个非常宏大的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很不容易。精神与社会的物质存在是一组矛盾，要探讨精神与社会的关系，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精神与社会的互相作用。而要探讨中国的精神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就不能离开具体的中国精神与中国社会，不能不去发现中国精神与中国社会的独特互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丰富材料，给了我们研究这三个问题的一把钥匙。

公元1840年，至今也不过一百八十年，放在整个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进程中也不过百分之五的比例。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在农业文明的框架下平稳运行，康雍乾盛世被认为是其巅峰形态。直到近代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来临，这个古老的世界开始了漫长的迷茫、挣扎与重生。毋庸置疑，历史是人民所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创造的，在这场伟大戏剧的每个篇章，都诞生了璀璨的时代精神，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他们所体现的理想、思维与时代性格，更是与社会本体产生了波澜壮阔的相互作用。把握这近两百年的历史并不容易，把握这其中的各色思想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以典型人物、典型思维作为棱镜，我们足以窥见历史的真实色彩，听到时代的大众呼声。

我们认为，在1840年到2000年这一百六十年中，毛泽东是在思想层面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人物（在其他层面如果不是影响更大，则至少也是同样具备极大影响），毛及其战友们不仅亲手将封建中国的木乃伊们送入了陵墓，更进一步成为了现代工业中国的报春鸟。在毛泽东时代落幕后的这四十年，中国的社会思潮愈发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物生长的景象。站在二〇二〇年，二十一世纪的脚步已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精神向何处去？共和国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要想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开篇的三个问题。梳理前面的三个问题，也一定会对我们理解这三个新问题有所帮助。

“毛泽东之思想”

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在民族精神与社会文化层面上对中国人的塑造，可谓翻天覆地。这种质变不仅来自于过去一百余年来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对于大众心理的影响，更来自于这场宏伟斗争的结局——工业中国的崛起——对国民意识的荡涤。中国人首先结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困境，真正地“站起来”了，其后则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着手将生产力水平全面提升到工业时代，与几千年的小农文明挥手作别。1921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是尤为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一批批时代先锋，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在这半个世纪中，毛泽东——-党-的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与领导者——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不仅来自列宁主义的高效政治组织，更来自于他所代表并参与塑造的时代精神，更进一步的说，源于他本人的独特思维与意识。毛泽东之思想，俨然是中国过去百年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并且将会成为千年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个结论是毫不夸张的。

正因为毛之思想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多花些精力在这个名词上面。“毛泽东思想”在今天作为专有术语出现，而“毛泽东之思想”与该专有名词的范畴则有所不同。“毛泽东思想”中的政治学概念及其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无疑是“毛泽东之思想”中最核心也最为人熟知的内容，但“毛泽东之思想”显然具有超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外延。为了更清楚明白地说明我们开篇的三大问题，就不妨从“毛泽东之思想”的表象逆流而上，溯源其最底层的那张画布。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向量空间中的一系列几何体，那么这张承载“毛泽东之思想”的画布就是它们的标准正交基。

思考毛泽东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要注意避免对其个人（以及其思想）的脸谱化，避免陷入“刻板印象”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要做到实事求是地跳出这个怪圈，并不那么容易。从其本人的意识形态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一生践行的信仰，奇特的是，从外国传来的马列主义与主要是植根在中国本土的人生哲学产生了和谐的交汇，并最终达到了“体用不二”的程度。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那么，毛泽东本人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精神”的融合，无疑是这一成果的先决条件。说明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当我们看待毛泽东还有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时，既要避免忽视其“中国精神”与“马列主义”的分野，又要避免片面地割裂开这两个方面。二者彼此交融，互为表里。由这个线索出发，也可以对“毛泽东之思想”进行相对深入的理解。

毛泽东的诗词

与中国历史上很多战功赫赫的政治领导者不同，毛泽东本人著述颇丰，留下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文字，要去把握他的思想和影响，原材料是比较丰富的。但比起他那些气势雄浑的政论文和一些理论著作，他的诗词作品反而是一面更生动的图画，表现出难以忽视的巨大张力。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十六字令》

这是三篇毛泽东写于长征时期的词作品，当时（1934到1935年）的红军正处于川滇黔军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形势非常紧张。三篇小令，根据学界考究，并非一起写成，而是此时期在马背上零散写就。都是写山，一篇突出山的高大，一篇突出山的起伏，一篇突出山的峻峭。中国描写山的诗词作品浩如烟海，这三篇的遣词造句放在诸多名篇中并不算惊世骇俗，但我们要注意这三篇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使用动态的视角去描绘山这一静态物体。“快马加鞭”和“惊回首”，是具有强烈速度感的画面，这篇除了最后的“三尺三”（这句经考证为化用湖湘民谣）外，未着一字在“山”的本体上。但前面的风驰电掣，极大地突出了“高大”这一特性给人的印象，突出了垂直方向上的山。第二篇的动态就更为明显了，波澜和战马都是形容山势起伏之态，突出了水平方向上的山。第三篇写山势之险，将山比作兵刃，描写了高山与天空互动的一个过程：在“刺破”之后又能擎天，突出了山峰的陡峭和山体的厚重。如果说单独一篇采用以动写静的手法只是偶然，那么三篇都以动写静，用一个过程（在第一篇中是真实发生了的，而二三篇则主要出自想象）来体现“山”这一传统上是静态的对象，就侧面说明了作者本身的独特观念。

