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相：纸牌屋上，1%的国家_风闻

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 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 的人操纵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 来源

美国的精英阶层规模很小，但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而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数众多，且规模日益增加，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资源。

过去40年来，美国底层90%的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而占全美人口1%的顶层阶级的平均收入却在飙升。

一个巨大的鸿沟正横亘在美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美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的外衣下，无数美国人在不平等的人生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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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环境正在恶化，资源正在枯竭。

无论是与过去的美国相比，还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相比，如今的美国没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没有在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或技术产业上进行投资。甚至整个美国的投资率也非常低迷，低到连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都赶不上。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多年，即1947～198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7%；而在过去的30多年，即1980～2017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7%，降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这个巨额降幅接近30%。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广义指标），美国排名第13位，略高于英国，而一旦把美国的不平等状况考虑进去，美国的排名就会下滑到第24位。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自己的“人力资本指数”。该指标反映一个社会对其人民的投资力度，包括在教育、健康和生存能力方面的投资。

美国排名第24位，远低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的领跑者，也远低于北方邻国加拿大（排名第10位）以及美国大多数欧洲的竞争对手。今天美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微薄，必然会导致国民未来生活水平低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作为发达国家的官方智库，每隔几年就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标准化考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也参与了这些考试。

测试结果表明，美国人在数学方面的排名低于平均水平，在72个参加测试的国家中排名第40位，而美国人在阅读（第24位）和科学（第25位）方面的表现则稍好一点。

加拿大、韩国、日本、英国、挪威、立陶宛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生毕业率（25～34岁之间）都超过了美国，其中加拿大超过了25%，韩国则接近50%。

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发达国家的要长，平均每人每年工作1780小时，而其他国家的为1759小时。与法国（1514小时）和德国（1356小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工作时间短，而是他们的假期更长。在美国，正是较长的工作时间带来了较高的人均收入。

过去3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中国慢得多。

短短40年时间里，在全球收入水平基本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除了美国最富有的那批人），中国的收入水平却增长了10倍以上，15超过7.4亿人摆脱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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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增长越加缓慢的经济蛋糕中所能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以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

劳动者所能分得的收益比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降，尤其是在把那些位居社会顶层阶级的1%劳动者排除在外的时候。

1980～2019年，美国的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从75%下降到60%，在短短的30年里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40年中，前1%的人群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增加了1倍以上，而最顶层的0.1%的人所占的份额增加了4倍左右。

许多富人声称，所有人都将从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中受益，因为他们所赚得的利益将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普通人。但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

在美国，男性的不满情绪似乎特别强烈，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约15%的青壮年男性现在仍没有工作。

在社会的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甚至更加糟糕，经通胀调整后，最底层人民的工资水平与60年前大致相同。

然而，美国的总体收入水平并非停滞不前，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的人均GDP增长了1倍以上。“工人”的生产率也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过去60年里，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了7倍以上。

而工资的增长不到生产率增长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更大的一部分收入流向了“工人”以外的其他群体。

“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更加明显，这种差距体现在了各个方面。

底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中层人员被掏空，而高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则飙升。在企业的内部，与普通“工人”相比，CEO的工资有了大幅增长。

不平等问题加剧与社会地位流动性下降相结合，让不少美国人陷入困境。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他没有，或许也不能处理不平等问题。然而，值得赞扬的是奥巴马推行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奥巴马医改），该法案帮助解决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即公民无法获得像样的医疗保健。

但是，由于不平等问题被长期搁置，矛盾并没有自然消失，也不可能消失，情况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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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民族和性别所衍生出的一切，将不平等的鸿沟进一步撕裂开来。

50多年前，美国通过了旨在消除这种歧视的民权法案。在民权法案通过后的几年里，社会的不平等情况有所改善。但随后不久，旨在支持种族隔离和歧视的势力发动了反击，社会进步停滞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逆转。

约50年前的1968年，在全国各地发生种族骚乱之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为找出和明确导致种族矛盾的根本原因。

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今天仍然成立：“我们的国家正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的社会，这两者是相互割裂且不平等的。”

在这个国家里，非裔美国人受到系统性的歧视，他们面临教育和住房不足的问题，并且完全缺失经济机会。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美国梦。

在美国人开始为消除歧视而斗争的半个世纪后，女性的工资水平仍然只有男性的83%，黑人男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73%，西班牙裔男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69%。

不平等问题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种族和性别以外，还包括健康和财富，最重要的是机会方面的不平等。这些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问题都比收入分配不平等要严重得多。

1、健康不平等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都要低，比日本短5年以上。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称，从2014年起，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每年都在下降。

此外，美国的富人和穷人在预期寿命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在急剧扩大。

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加里·伯特雷斯描述了1970年和1990年处于50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在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情况：

“在这20年中，美国收入水平前10名和后10名的女性的预期寿命差距从3.5年多一点，增加到了10年以上。”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的这种健康水平的差距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在奥巴马医改出台之前，美国并未承认每个美国人都有权获得医疗保健，而这一权利几乎被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所认可。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后者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仔细研究了美国已经公开的死亡数据，他们所发现的一些事实轰动了全国：

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年白人男性中，死亡率从1999～2013年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扭转了该群体整体死亡率下降的倾向，与大多数美国其他年龄段和种族群体以及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情况背道而驰。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部分群体死亡的原因，凯斯和迪顿将其称为“绝望病”：酗酒、吸毒过量和自杀。

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再加上大萧条时期大量的失业和减少的住房，死亡率的上升其实不足为奇。

显然，一个如此绝望的、有着如此之多的人吸食毒品或酗酒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健康的劳动力。

如果要衡量一个社会在创造就业和“工人”健康方面表现得如何，参与劳动和工作的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逊色得多。

至少可以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较低与国民健康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糟糕健康状况有直接关系。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艾伦·克鲁格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参与工作的壮年男性当中，近一半的人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服用止痛药。

美国人的健康状况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没有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人们无法拿到像样的工资，于是大家基本放弃了希望，这种对生活的绝望引发了酗酒和吸毒等一系列社会疾病的产生。

2、财富不平等

在美国，财富的不平等问题甚至比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

美国最富有的那1%的人坐拥全美40%以上的财富，几乎是其收入份额的2倍。

我们曾经描述过两种发家致富的关键途径：一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种则是从他人手中攫取更多的财富。但实际上，仅就积累财富而言，人们还有第三种敛财的途径：继承。

包括沃尔顿家族（沃尔玛资产的继承者）和科赫兄弟在内的许多顶尖人士之所以能取得惊人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有幸能继承大笔遗产。

3、机会不平等

上述关于收入、健康和财富不平等的统计数据已经足够令人沮丧了。

遗憾的是，美国在机会不平等的方面表现得如出一辙，其中部分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违背了美国人对自身形象的认知和对公平社会的信念。

正如沃尔顿家族和科赫兄弟的例子一般，上一代人的收入和财富会转化为下一代人的财富，这意味着家族的优势和劣势会代代相传。

在美国，近五分之一的儿童在贫困中长大，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贫困陷阱。出生在贫困环境中的人难以逃脱贫困。

对美国人来说，出生在“正确”的家庭，在“正确”的社区长大，已经日益成为人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美国梦所描述的机会平等是一个神话。

当然，也有少数人成功地从底层挤入了顶层精英的队伍，但事实上，新闻界对这些案例铺天盖地的报道能更清楚地证实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一般规律。

美国实际上比其他国家更容易陷入低收入陷阱。如果父母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他们的子女很可能终其一生都处于社会的底层。

关于作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诺贝尔奖双料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本文整理自《美国真相》，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