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寂灭-被固化的商鞅（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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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寂灭

二、《过秦论》里的矛盾论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它在封建集权国家的管理方面显然面对了太多前人没有遇到的难题。

秦朝能在结束国土长期大分裂状态的同时，又实现从诸侯分封到封建集权的转变，并且统一文字、完成度量衡标准化等等，这已经是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事了。

尽管它快速灭亡了，但是它给后来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更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组织框架。

秦朝作为后来封建王朝一个很有意义的试点，应该说它已经最大限度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再苛求它，就有些过分了。

作为取代秦朝而有天下的汉朝，就十分的重视总结前朝经验。尤其是贾谊那篇《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基本把秦朝灭亡的关于人的因素都分析到了，很全面、很深刻。

在这篇文章中，我感受到的最明显的论调就是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贾谊在《过秦论》下篇结尾写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句话其实就是贾谊给所谓的“变法”、“改革”下的定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句话，但是无数王朝就是倒在了这个“变”上。国家、集体、个人的成长过程不是个简单的线性，而是个盛衰的循环，不断地螺旋上升。只有认清时势，选择与之对应的方法，才是长久之道。

所谓与时俱进，决不是总要弄出些大家没见过的新东西，而是要始终伴随发展，紧扣现实，不断设计、完善合理的制度，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一些老问题在发展中始终反复，那么不断地重复有效的老办法，同样叫做“与时俱进”，就是“变”，就是改革。

现在再来看商鞅的改革措施，毫无疑问它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富强，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国家引向灾难。这就好比一个病人，病情急危挽救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过量用，非但不能治病，反而要害命。商鞅变法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究其原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猛药用得太久。国家一时的救亡图强用一用可以，但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时间绷着弦。

有句话叫“沉默久了就会爆发”，用在秦国身上很贴切。

最初“诸侯卑秦”，直到商鞅变法之前，除了秦穆公时期外，秦国一直都是被鄙夷的对象。秦国始终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不与会盟。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不得不说是跟秦国多年的积怨爆发推动有一定关系。

商鞅变法让秦国爆发了，但是我们光知道沉默久了就会爆发。

那么爆发久了呢？爆发久了就会崩溃！

《过秦论》中篇就写：“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

用《矛盾论》的理论来解释：随着天下的统一，作为主要矛盾的敌我矛盾，已经消失了。在这个统一的帝国里，人民在和平时期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秦国当下落后的，且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用应对敌我矛盾的战争体制来面对人民内部需求矛盾的唯一结果就是：进一步激化矛盾，把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一句话，用创业的方法来守业是不行的。

《过秦论》上篇末尾有个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不打仗了，国家、人民不再需要随时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了。生存问题解决了，人就要求饱暖，饱暖满足了，大家还有精神世界需要满足呢！那些兵不厌诈、乱世重典，该收一收了，神经不能总是紧绷着。但是，秦国终究没能松得下来。

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根基，毫无疑问是源自商鞅变法；而秦朝灭亡，则是因为他们把商鞅变法记得太牢固，形成了思维定势和行动惯性，不肯审时度势，以至于忘记了商鞅思想的精髓：务实和与时俱进。

当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姜永华教授说了一句话：一个制度哪有20年不改革的道理！再好的制度，运行20年，都会出问题。可见天下从来就没有一管到底，直到永远的长寿体制。而商鞅的体制已经运行一百三十多年了。

逐渐石化的商鞅变法把大秦建成的“自攻之国”----俗称“内卷化”。

前面说过，商鞅对实现国家强盛的思路是：建设好生力、抟力、杀力的良性循环。其实这个循环放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乃至个人身上都是没错的。

但是清醒的认识盛世和乱世的形势，并且把循环的速率，以及这三部分的资源分布把握好，这正是改革要做的事。秦朝恰恰就是由于习惯了战时体制的高速循环而不能自拔，最终灭亡。

实际上，《商君书》不仅提出了这个循环的概念，而且也注意到这个循环当中，关于国力培育和输出的平衡问题了：要随时根据国家目标来调整这个平衡。

《商君书·壹言第八》讲：“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国家其实跟人一样：把握好新陈代谢平衡，才健康。如果说你要光吃不运动，或者说运动过猛却营养不良，那都要出问题。

我们把秦国的统一过程比作一个人剧烈打斗争取胜利的话----天下七雄并立，战争频仍的状态下，秦国既能生力，也能杀力，新陈代谢是平衡的。随着六国被逐一消灭，统一大业完成了，秦国的国家目标突然消失了，剧烈运动停止了。而秦朝又囚于战争体制的惯性，一时找不到新的国家目标，也就是“杀力”的条件没有了，但在既有的国家机制下，“生力”、“抟力”的机能又没有有效的方式减速。

人光吃不运动，会得富贵病。国家生力而不杀，就要出富贵民----尤其是原来六国体制下的世族大家，他们头顶上的王族一灭，各个大大小小的世族的独立性反而加强了----例如楚国的项氏，及其王族的分支屈、景、昭；韩国的侠氏、段氏、张氏，以及早就被灭国的小国世族陈氏等等。

