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是什么——锄头和针头的逻辑_风闻

革命之后是什么——锄头和针头的逻辑

2020年6月16日

      前两天因为美国的“文化革命”，我写了《再谈革命的逻辑》。限于篇幅，有些话没有说透，现在借着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想起了电影《春苗》，不妨再说上几句。

        在这部电影中，锄头和针头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也是揭示主题的红线。反面人物钱济仁和杜文杰都认为拿锄头的手拿不了针头。而正面人物春苗在党的路线政策指引下、在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方明的鼓励帮助下，实现了从拿锄头到拿针头的飞跃。更为可贵的是，拿起了针头的春苗没有把这个作为谋取个人脱离体力劳动、享受特权的资格，依然继续一手拿锄头一手那针头为人民服务。

        这里面的的要害就是劳动人民是不是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不能染指文化技术从而被隔离在上层建筑之外。如此一来，革命的成果也就既不能深入下去也不能得到保证——如果革命只是给了老百姓劳动的权力，而没有从事文化（卫生教育）等工作的权力，进而没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权力，那么劳动群众的所有“权利”就仍然是上面“大人物”的恩赐，是极其短暂和不牢靠的。

       本来人类社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长期是统一的。只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阶级分化形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天然借口。所以，广义技术工作（包括管理工作）实际上是剥削和压迫必须的外壳——尽管这种“技术”和“管理”工作在实际上很可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科学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必然伴随着这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化在更高程度上的重新结合。

       无产阶级geming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显然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夺取政权和改造经济基础上面的，还必须继续深入下去，彻底改造这个社会，从而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子。这个过程当然不能主观主义的操之过急，但是如果借口“生产力不发达”而无限期拖延则是对革命的背叛——正如《再谈革命的逻辑》中所说：在一定情况下，只有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才能推动生产力飞跃式发展，只有对上层建筑进行革命性变革，才能彻底改造生产关系。

        为了避免抽象的“空对空”，我们就以中国的革命为例来简单说说。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里说的“基本完成”主要是指生产关系。就上层建筑而言，政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手里，但是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的改造则刚刚开始远没有完成。即使是生产关系，按照一般的说法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也就是所有制；由所有制决定的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产品的分配。

       毫无疑问，这三个因素中，所有制是最有决定性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就解决了。比如说，所有制解决了以后，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并不一定就会自动解决，产品的分配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理想效果。比如说上世纪60年代，国营企业、公社干部作风霸道、多吃多占等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两方面问题的反映。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又必然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上层建筑的改造联系到一起——劳动人民是只能干活呢，还是也要参加管理（技术工作）呢？管理者和技术人员是只负责“管理”（技术工作）呢？还是也要多少干些具体工作从而了解实际情况更好地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呢？用以前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是只能拉车呢？在拉车的同时还要抬头看路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新的阶级分化和固化是不是会形成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已经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论，更是活生生的现实。实际上《春苗》这部电影就用很大一部分篇幅反映了这样一个严峻的斗争——苏联解体则为上述理论做了历史的注脚。所以当年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说：“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他还进一步评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革命之后是什么？”就这样严肃地摆在每个人面前。“建设啊”、“迅速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面貌啊”，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哪朝哪代不搞“建设”？不“发展生产力”？问题在于为了谁？依靠谁？如果人民群众不能当家做主，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怎么调动和激发？如果他们处于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作为生产力中最革命和最活跃的因素就被桎梏和摧残了，还说什么“发展”和“生产力进步”？！

       在认识和肯定了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政权，也不仅仅是改造生产关系（所有制），还需要彻底改造上层建筑之后，就可以谈论下一个问题了——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如何管理国家？如何管理上层建筑（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等文化教育医疗领域）？简单地选派几个人去代替原有的人就行了吗？没有那么简单。“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的道理，工人阶级也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武装革命彻底摧毁原有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必须彻底砸碎、改造原有的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这其中表现最突出大就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水泊梁山”的处境，处在各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国际资本的长期包围、渗透之中，而且还有国内剥削阶级残余势力的殊死反抗和破坏（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不得不大量留用像《春苗》中钱济仁这样出身剥削阶级的旧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新社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以及干部也会变质——比如《春苗》中卫生院的那位杜文杰院长。

        这其中，“四旧”就是腐蚀人们思想，掩护这些坏人坏事的得力工具。如何破除“四旧”实际上就是《国际歌》中说的“冲破思想的牢笼”——这才是走向彻底解放的关键所在。显然，这不仅仅是讲道理、学习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都明白，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平台和桥梁、探索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这个平台和桥梁就是人民公社。当年的“上山下乡”、“五七道路”等等就是这种探索的具体表现。这两条措施主要解决的事“知识分子劳动化”问题。至于“劳动分子知识化”的解决，不仅依靠正规教育的普及，更得益于扫盲班、民办教师等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实际上是受到正规行政力量（“体制”）的压制的，只有在1958年和1966年以后，这种压制被冲破以后才得以充分发挥出来。《春苗》中反映的“赤脚医生”也是这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体现，它的命运也是如此。

       为什么实现革命目的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以及“上山下乡”、“五七道路”受到“体制”的压制、软抵抗呢？“道理容易讲清，利益难以割舍。”——这实际上就是上文说的“新社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以及干部也会变质”、“新的阶级分化和固化”这样的问题。

       怎么办？退回去是很容易的，但是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白流了，往前走，是没有前人走过的路，但却既是理想和信仰的必然选择也是希望的唯一所在。当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今天是否能体会得到？当历史的风雨拂去尘埃、污泥浊水之后，尤其是当苏联再一次用反面行动教育世人以后，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革命从来都是正义的，武装革命是上篇，wenhua革命就是一定要有的下篇。“wenhua革命”不应该成为禁忌，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进步的唯一康庄大道。劳动人民不仅能拿“斧头”、“锄头”和“枪杆子”，还必须拿起“针头”和“笔杆子”、“称杆子”，占领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无产阶级不可能在一个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过的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这个世界。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频繁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再次说明了问题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