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全球新冠疫情检验证明医疗私有化的道路不能走！_风闻

作者：黄卫东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摘 要】我国私立医院已经占64%，但在战胜新冠病毒疫情中所起作用甚小，只治愈了1400余人，仅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都是公立医院救治的。历史上看，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情况下，依托集体力量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使我国人均寿命接近当时发达国家。古巴采用公有医疗制度，人均医疗成本只有美国的5%，人均寿命却高于美国。美国将非盈利医院故意宣传为私立医院，推销私有化，其根本目的是让他国开放医疗市场，让美国印钞控制获利。美国医疗器械和药品生产控制在私人资本手里，是美国治疗费用居高不下，治疗效果比古巴还差的主要原因。

 

一、公私医院在新冠疫情中表现

我国医院私有化改革进行很多年了，早在2000年江苏宿迁市就开始了私有化改革试点，到第二年，就完成了宿迁市所有公立医院私有化改革。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医院数达3.2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072个，民营医院20404个。民营医院数是公立医院的1.69倍。与2017年1月底比较,公立医院减少109个,民营医院增加2291个。2019年6月10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重申“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据新闻报道，截止2019年底，我国公立医院1.19万个，还在继续减少;私立医院达2.32万家，同比上年增加2800多家，又攀新高。这都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变成私立医院为主的国家了。

新冠病毒爆发后，观察者网就这次疫情中，医务人员的表现，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老师。观察者网记者问：“这次疫情发展至今,少见民营医院出力，出现所谓的“仁爰医院”，也是和负面新闻挂钩。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

李玲回答：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跟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国家调集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致命威胁，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出征，奔赴武汉前线，支撑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相比之下，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龟头缩脑，应者寥寥，有的私立医院干脆关门停诊，以逃避责任。有的私立医院在不承担患者救治任务的情况下，居然和公立医院争抢医疗物资。有人感叹，幸亏硕果仅存的公立医院还没有被全部干掉，否则谁来迎战这场瘟疫？如何夺取抗疫斗争的胜利？姓公，姓私，关键时刻谁靠谱，危难关头谁挺身，在病毒面前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当日我国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约占98%的病人都是公立医院治愈的，私立医院在抗疫中的作用，与其占有的64%的医院总数完全不成比例。然而，3月18日，《中国改革报》刊登了《重塑医疗信用 社会办医在路上》一文，明确表态支持以莆田系为代表的医改。文章说：非公医院抗疫也“硬核”。搬出国家政策，继续宣传和推销医院私有化。

二、西方医院私有化情况

私有化是美国推销的市场经济三项基本原则之一。但这一原则的根据，就是经济人假说，就是从人是自私自利的特征出发的，就是提倡人的自私自利。因此，医院私有化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老病死就等于交给了自私自利的资本家了。我们不禁要思考，私人资本的“善心”靠得住吗?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你可以指望某个资本家成为雷锋，但你能指望全部或大部分资本家成为雷锋吗?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但凡脑子正常的人，都决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医疗保障托付给私人资本的“善心”。在唯利是图的市场中，私人的“善心”当然应该提倡。但是，以为必须把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医疗保障托付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面对汹汹而来的新冠疫情，欧洲各国则反其道而行之。3月1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经过这次疫情后，法国将汲取现在的教训，反省民主国家暴露的缺陷，计划取回民生医疗行业的控制权，将其置于市场规则外。马克龙说：“此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独立自主的法国和欧洲，一个牢固掌握自己命运的法国和欧洲。”马克龙称：“在接下来的几周到几个月，法国需要朝着这个方向作出决策，他将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15日晚西班牙卫生部长萨尔瓦多·伊拉(Salvador Illa)与国防、交通和内政三部门的部长一起召开联合发布会，宣布西班牙的医疗体系将“国有化”，所有私营医疗配置将置于西班牙国家卫生系统的管理之下。伊拉表示，公共、私人和军事医疗机构，包括具有购买医疗用品能力的私营部门，如医院或制药公司等，要由政府全权指挥，并表示为解决这场新冠危机，会对私营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美国的情况如何？笔者曾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对外推销私有化，但美国大部分资产和经济资源实际是控制在美国政府手中的。以医院为例，美国大多数医院都是非营利性的。据美国医院协会统计，目前美国医院公立医院占15%，还有69%是非营利性医院，营利性私立医院仅为16%。大多数规模最大、设施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都属于非营利性医院。所谓非营利性医院，就是没有资本家能从中获利，美国对外宣传是私立医院，但却没有人能拿走它的利润，实际等于中国的事业性单位，是地地道道的公益性医院，根本不是美国精英对外宣传的私立医院。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私立医院仅占16%，其余84%都是公立性医院。类似的，德国私立医院占20%，公立医院占80%。

