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内最大对手的博弈：曾经旗鼓相当的两个人，为何拥有截然不同的结局？_风闻

文 | 栩然  赵清

首发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我宣布，成立一个临时的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1935年10月5日，在位于卓木碉一个喇嘛庙的会议上，他如是说道。

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发现眼前的一群人个个面色凝重、低头不语，整个喇嘛庙内鸦雀无声……

他知道，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开始了，而且他认为自己将是胜利者。

分裂已难以避免，那个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即将到来……

看到这里，你是否倒吸了一口凉气？

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还能有这种操作？

事实上，党内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而说这话的人，在党内也曾经享有过极高的威望。

他是党的元老级人物，资历比毛泽东深，地位比毛泽东高，实力更比毛泽东强。

开国上将许世友说过：“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1919年，年仅22岁的他在“五四运动”时成了北大的学生领袖，从那时开始就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而彼时的毛泽东还在北大图书馆当着不起眼的管理员。

1920年，年仅23岁的他就成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3位发起人之一，他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指导工人运动；而彼时的毛泽东刚回到湖南，当教员。

1921年，年仅24岁的他成为了建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同一个会上，毛泽东是记录员。

1922年，年仅25岁的他就代表中共前往苏联，成为了中共惟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而这时候的毛泽东，仅仅只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3年，年仅26岁的他就代表中共，领导发动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年，已经3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调往中央工作。

1927年，年仅30岁的他就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这一年选择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钻山沟。

1928年，年仅31岁的他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在井冈山打游击。

1935年，年仅38岁的他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则刚刚通过遵义会议进入红军领导层；

……

看他前半生的人生履历，简直可以用“火箭式飙升”来形容，30岁时，他就能取得很多人穷极一生也取得不了的成就。

他确实与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人都拜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

二人都有超前思维，不约而同地拒绝留洋，认为留在国内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途径；

二人都擅长搞群众运动，毛泽东擅长搞农民运动，而他擅长搞工人运动；

二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前半生二人旗鼓相当，可为什么后半生二人境遇如此不同呢？

在毛泽东建立不朽功勋、名烁古今的时候，他却远逃香港、美国、加拿大，在众叛亲离、贫困潦倒之下了结此生……

接下来，我就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中共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给党内带来分裂的人——张国焘。

2

1935年6月18日，毛泽东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会师后，两支部队先是度过了热烈的“蜜月期”，然后又面临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题一：会师之后的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

问题二：下一步，红军往哪个方向走？

对于第一个问题，张国焘打着自己“小算盘”，他已经当选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他有更大的企图。

当他知道毛泽东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而自己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时，一种只手遮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对于第二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的意见是“北上”，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的意见是“南下”，在“两河口会议”中，他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

很快，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三是张国焘公然伸手要权。

直到后来，分歧已经明朗化、升级化。整个过程，毛泽东都在坚持底线、原则的前提下灵活的妥协、退让，而张国焘却在步步紧逼，争夺军队行动的决定权和指挥权。

时间越拖，矛盾就越来越激化，红军内部因不同意见而矛盾重重，当红四方面军听到“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时，甚至一度产生了武力冲突的念头，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立刻表明立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才勉强平息了争端。

但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权迷心窍、一意孤行，直至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景：张国焘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并开除毛、周等人的党籍。

即使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人明确表示批评、抵制和反对，也难以遏制住张国焘私欲的膨胀。到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改变了态度，认为分裂不得人心，将张国焘孤立了，他也依然不思悔改。

在张国焘看来，红军内部应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谁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杀谁，要整谁。实在不行，就另起炉灶，另立中央！

毛泽东清晰的意识到：即便他再三避免冲突，党内的分裂也已成定局，红军将被一分为二，一支队伍北上，另一支队伍南下。

路线方面，博弈中的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清晰的表达了各自的立场：

张国焘预言：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饿死。

毛泽东则断言：南下是绝路！

而事实终将说明一切。

不出毛泽东所料，南下的红军遇到了绝境：

在川西南的战略重镇百丈，红四方面军遭到刘湘、薛岳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战争7天7夜，伤亡近万人，以失败告终。张国焘率部退守天全、芦山一带与敌对峙。

3个月以后，薛岳部和川军主力再度进攻，红四方面军被迫北撤，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向道孚、炉霍、甘孜转移，退守西康北部贫瘠地区。

此时，毛泽东已经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站住脚，并开始东渡黄河、打通山西的重大军事行动，获得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权。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在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之后，中央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1937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谁知，更恶劣的事件出现了……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博弈，是其平生最严重的挑战，但终究没有被战胜。

