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美国党派政治的种族主义躁动：民主党“向左”，共和党“向右”_风闻

进入6月的第二周，因非洲裔公民弗洛伊德之死而蔓延全美的动荡局势逐渐回归大规模和平示威。与此同时，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种族主义言行的游行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领馆门前举行。

　　尽管在弗洛伊德事件上的言行饱受指责，但特朗普不改自己的强硬姿态，没有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那样，和示威者一起单膝跪地。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支持开枪镇压暴力示威者的言论之余，特朗普宣称自己治下的美国种族问题得到空前解决，他本人则是堪比林肯的伟大总统。

　　不过，没有任何调查数据支持特朗普的观点。2019年美国的一份全国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个种族主义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丹·霍普金斯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则显示，65%的人认为特朗普上任后种族主义观念变得更为流行。

　　在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家、《新共和》杂志专栏作家布鲁斯·巴特利特看来，特朗普及其背后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已呈蔓延之势，在共和党及白人选民中有很深的根基。

“特朗普会把你们都赶走”

　　当特朗普将示威游行的少数族裔群体称为“暴徒”“抢劫犯”“恐怖分子”时，美国媒体纷纷将之类比为特朗普与“中央公园五人组”的故事。

　　“中央公园五人组”是一群非洲裔和拉丁裔青少年。1989年，他们被错误地指控在中央公园强奸了一名白人妇女。在警方调查尚未结束、仅仅知道嫌疑犯是少数族裔时，当时还是商人的特朗普在纽约四大主要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要求将上述五个未成年人“处决”。2002年，在明确的DNA证据支持下，五人被无罪释放。但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依然坚持他们“就是罪犯”。

　　对“中央公园五人组”的攻击只是特朗普漫长而糟糕的种族歧视记录中的一项。早在1973年，特朗普所管理的公司就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不向少数族裔出租房屋而被美国政府提起联邦诉讼。1993年，他在国会听证中宣称“没必要给原住民单独立法，因为他们的聚居地周围赌场多”。2005年，他想制作一档“成功的黑人与成功的白人对抗”的真人秀节目。2016年之后，他将这种态度毫无保留地带到了自己新的工作中。

　　“以前，美国总统的种族主义体现得更为微妙，因为没有人希望被视为明显的种族主义者。”巴特利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9·11事件”发生6天后，共和党的上一位总统小布什就强调“穆斯林是和平的”。后来在颁布《爱国者法案》时，他也一再解释不针对特定宗教和民族群体。

　　特朗普则显得毫不在乎。他在社交媒体上频繁攻击非法和合法入境的移民、少数族裔与宗教团体、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并将这些话语尽可能转化为实际政策：比如修建美墨边境墙，针对7个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颁布旅行禁令，要求华盛顿的国民警卫队发射催泪弹以驱赶和平聚集的少数族裔示威者。

　　与此同时，对于前任们避之不及的极端种族主义者，特朗普却态度暧昧。种族主义组织“三K党”前头目大卫·杜克公开支持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不了解他”。对于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了反抗议者希瑟·海耶，单日发推特超过百条是常事的特朗普迟迟不予以谴责。

　　有学者指出，特朗普并非没有章法地四处攻击，而是反映出美国社会“东方主义”思维的沉渣泛起：对海外投射出一系列焦虑，认定“非我族类”是国家威胁，通过标签化“外国人”“外族群”为“敌人”来建立一个想象的国家身份。正如特朗普攻击“中央公园五人组”的背后逻辑：他们是黑人，他们在伤害白人，我们要团结反抗。

　　巴特利特指出，这是一种颠覆当代“美国精神”的思维方式。在此之前，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秉承“美国是移民国家”和“移民塑造美国”的基本价值观。

　　“严格地说，美国政治中的种族问题不是简单的种族关系或政策问题，而是关于‘美国人’资格的问题。”巴特利特强调。霍布斯鲍姆写作种族问题名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时，就据此作出结论：“美国是唯一一个欢迎任何人无条件成为其民族成员的国家”“美国的民族开放度远远超过阶级开放度”。

　　但到了特朗普治下，美国对外抵制多边机制，限制多国公民入境；对内则排斥少数族裔和其他社会少数群体，减少对非法移民群体的救济。

　　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著名法学家波斯纳指出，“特朗普主义”并不是颠覆“美国梦”，而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的本质追求：把自己想象中的“美国”放在第一位，并要求他们的领导人推行有利于“美国人”的政策。