英国公立医院成分更大，早在1948年，工党政府将全国所有医院收归国有，办成免费的公立医院，医院所需费用由政府拨付。这就是公立医院之英国模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免费医疗模式。虽然英国号称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上也鼓励兴办私立医院，但由于公立医院全覆盖，留下的空间很小，所以私立医院仅占5%。英国的免费的公立医院模式深受人民喜欢，因而被多个国家效仿，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爱尔兰、丹麦等国家都是英国模式。

三、美国推销私有化的目的

里根总统任期被宣传为美国著名的私有化时期，其实在私有化方面并未取得多少进展。最近30多年来，美国的私有化进展缓慢，甚至还在逆私有化。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政府在一年间提供7.7万亿贷款救助银行和大公司，使商业银行国有化。美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机场、码头、自来水、医院、学校等基本控制在政府手里，从未进行实质性的私有化。

从上述不难看出，美国政府的私有化宣传远远大于实际成效。既然如此，美国又何以如此卖力地鼓吹私有化？这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大张旗鼓地搞私有化，尤其是大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私有化、自由化，毋宁说主要是为了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合理”的“终极真理”。而隐藏其后的深层目的，则是输出美元，用美元购买他国私人资产，控制别国经济。美国曾在拉美国家大肆输出私有化理论。在私有化改革初期，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所发展，但随着私有化政策的普遍推行，政府控制的企业减少，财政收入下降，债务危机扩大，经济急剧恶化，越来越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的垄断资本趁机而入，控制并操纵市场，购买各类私有化的资产，包括私有化的医院，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跨国公司从拉美汇出的利润约为50亿美元，1977年高达90多亿美元。跨国集团还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吞并当地的民族企业，形成对拉美国家的全面控制。拉美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并未将其带入发达国家行列，反而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未能走出发展困境。可见，美国推销私有化最终还是为其本国资本服务，而并没有给其他国家带来多少私有化改革红利。

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控制美国医疗产品带来的问题

虽然美国的私立医院仅占16%，但美国的制药业都是被私企控制的，结果美国的医疗系统效率就很差了。例如，美国经济比古巴发达得多，居民收入和消费也远超古巴。在2010年左右，美国人均医疗支出美国是7960美元，古巴只是430美元;但预期寿命美国是78岁，古巴是79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美国全世界排名，是8名，古巴是6名。美国在医疗方面的效果，明显比古巴低得多。其根源就是美国医药厂的主要目的是赚钱，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美国著名医生曼戴尔松博士指出：“百年来，穿着济世救人的外衣，从西方传到了全世界。在美丽的谎言下，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奴役了病患者一世纪。在越来越贵的药价、越来越多的负作用下，全人类有良知的都在思考，人们顶礼膜拜的西方医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甚么？”

例如，一个药品的开发，在完成初步筛选后，必须从老鼠身上开始它的疗效程序，一直到批准上市，要耗资百万(其中贿赂当道的钱不算在内)，费时十数年。似乎显示这个药品是经过千锤百炼，对治疗疾病必然是百发百中的，称之为「科学的成品」。可是新药面世不到几个月，就出现各式各样的毛病，不但治不了病，它的副作用有时简直骇人听闻。勉强撑不到几年，这个千呼万唤出来的“圣品”就被淘汰了。在药物不断更迭“创新”中，让人感到医学“昌盛、先进”的假面貌，其实绝大多数的药品都是带着剧毒的废物。整个“制药”过程，是他们故意设计成“难上加难”、“非常科学”、“伟大发明”的假象，是在上演一出科学魔术的闹剧，以蒙蔽人民群众的耳目。

更可恶的是，大药厂专门豢养了一批所谓的专家，专门替他们合成新的病毒或细菌，制造新的恶疾，配合着政治的需要，去要散布的地方散布，然后再向他们兜售疫苗、解药。两头通吃，双重牟利。此次新冠病毒与上次的非典病毒一样，就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五、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美国唯利是图资本的杰作

早在2005年2月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一位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美国微生物学专家Kathryn Holmes指出【1】，世界不可能再次面临如两年前一种突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在人群中曾经传播的非典冠状病毒，可能仅存在于实验标本内。上述关于非典病毒传染性预测已被过去15年历史所证实，而与病毒传染史截然不同，说明其结论的正确性。

曾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学院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徐德忠教授则认为【2】]，自然界根本不存在非典病毒直接祖先和贮存宿主，故流行后，非典病毒即从人群和自然界消失【3】。徐教授出版专著介绍其观点的主要理由包括【4】，第一，“人类传染病史告诉我们，任何重大的传染病，都不会在一次发作后就销声匿迹。”然而非典病毒却相反，此后再未流行，这在世界传染病流行史上史无前例。表明非典病毒的流行进程不符合迄今为止，世界上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史，从而不是来自自然。其次，2003~2004年广州爆发的非典病毒和2002~2003年流行早期病毒之亲缘距离较晚期的更接近，说明存在逆向进化现象，这是病毒返祖适应人体免疫系统压力的结果，从而说明感染人群的非典冠状病毒不是来自动物，而是非自然来源。第三，如果认为蝙蝠冠状病毒是非典病毒祖先，其变异太过迅速，只能是人为修改，才可能。