而张国焘，在这次博弈之中，他曾经辉煌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自此，张国焘走下了历史的舞台，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仅仅在指挥权、行军方向方面存在分歧，那只是同志之间的意见不同，至少大家还是一条心。

但搞分裂、搞离间、甚至叛逃，那就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党性问题了，事件的性质已经变了。

张国焘使党内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成了他人生失败的根源。

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整体利益与一己私利之间，到底孰轻孰重？在一次次的人生选择问题上，每个人内在的价值观会决定他一次次的行为，这一次次行为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命运。

张国焘这种“私利大于整体利益”的内在价值观，促使他产生了一次次的行为，也注定了他最终的结局。

“能力强、气度小”的问题，成了他人生败局的致命之处。

3

说到“能力强、气度小”，仅是张国焘一人有此命运结局，还是说有此特质的人，他们的人生命运有些共同之处？

说到这里，我们再提及一个人——《三国演义》里的吕布。

吕布乃《三国演义》中的第一猛将，有万夫不当之勇，书中直接以“良驹赤兔添虎翼，方天画戟丧敌胆”来形容，人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虎牢关前，仅凭他一人之力便使前来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闻风丧胆，即使刘、关、张三人合力缠斗其一人，他也能全身而退。

单论武力，他几乎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只可惜，《三国演义》却以反面教材来描写他，张飞甚至当面骂其为“三姓家奴”，为什么呢？

只因吕布有勇无谋、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短视浅见，各种不稳定因素导致众叛亲离：

他原本拜并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后因一匹赤兔宝马，因荣华富贵而杀丁原，投董卓；

他认董卓为义父，又因美女貂蝉而与董卓反目成仇，在司徒王允的谋划下，将董卓诛杀；

他一生从未忠诚于谁，直至最后自立门户，却被曹军大败于白门楼下。

当吕布被五花大绑，缚于曹操面前时，还心存侥幸：“布今愿降于曹公，公为大将，布副之，何愁天下不定？”

此话说得曹操心神荡漾，要知道，吕布可是百年难遇的猛将啊！若有奉先策马立于阵前，战场上谁可匹敌？他大概已经下了决定，只是顺口问了问刘备的意见。

谁知，刘备只说了一句话，便如锥子一般直刺曹操内心最敏感的地方……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是啊，吕布跟丁原杀丁原，跟董卓杀董卓，那跟了我曹操呢？”想到这里，曹操浑身上下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寒意……

曹操深吸一口气，立即下令将吕布先缢死后枭首。这位武力冠绝天下的“三国第一猛将”，竟落得如此惨淡的下场……

休说曹操狠心，若换了你，你敢留这么一个随时可能叛变投敌，甚至威胁自己生命的人在身边吗？

吕布之死，在于他只重眼前利益而失去了诚信，只重个人权欲而失去了人心，只重荣华富贵而失去了立场。

吕布的命运，实乃“能力强、气度小”的典型结局啊！

4

如果说吕布是两千年以前的人物，张国焘是一百年前的人物，他们都离我们的生活年代较远，那么“能力强、气度小”的人在现代社会中，会有什么命运呢？

在现代商业史上，还真出现过一个因“能力强”而原本可以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但他又因为“气度小”而销声匿迹。

这个年轻人，就是华为历史上著名的技术天才——李一男。

 

这位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年”，15岁就考入华中科技大学，23岁硕士一毕业就加入了华为，半个月升任主任工程师，两年被提拔为公司总工程师/中央研究部总裁，27岁登上华为副总裁的宝座！

作为华为副总裁，30岁时李一男已经协助把华为带过了200亿的大关，而作为核心决策层中的一员，他的很多决定都会影响华为的发展方向。

一连串跳跃式的升迁，年纪轻轻就带来如此飞升的业绩，让人目瞪口呆！

华为创业早期，很多高管都感受过任正非“疾风暴雨”式的批评，但唯有李一男例外，任正非不仅不批评他，还喜欢得不行。

任正非对李一男宠爱有加、视若己出，不仅给钱给权，还尽可能为这个技术天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私下里，华为内部都称李一男是任正非的“干儿子”，是任正非培养的接班人。

2019年3月，任正非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专访，在谈到华为接班人问题时表示，“孟晚舟永生永世不可能做接班人，因为她没有技术背景，我不能完全从父亲的角度看儿女的发展轨迹。”

任正非认为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没有当接班人的可能，可当时，面对有着深厚的技术背景、却非亲非故的李一男，任正非却另眼看待！