这些世族趁着原有的国家体系崩溃，秦朝郡县制统治力量被稀释的时机，大量吸收流民，壮大自己。

这样一来，商鞅变法中很关键的一环，“弱民”政策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而商鞅建立的体制又是把“民”放在“国”的对立面，靠着不断杀力弱民来维持国家稳定。

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

​当国无法杀民力，民当然就要杀国力，这时的大秦帝国就变成了商鞅所说的“自攻之国”，所谓的国家稳定自然就无法维持！

可能有人问了，难道秦朝的统治阶级没想办法解决吗？

从秦朝建立后的政治活动来看，他们想过办法、采取过措施。由于他们完全适应了商鞅所创立的这一套国家管理模式，所以他们就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生力、抟力这个环节现在该怎么去减速、该不该减速，大家都不知道。

战争没有了，秦帝国瞬间失去了国家行动目标，国家在“杀力”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商君书·去强第四》说的“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国家强大了，不去打仗消耗，就势必存富于民。民富则强，是国家的毒素。这些留在国内，诗书礼乐就会兴起，老百姓有了文化就更强，国家就会削弱。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通过战争和战争动员体制，把毒素输出到敌国，那么诗书礼乐这类蛀虫就不会兴起了，老百姓继续没有财产、没有文化，那么我国就强了。所以秦朝统治者就继续从这里入手，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建立国家新陈代谢的平衡：比如说修长城，修直道，征发数十万人北逐匈奴。

秦帝国就像一个打了兴奋剂，却又找不到稳定发泄渠道的人一样狂躁、狂热，完全不懂得如何去适应稳定和安逸。

不仅秦国不懂得如何去适应稳定和安逸，秦国人也不适应！

这都是长期坚持商鞅体制造成的。

根据统一大业的战时需要，商鞅变法的管理模式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把国家个体间的横向联系尽量斩断，比如连坐、鼓励相互告发等等，人人监视人人、人人防备人人，然后形成一套只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传递的完全纵向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或者说统治者。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商鞅变法的框架下，秦国的每一个民众都只是国家意志的延伸，没有个人意志。在这种模式下，凝聚国力固然容易，但是只要国家意志的传递稍微出现减弱的迹象，民众个体就会因为不具备横向联系的能力，导致行为混乱。而当时秦国国家意志保持顺利并且不间断传递的最大动力则是统一战争这类大事。一百三十余年形成的国家习惯，秦国只会靠这种国家主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大战争来进行国力的输出。一旦这种大事没有了，不说普通民众，秦国朝堂本身就会陷入巨大的迷茫。

我们现在看诸如修长城、开直道之类的事，固然是在大规模的建设国家，但是规模如此之大，在客观上，是保持了“办大事”的动员机制。

也就是说，在战争结束后，秦朝领导层在本能的循着商鞅的足迹去找大事做。

因为商鞅所创造的这种体制说到底就是完全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服务的。

一百三十多年下来，导致了秦国善于做大事，而秦人却不会做小事的局面——离开了国家意志，秦人彼此不会自己去找点事情做，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这在国家目标明确而稳定（例如统一战争）时没问题，但是一旦国家目标没有了，统治者那个唯一的节点陷入迷茫，这套管理模式就要崩溃。

这个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刚建国那会儿，大炼钢铁、公社化、大串联，以及“（钢铁产量）15年内赶上英国，50年内超过美国”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无论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为中心，掀起的全社会参与的大运动。

一方面，这些运动体现了领导层对“战时动员机制”的轻车熟路和自信；另一方面这也是毛泽东主席，包括大多数人民在走过了长期战乱之后，对和平、对安定表现出的一种不适应，那些战争带来的狂热在和平初期还在释放。

只不过，共和国幸运，最高领导层及时找到了问题所在，把人民的狂热引导向了有序的经济建设，找到了一条新的、合适的杀力途径。而秦朝则在这种狂热中不断燃烧，直到把自己烧成一堆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为其“革命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性和行动力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没有之一。中共从来不信什么“万世不移”和“祖宗成法”，它的党章随时都在调整和改进！因为中共信奉唯物主义，有《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样的理论武器。

中共从来不会自以为是的先去搞个自以为先进的制度，然后再居高临下的逼着人民“开启民智”去适应这个制度。而是真正的把自己融入人民，和人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如何生活，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认识不同阶段的矛盾，并解决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和人民一起认识生活、认识世界，共同去创造一个与时俱进的，随时符合人民最大利益诉求的制度。

战争时期，是国家组织起来“杀力”；和平时期，就适当的给民众一些空间，让民众自己“杀力”：搞搞文化产业复兴，活跃活跃大家的精神生活，搞搞科研，发展一下经济，旅旅游。老百姓有点事干就行。

我们今天这样，几个朋友凑一块儿，大到开个公司，搞搞创新；小到喝酒品茶，聊聊新闻八卦。自己成就一下自己，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其实这都属于“杀力”的一种。但是这些当时在秦国都属于犯罪！

秦始皇时代，秦国施行的仍然是商鞅当年的基本国策，统治阶层没人想变，也不会变。没有了国家意志的时候，做惯了愚民的秦人不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跟孩子一样，习惯了被约束，而不懂得自律。

“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更何况这些人还是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被“人性本恶“的施政理念所统治呢？这不仅是一群愚民，而且是一帮彻底利欲熏心，被完全激发了人性之恶的愚民。

（下一期：利出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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