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李显龙挥之不去的“冷战”印记_风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0年6月9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题目是《濒临险境的亚洲世纪》，在回顾中美关系对亚洲发展影响的基础上，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及中美关系对亚洲未来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简单梳理一下，该文的要点是：“亚洲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中国“采纳了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作为指导思想，将农业、工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放在军事力量建设之前。”作者沿用这个思路，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表达了忧虑。

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次战争为亚洲繁荣奠定基础？

该文写道：

【“20世纪亚洲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在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战的前几十年，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集团争夺影响力。尽管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同苏联联手对抗美国，但其经济仍然是内向型和封闭的，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也很少。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正在腾飞。先是日本，然后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将亚洲的‘美式和平’带入了一个新阶段：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美中在敌对数十年后，恢复邦交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起飞。”】

文章还提到了“自二战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为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如果翻开任何一本主流的关于中美关系历史的著述，就会发现，李显龙文章中的“冷战”印记特别明显。

先从两场造成中国经济“内向型和封闭”的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说起。

关于朝鲜战争，中国入朝参战，为的是保家卫国。这个问题在此无须详述。至少美国方面很多学者都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基辛格就认为：

【“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见基辛格：《大外交》，第19章）】

而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界的研究就认为：

【“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的，如果‘联合国军’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对中国来说，是防御性的。”（见《缓慢的解冻》）】

【“可以理解，中国军队是不能容忍敌对的部队靠近鸭绿江（中国和北朝鲜的边界）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在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的军队一样。”（见斯蒂芬·豪沃斯：《美国海军史》第2编）】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正如中国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所说：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但后来西方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买卖做不成了。”】

朝鲜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1951年1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政策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同时还对印度支那、日本、东南亚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

抗美援朝使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加快巩固中国的国防建设，才能够最终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才能使中国的整个经济最终实现腾飞。

当然，朝鲜战争也成为了日本这一类美国附庸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的契机。由于战争的需要，特别是军需品，刺激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如二战后日本经济几年起色不大，而“朝鲜战争‘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一股神风’”（见肯尼斯·韩歇尔：《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新加坡。有位知名专家尖锐地指出：

【“由于独立较晚，新加坡并不是1954年9月成立的、旨在防堵中国‘扩张’（即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扩张---引者注）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员，但在历史上，它却十分积极地参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新加坡的海、空军基地都提供给美军永久使用，在美军撤出越南和菲律宾后，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美国唯一的永久性落脚点，也是除日本外，世界上为数不多允许美国航母在紧急情况下进驻的国家。由于不论在亚洲还是东盟，新加坡的国力、经济力都排不到前列，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劣势还有扩大之嫌，新加坡当局认为，自己必须依附一个强者，方能自立自强，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和充分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在同文同种的中国，和世界第一、且具有共同‘英语纽带’的美国间，靠拢美国无疑是上上之选。”】

经过抗美援朝后的中国，决心勒紧裤带也要搞原子弹，即使在被当时和后来某些人诟病的“内向型和封闭”的条件下也要搞！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美国终于不得不重视一个大国的崛起。没有这个“军事力量建设”，后面的中国经济腾飞都不过是纸上谈兵事情。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美国的第七舰队问题。

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除了出兵朝鲜的两项内容外，还有一项：“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这一条无疑是对中共乃至刚刚获得解放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公然挑衅。费正清指出了美国这种做法的荒谬：

【“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未破坏这种完整。”】

1943年美英中三国的《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属于中国声犹在耳，现在杜鲁门却又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究竟意欲何为？朝鲜南北之间发生了内战，中国既不是战争的策划者也不是参与者，中国准备解放自己的国土台湾却受到了外人蛮横无理的阻挠，而对大力支持北朝鲜的苏联却没有什么反应。这使得中共和广大中国民众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国象苏联一样强，中国就决不会受这种窝囊气。这也使中国党和政府、全国人民都深刻认识到，没有过硬的国防实力，中国无法摆脱受欺凌被宰割的命运。正如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所说：

【“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美国通过第七舰队对中国内政的蛮横无理的公然干预，使得中国的国家统一至今没有解决，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中国长期以来也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资源去促使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核心问题上。而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保持与台湾当局的特殊关系。在与中国建交的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和新加坡享有对台湾的某种“特殊”关系。这种“实惠”，对新加坡的的好处不言而喻。所以李显龙理所当然地认为：“自二战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为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再来谈谈越南战争的问题。

从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直到1965年美国直接参与越南战争，其主要目的都是针对中国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想不断加大力度，打赢这场战争，但他们又不能无视中国的“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的警告，以免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

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遭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反对，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内部要求结束这场战争的呼声不断。这迫使美国不得不想方设法“体面”撤出。一直关注亚洲事务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认为，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靠北京，而不是莫斯科”。1967年4月，他建议总统“向中国明确地表示和解”。他甚至准备本人前往北京。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不过，随着形势变化，以曼斯菲尔德为代表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最后促使尼克松决心访华，可以说是中国用武力打开了美国的国门。

由此可见，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中国的参与都是因为美国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不是中国放下建设不搞而去没事找事！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确实为日本，和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条件，促进了那里的经济起飞，但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却造成了长期的、巨大的困难。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并不是美国大发善心，而是形势使然。因此，毛泽东1975年10月21日直截了当地对基辛格说：