　　在历史上，这种观念导致白人和“美国人”在法律上被混为一谈。特朗普实行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时，许多人联想到1790年《入籍法》将白种人作为入籍的先决条件；特朗普发布对多领域中国学者的入境限制时，人们又想起1882年的《排华法案》。

　　“特朗普特色的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悲剧性的影响。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考夫曼研究指出，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直接导致了种族主义暴力事件增多。每当他在一地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演讲，当地少数族裔都会受到多于平时的暴力袭击。

　　在抗议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执法的游行中，许多少数族裔示威者对媒体讲述自己眼见的经历：在波士顿，两名白人男子殴打一名无家可归的墨西哥移民，还告诉随后到来的警察“特朗普是对的，这些移民都应该被赶走”；在密歇根，两名种族主义者围殴非法移民，理由是“总统不喜欢你”；在纽约，一名戴头巾的美国公民在工作中被白人商人莫名袭击，袭击者宣称“特朗普会把你们都赶走”……

　　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自特朗普当选以来，仇恨犯罪出现了反常的激增，且一直持续至今，增长幅度在最近25年里仅次于“9·11事件”后的高峰。而且，犯罪主要集中在特朗普以较大优势获胜的地区。

共和党“右转”

　　波斯纳认为，特朗普作出的种族主义政策选择，不仅是遵从内心，也是遵从美国主流社会长期以来的意志，“是种族主义的，但不是史无前例的”。

　　哈佛商学院2011年公布的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上世纪50年代时，白人和黑人对种族歧视的看法相似，都认为这主要指对黑人的偏见。但到了90年代，白人群体中认为白人因平权政策遭到歧视的比例超过了认为黑人仍受歧视的比例。巴特利特介绍，这种现象就是“逆向种族主义”。

　　而特朗普可能只是表达了他这一代多数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普遍看法。到他上台时，皮尤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81%的保守派人士认定美国已经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89%的保守派人士认为黑人不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他们自身。

　　一种误解是，特朗普只是煽动底层白人民众的怨气。然而，盖洛浦民调显示，如今特朗普支持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对特朗普没有好感的人更高。这些人的就业状况同样良好，大多数没有失业，拥有全职工作。

　　基督徒、异性恋、40岁以上的非西班牙裔，大多数成家立业的这些白人男性，是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者群体的更准确描绘。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艾巴赫指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白人和少数族裔对种族歧视问题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白人倾向于对比现在的情况和种族隔离制度达到顶峰时的情况，认为进步很多；而少数族裔希望的是实现全面种族平等的最终目标。”

　　2008年奥巴马上台，一度被认作是“最终目标”达成的象征。但也有专家指出，这一表征性质的胜利反而加剧了美国的种族分裂。密歇根大学的调研显示，奥巴马上台使得少数族裔对种族歧视的感知减弱，却使白人群体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恶意显著增加。奥巴马遵循民主党“政治正确”惯例的政策，被白人解读为“出于种族动机，损害白人利益”。

　　虽然这种怀疑本身就是种族主义，但却很有市场。研究显示，2012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广告中的奥巴马形象，越临近选举日肤色就会越黑。到2016年，特朗普反复向他的支持者所强调的，也是在为奥巴马贴上标签：“他不在美国出生” “他是穆斯林”。美国媒体曾公开一批奥巴马早年参与婚礼的照片,身着传统穆斯林服饰。

　　在此背景下，共和党面临抉择：是以更开放和平衡的政治理念吸引更多的少数族裔选民，还是用一个激进政党的姿态来赢得白人选民的支持。“它选择了后者，并成功地执行了。”曾为小布什总统和罗姆尼担任竞选顾问的斯图尔特·史蒂文斯指出，“现在，基于种族的战略是共和党取得最大胜利的基础。”

　　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家、《新共和》杂志专栏作家巴特利特认为，曾经以林肯解放黑奴为傲的共和党建制派，如今在种族主义上的表现和特朗普并没有本质区别。

　　2012年对阵奥巴马的资深政客罗姆尼在选战中不断暗示“47%的美国人依赖政府”，被指潜台词是黑人懒惰；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的初选中的对手卡森说，穆斯林美国人一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参议员格雷厄姆甚至宣称：“在中东，任何以‘安拉’开头的事情都是坏消息。”