此次新冠病毒，虽然有人假设来自动物，但迄今为止，就没有在动物身上找到新冠病毒，这与来自动物的禽流感病毒，十分容易找到，明显不同。相反，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证据却很多。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5】。人为修改冠状病毒基因，将其改造为感染人的病毒，已经被美国的科学家成功实现，并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了【6】。该项研究很可能是美国军方资助的，不仅发展了一种人工制造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的方法，还人工制造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病毒的流传，又为西方的制药厂带来了大量利润。一个重症新冠肺炎病人需要花费50万元左右医疗费，在中国，如果自费，大部分病人都会倾家荡产。2018年多位德法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7】，质疑美国军方提供资金支持的昆虫同盟研究计划，使用昆虫携带病毒，感染农作物，增加农作物抵抗病毒能力，是在发展病毒武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虽然美国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自加入后，美国一直阻止该条约的核查，从而使条约对美国该方面的发展没有约束力。从历史来看，美国曾经用天花病毒对付印第安人;二战结束后，美国全面接收日本二战期间进行的细菌武器研究，并在侵朝战争期间，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等地发动细菌战。美国军方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可以说，在西方相关学术界是公知的【8】。我们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

人工制造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技术路线，是在SARS病毒中，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引入艾滋病毒中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基因，再通过人工诱变技术改造和筛选病毒，从而获得了当前的新冠病毒，它保持了当前新冠病毒所具有的感染人基因;保留SARS病毒感染肺，形成白肺病；以及艾滋病毒破坏免疫系统的三大特征功能。人工诱变，常见的有辐射诱变和化学诱变，本就是自然诱变过程的增强，与自然诱变没有本质区别，人类也无法从最终的病毒基因上判断是纯粹的自然诱变还是人工增强的诱变产生的，尤其是低能离子辐射[8]，它可以在几周内完成自然界几十年的变异，也就是说，达到目前的变异。

这些都充分说明，在私有化的制药业推动下，资本家们为了他们的利润，已经走得太远，早已走向了医疗事业的反面，他们早已忘记，人类发展医疗事业，包括制药，是为了改善人类的身体健康，为了延长人的寿命，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借助给病人治病，获得更多更大的利润，为此而不惜一切，甚至制造人为治病因素。美国疾控中心就长期夸大流感致死致病人数，推动人们打流感疫苗，让生产疫苗的制药公司获取暴利。

六、古巴和毛泽东时代中国公立医疗体系的成功

相反，公有制医疗制度则成功得多。西欧北欧国家都采用公立医院制度，人均寿命名列世界前茅。毛泽东时代，我国曾在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支持，以自制中草药为主，国家通过市场供应西药为辅，服务农民，十年间，人均预期寿命比南韩多增长10岁多，从落后南韩7岁到超过南韩3岁多；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赤脚医生制度，堪称是世界医疗的奇迹。它以最低的成本，做出最大的成效，不仅初步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看病问题，还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样本。先后获得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多次赞誉与褒奖。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以赤脚医生为主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称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医疗模式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以中医为主的赤脚医生制度，极大地提高我国农民健康和预期寿命，也充分地向世人证明了，公有制医疗制度能在极为有限的资源下，取得最大的成效。

相反，后来取消了人民公社，赤脚医生制度也就消亡了，农民只能依靠本地私人医生，他们基本都是过去的赤脚医生，却没有集体力量支持，必须自负盈亏，致使农民人均预期寿命明显下降。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则比南韩少增长5岁，比南韩落后近3岁。直到现在，由于农村医疗事业私有化，极大地拖累了我国的医疗事业，致使我国人均寿命比南韩落后7岁多。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就是西方鼓吹自由市场理论，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会出现失灵。市场失灵的主要根源包括：1.垄断；2.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3.外部效应与公共物品等，都集中体现在医疗行业。在大部分地区，如在社区一级，如在我国农村乡镇，只会有一家设施比较齐全的医院，从而垄断了医疗资源。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病人只能听从医生的意见。医院符合公共物品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医疗行业必须采用公立，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古巴人均医疗成本只有美国的5%，卫生健康指数却比美国好，其主要原因，就是古巴从医院到制药整个医疗体系都实行公有制，比美国单纯将大多数医院控制在国家手里要好得多。如今西方国家很少采用私有的医院，在中国则更无理由推动医院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