“动态”观点与“抵抗”意识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

《十六字令》中用动态视角观察静态事物的“风格”，在毛的诗词中比比皆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动态的山野）、“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动态的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动态的彩虹）、“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动态的山）。更进一步，除了描写景物的动态之外，毛泽东诗词中还充满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动态过程的张扬，这些描写往往在时间尺度上跨度极大：“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有的内容，则干脆就是描写“动”这一概念本身（时间的变化会产生客观条件的变化），其中所涉及的动态过程倾向于着眼于未来，当下尚未发生：“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这三句诗词中，作者在写客体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时，都流露出一种十分积极的情感，“只争朝夕”表明主体有坚定的信念，“试看天地翻覆”更是如战斗檄文一般，而“安足虑”无疑是自信的体现。这三句分别出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写作年代相去很远，但青年时期与老年时期的风格却是统一的，可见对“动态过程”的执着贯穿了作者的一生。

要理解毛诗词中对“动态”的强烈喜好并不难，1920年代后，作为职业革命家，作者的生活和工作中天然地充满着变动，这些变动有很大一部分是超出个人所能预料范围的，其中更是有一部分变动意味着作者本人、亲友、战友与同志的不同程度的牺牲，有不少是常人难以承受的生离死别。应当说，作者对于轰轰烈烈的动态变化，体验再深刻不过。因此，在思维上习惯并且偏好动态视角几乎是必然的。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作者的哲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观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和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动写静的传统，无疑都影响了作者，使其在诗词这样的个人抒情产物中大量使用动态观点。但人生经历、哲学观点和文学手法这三点，仍然并非这个现象的最根本因素，毛泽东彻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是25岁之后的事情，这三点解释没有涉及10-25岁这一人生观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要想透彻考察这贯穿了毛一生的动态观念，我们必须回到这位思想者的青葱岁月。

《体育之研究》，这是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早的几篇之一。1917年，毛凭借此文在《新青年》初试啼声。题为“体育之研究”，毛的笔触先从体育之定义、功用等宏观话题入手。在谈及“体育之效”时，他写道，“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而“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在谈到体育的意义时，他给出了几条至今仍大有启发的结论：其一“强筋骨”，即提高身体素质；其二“增智识”，因为身体是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物质条件；其三“调感情”，具体的效果是：“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而待也”，这是说体育能使人精神抖擞，保持积极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其四“强意志”，这是由于“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冬泳、长跑等运动对磨练人的意志力就很有帮助。对于当时的国人，毛则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希冀。纵向地看，这篇文章先是从广义的、普遍的运动入手，再切入具体的身体运动，最后落到微观上各式各样的运动方法上（毛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六段运动”健身操）。这篇文章不仅说明，毛在早期求学时代就发展出了这种重视“动”（广义的与狭义的）的观点，同时他所谓的“动”，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首先就是身体体魄上的具体的运动，而不仅仅只是头脑中、精神中的活动。这种具体的体能运动是承载着抽象的概念上的运动的重要条件。换句话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中描述的游泳，是一个实在的习惯，并非仅是书生笔下“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象。毛泽东在一师和蔡和森等同学组织的运动团体，据考证足迹（也包括游泳）遍布橘子洲、岳麓山、长沙县，并且常挑天气恶劣如雷雨大作时进行户外运动。西方学者在谈及这段历史时常十分惊奇，称其为“斯巴达”式精神。有趣的是，虽然中国人最熟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习惯表述，但《体育之研究》原文还对二者的顺序做了说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即“野蛮”在先，其后随之“文明”。刘慈欣著科幻小说《三体》中有“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之名言，与此相映成趣。

体力上的运动、意志上的伸张，以及在世界观上的动态视角，三者统一在毛青年时代的“运动观”中。《体育之研究》对于研究毛早期思想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在同时期的读书笔记中，毛进一步站在朴素辩证法的角度表达他对“动态世界”的认识：

“凡宇宙一切之差别…..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吾人各种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也。”

差别（或者用他后期的语言体系来说，即矛盾）当然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动态的关系来构成物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而矛盾在动态中推动事物的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缤纷多彩的万事万物，这在毛泽东思想后期表述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正因为矛盾是普遍的，并且总是蕴含着事物前进的能量。因此，“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他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歌舞升平提出了不同观点：

“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其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乱也，安逸宁境之境不能长处。”

遇到障碍、困难、逆境时，正是主体发展自己的大好机会，因此不仅不足为惧，反而是“人生所喜”：

“河出潼关, 因有太华抵抗, 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迥三峡, 因有巫山之隔, 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

最终的结论是“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个观点有一定激进色彩，但联系毛所处的时代背景，他所肯定的显然不是“障碍”这个静态概念本身，而是作为动态过程的“障碍”，也即与“障碍”做斗争的过程：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

在与友人的信中，毛也直白地表达了他关于“挑战”、“抵抗”的追求，这种附着在动态观上的抵抗观，首先来自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启迪，其次则师承陆九渊、谭嗣同、杨昌济这一脉中国晚明之后的唯心主义者。抵抗的范围是相当宽广的，不仅要与外界做抵抗，也要与自我做抵抗，比如毛有一段与友人书信时的观点显然来源于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吸取了其中不断挑战自我从而达到更高水准的内涵：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

上面这些毛青年时代的文字，实际上已经为我们点出了他之后的人生脉络——“动”，以及在《体育之研究》时期他头脑中与“动”紧密联系着的“抵抗”世界之“障碍”的自觉意志，将在毛的一生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正因为毛从不把“障碍”和不利条件看作绝对负面的，并且习惯于用“普遍性”的辩证观点来审视一切，因此有时会发出一些庸人所难以理解之语。如著名的“感谢日军”争议，毛泽东所谓的“你们（指日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和“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等，都是本着他的这个思维来说的。有些人则断章取义，抨击毛有“卖国”心理，甚至借题发挥，以此试图抹杀以八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突出贡献，玩弄“抗战主力”的文字游戏，实在是“蚍蜉撼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下士闻道，大笑之”，此之谓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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