　　在这次因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动荡局势中，对示威者表态最激烈的资深政客不是特朗普，而是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宣称“第10山地师，第82空降师，第1骑兵师，第3步兵师都可以被使用，要让叛乱分子、无政府主义者、骚乱者和抢劫者无容身之地”。与此同时，多数共和党州长毫不犹豫地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向华盛顿派出自己的国民警卫队，即使明知总统会下令部队向和平示威者发射催泪弹。

“我们是否在一条船上”

　　口口声声要向示威者开枪的特朗普，最终却未能如愿。自5月27日局势升级以来，由民主党执政的沿海各州处于暴力冲突的中心，却并没有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命令本州的国民警卫队以实弹驱离示威者。与此同时，多位民主党州长拒绝向首都派遣国民警卫队。

　　不过，在共和党“向右转”的同时，民主党也在“向左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面对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局势，拜登等比较传统的民主党领袖“采取的主要是安抚的姿态”，并反对暴力；但一些较为激进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年轻领袖“对运动式、抗争式的活动显然更为认可”。

　　“如果问他们是否支持暴力，他们还是会否认，但他们的态度是和拜登、佩洛西等建制派的安抚姿态不同的。”刁大明说。

　　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论文指出，在以往，这种激进的态度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种族抗议的核心问题上；但在种族对立的当下美国社会，这种策略会削弱旁观者对种族运动的认同，从而降低公众、特别是占人口一半以上的白人群体对运动的支持。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考夫曼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指出，这将是美国党派政治在种族主义背景下的“新常态”：“共和党人认为自己是白人的政党，而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族裔的政党。正常的政治竞争越来越多地带有种族色彩，种族主义态度将变得更加公开地表达。”而像拜登这样不与激进派合作的领导者，则被夹在日益对立的派系之间，无法同时取悦所有人，最终可能失去公众的支持。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不走向激进，美国还能否击退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丹·霍普金斯给出一个相对乐观的答案。他自2007年以来一直追踪调研美国社会对种族主义的态度，并向《中国新闻周刊》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结果：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总体上并没有增加，甚至还让普通公众对种族问题更加警醒。

　　“特朗普的言行刺激了一些人，但也让另一些人抵制他。总的来说，他不会改变大多数人的态度。”霍普金斯表示。

　　宪法学家杰克·巴尔金则给出了一种操作方案：特朗普的“力量之源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许诺给民众的更好的物质生活。如果舆论能揭发特朗普未能复苏美国经济，将彻底打击其极化政策的合理性。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在种族主义盛行的今天，这个方案可能已经过时。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进行的一项针对党派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研究显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白人贫民的实际经济收益没有改善，却依然选择相信总统，而不是重新评估“我们是否在一条船上”。

　　这份调查报告还指出，在种族主义和社会极化的背景下，人们的经济预期越来越与不切实际的党派政治相关，在特朗普上台后达到了高峰。在此背景下，虽然一些地区实际经济增长停滞，家庭平均支出和收入均无明显变化，但特朗普上台两年后，支持他的选区居民对个人收入增长依然保有极高的预期，认为“赶走移民”之后自己就能迎来希望。

　　对此，丹·霍普金斯也承认：“虽然我认为美国社会总体没有变得更种族歧视，特朗普的言论还是会重塑政治和社会环境。”

　　不过，值得欣慰的一点是，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还未能影响到美国军队。2020年6月初，当他威胁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后，联邦军队上下都表示反对。继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现任防长埃斯珀公开抗议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立也在6月5日向各军兵种发送备忘录，强调美军“由不同种族、肤色、信仰者组成，体现了宪法的价值观”。

　　“军方的观念是一致的。当前的情况，总统无权动用武力，这是非法的。”前北约驻科索沃军事特派团总检察长、国民警卫队高级军事检察官斯特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斯特林指出，一直以来，特朗普希望对军队施加更大的影响，特别体现在他将官兵称为“我的将军”和“我的士兵”，以及在对军队演讲时攻击前任总统和民主党人。但特朗普始终未能干涉部队人事，而军队高层将领都曾服务于多届不同的政府，不会受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

　　半个世纪前，超过60%的美国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相信联邦政府“总是做正确的事”，或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但如今，这一比例已大幅下降至20%。与此不同的是，73%的美国民众依然对军队保有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6月15日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