【“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所著的权威著作《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称：

【“一些亚洲人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

李显龙认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根本内因。但是，他怎么就不看看邓小平还说过下面这些话呢？

在中美正式建交后的第三个月，邓小平就指出：

【“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指出：

【“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对他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希望联合国能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指出：

【“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

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时警告：美国政府如果始终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湾当作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在谈到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问题时说：

【“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

关于“韬光养晦”，那是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说的。他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第1346页）

由此可见，李显龙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解读，至少是非常肤浅的。而文章中的“冷战”印记，则是十分明显的。

要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要使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繁荣，最根本的其实只有一条，就是大家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和所有国家建交的时候，建交文件中双方都确认了这一条。而违反了这一条，世界就不会安宁。共同繁荣也就是一句空话。在李显龙的这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各自的价值观凌驾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肯定是行不通的。美国一直想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在中国头上，从新中国算起就有七十多年了，但实际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要使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大块头”国家，全盘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因此，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理出新中国发展的脉络：从1949年到1972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围堵封锁，使新中国不得不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加快工业化建设，加强军事建设上。正因为有了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才使得世界各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才能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重阻挠，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才使尼克松访问中国时跟毛泽东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没有这样的“基础建设”，是无法打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大门的。已故资深外交家吴建民2011年深有感慨地说：

【“如果1971年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78年我们能对世界开放吗？不可能。中国有今天的大发展吗？不可能。”】

但是，李显龙的文章却是这样认为的：

【“它（指美国——引者注）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为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巩固社会和经济，赢得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斗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而“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同苏联联手对抗美国，但其经济仍然是内向型和封闭的”。中国之所以后来经济腾飞，是因为“将农业、工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放在军事力量建设之前。”

按照李显龙的叙事逻辑，就是从1949年到1972年，中国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美国为亚洲的繁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美国对中国也算是仁至义尽，“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美中在敌对数十年后，恢复邦交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将农业、工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放在军事力量建设之前”，所以在40年间中国才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话，新中国成立后，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跟着美国走，才是中国的繁荣之道，才是亚洲的繁荣之道。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已经作出了榜样。

如何避免亚洲世纪濒临险境？

李显龙的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8年向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表达了这一观点。30多年后，邓小平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几十年来，亚洲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如今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区域。在这10年内，亚洲经济体的规模将超越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总和，这是自19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然而，即使到今天，邓小平的告诫依然让人警醒：亚洲世纪既非必然实现，也非命中注定。”】

但是，邓小平当时的讲话还有这些内容：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这是我国政府的想法。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不管现在是不是“亚洲世纪濒临险境”，但作为李显龙，如果诚心诚意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应该重温一下邓小平的“先见之明”：

【“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

这是不是说，一个国家要发展的话，不是要靠“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要靠自己呢？

“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关于这一点，在事关中国最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不应该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能付诸实际行动！实际上，如果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特别是美国，以及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只要真正做到了“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亚洲的和平乃至世界的和平的主要障碍就可以排除了。

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再一次谈到中美关系破裂的危险问题。他说：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美售台武器，是《与台湾关系法》。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中美关系就有不知在哪一天破裂的危险。

试想一下，如果中美关系破裂，亚洲会有和平吗？世界会有和平吗？

当然，李显龙认为，正因为在中美关系破裂的那20多年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就实现了经济腾飞。也就是冷战造就了他们的发展繁荣。因此，美国现在在亚洲行动的每一步，都得到了李显龙的赞成与支持。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

最值得玩味的是，李显龙在提到“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清楚地提醒我们，各国携手合作是多么重要”后，却发出了这样的议论：

【“不幸的是，冠病疫情正在加剧美中之间的对抗，使不信任感加深，比看谁更高人一等，并不停地相互指责。”】

什么叫做“比看谁更高人一等”，什么叫“相互指责”？冠病疫情发生后中美两国政府的表现世人有目共睹！是不是心里想说中国又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里有几则关于李光耀的史料，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加坡，这有助于了解李显龙。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1949年他到欧洲旅行，海关人员见他是华人都表示鄙视。两年后他再去西欧，海关官员见到中国人马上肃然起敬，敬佩地说你们连美国人都能打败。李光耀由此感到身为华人的自豪，并下决心学习汉语。”（见徐焰：《脱胎换骨：徐焰纵横古今谈军改》第八章之“朝鲜战争是平局，抗美援朝战争却是胜利”）】

【“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见《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第15章之“成立人民行动党”）】

【“（1976年）5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贵宾。毛泽东表示欢迎李光耀来华访问，希望两国友好关系稳定发展。李光耀对毛泽东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希望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康长寿。”（见台海出版社：《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之“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行”）】

李光耀于2015年3月去世。国际上许多政界和学界人士纷纷发文纪念。有位资深国际时评人写道：

【“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这种‘一边倒’逐渐变成了表面上的‘左右逢源’。但从内心而言，‘亲美疏中’、‘远交近防’，是新加坡不变的既定方针。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在咫尺且语言、人种相同的中国，随时可能‘吞噬’这个弹丸小国，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则不会有这样的胃口。”】

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李显龙的常怀忧虑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对“冷战”的印记一直挥之不去，恐怕对新加坡的和平发展、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都不会起到正能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