对于李一男来说，任正非已不仅仅是“伯乐”的角色，更可以说是如师、如父。

只可惜，少年得志的经历，让李一男个人膨胀起来，他的野心远不止于做一名副手，而是要开辟属于他的王朝。在华为工作7年后，李一男决定自立门户。

2000年，华为为了解决机构庞大等问题，在公司内部鼓励员工创业。于是，李一男带着和华为股权结算价值1000多万元的设备，在北京组建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

当时，任正非依然非常信任李一男。他离开深圳之际，在五洲宾馆大举设下豪华宴，召集华为所有的“总监级”以上高层为李一男“壮行”。对于一向低调的任正非来说，这不多见。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任正非的意料！

2003年底，港湾开始进入光通信领域，这意味着它与华为开始正面交锋；

2004年开始，在一些产品的招投标中，港湾成为华为的直接竞争对手，而且直接影响到华为的业绩；

2005年9月，港湾与华为的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与西门子的阻击战中，华为于2006年收购了港湾的核心资产。

于是，李一男又回到了华为，出任华为副总裁兼首席电信科学家。华为发了《任正非内部讲话欢迎李一男重回华为怀抱》一文，表示可以放下之前的分歧和矛盾。

对于李一男，任正非真的是爱护有加！

 

但两年后，李一男又选择选择了离开！

他先后出任过百度首席技术官、中国移动12580的CEO，以合伙人身份加盟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

2015年，李一男创办北京牛电科技有限公司，但之后却陷入股票内幕风波，令人扼腕。

2017年，小牛电动创始人李一男因涉嫌内幕交易而锒铛入狱，这位曾经叱咤商界风云的“少年天才”，就此离开了大众的视线……

“强能力”使他一鸣惊人，直至获得了任正非的器重，而“气度小”却让他屡次背叛任正非，因一己私欲而与华为为敌！

如果连华为这样的公司都容不下他，那天底下还哪里是他的容身之处？

5

历史记录都是过去发生的事，但它是一面镜子，它能使我们每个人回顾自己的是非得失，反思自己人生处境的背后是否有些必然因素，这才是我们读史的最大价值。

在人生的价值选择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与这位党内最大对手之间的博弈事件中，看出端倪。

表面上来看，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博弈，只在“红军交由谁来统一指挥”方面的意见不同，只在“是北上还是南下”方向的不同。

但从深层次来看，二人的内在价值选择不同，二人的博弈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动机上的不同。

张国焘争夺领导权，深层次动机在于其个人的权欲熏心！他自恃人多势众，要挟中央，想当中央军委主席。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红军的方向只能是他说了算，他说南下就必须南下！如果不按他的意思来，那就另立中央，并开除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反对者”的党籍！

他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为了个人利益，他宁可分裂红军，损害大局！

正因为他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先，才出现了后来的叛逃事件！

气度小，这是他的硬伤！

而毛泽东，博弈的深层次动机则是“一切以大局为重”，将个人利益放在了后面。

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多次被排挤、被打压、被误解，甚至是被开除，他曾经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还是继续坚持革命。

最严重的一次，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就连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等人都受到了牵连，关了禁闭，只因他们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

连陈毅元帅都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可即便如此，毛泽东依然忍辱负重，在逆境时探索中国革命未来的道路。

一个以个人为中心，遇到不同意见就搞分裂、搞报复，甚至当叛徒；另一个以大局为中心，即使遇到不同意见也依然不忘初心！

动机方面，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917年，时年24岁的毛泽东就在《心之力》一文中写过这么几段话：

“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

内在的心性、气度，决定了外在的一切。

在组织层面，若遇到“能力强、气度小”的人，其“强能力”带来的贡献难以弥补“小气度”带来的毁灭性损失。

对组织来说，那些“能力低、气度小”的人反倒构成不了大威胁，顶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小打小闹；怕就怕那些“能力强、气度小”的人，他们爱打自己的“小算盘”，一旦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那带来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

在个人层面，若是“能力强、气度小”的人，那其能力上的提升，无法弥补“心胸狭隘”带来的硬伤。

对于个人来说，那些只关注“提升个人能力”的人存在着思维上的盲区，他们只注重个人的得失，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外界的阻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提升个人能力都无效，甚至最终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境地……

事实上，所有“外界的阻力”都来源于其内在的心性，“小气度”会成为“强能力”的致命之伤，在破坏整体利益的时候，他本人会成为最大的失败者！

若一个人过度精明、利欲熏心，这的确可以让他在短期内得到大量的好处。可关键是，大家都不是傻子，大家都知道他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整体利益，那以后谁还会真诚待他？谁会把他当自己人？逆境时谁会挺他？

当他成为孤家寡人，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时，再强的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以史论今，千百年来环境在变，但人性永远不变，大到组织、小到个人，都不断的提示我们深入思考一个问题：

气度，到底有多重要？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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