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大决战 (五) ——战略决战：芯片设备材料软件之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_风闻

战略决战（三）——芯片设备材料软件之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的意义

    因为北京解放并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平津战役就具有了初步奠定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当然，平津战役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正因为解放军已经在平津具备了绝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因此为和平解放北平提供了条件。

    芯片生产设备、设计软件、材料等在整个芯片行业里具有核心的领导地位。只要获得了这些资源，剩下就主要是通过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进行投资就能建设相应水平的芯片生产厂。因此，如果掌握了这些领域，就基本可以确定中国在芯片领域世界领导性的地位。在这些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了飞跃性的进步。

从材料谈起——封锁创新的是自己的观念

    此次人们关注点只在芯片生产设备上，对半导体材料的关注很少。但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生产环节的封锁不能有效，美国下一步是否会将封锁环节转移到芯片生产的材料等环节上。

    这张照片是我上个月（2020年5月22日）刚刚在淄博市参观山东科恒晶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时，与董事长石恒业先生在他建成不久的氮化镓生产线的合影。科恒公司最初是研发成功了高纯度氧化铝获得第一桶金，它是照明用LED的材料。LED发光效率极高，但最初成本非常高，很难大规模普及。其原因在于其材料等成本非常高，如高纯度氧化铝每吨要50万-70万元人民币。科恒是国内最早研发成功这个材料的企业，因此在最初获得了非常高的利润。现在这个产品价格多少？数量级下降，介入这个产品生产的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了。当年很多人就认为LED是多么高科技的东西，但就是被这些普通的中国企业给干到大规模普及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LED灯这么便宜的原因之一。我是作为云铝的独立董事，在其年度股东大会上偶遇了科恒的股东，得知其在做氮化镓材料而特意去考察的。去之前我还有点云天雾地的感觉，原因在于：氮化镓就是通讯设备里最难的高功率射频放大器等芯片用到的基础材料。无论一般芯片用的电子级单晶硅，还是电子级砷化镓，氮化镓等材料，其纯度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这可不是一般企业能干的活。怎么淄博市还会有企业在做呢？我已经是对中国科技相当乐观的人了，那也不能说中国一个三线城市的普通企业都把这些活全揽过来干完了吧？但此次考察真有点颠覆我的三观。和石总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干这个的？他说是十多年前美国科锐公司告诉他氮化镓非常重要，未来市场很大。

    当然，这个事情并不使我完全意外，因为去年的一件事情更让我震惊，也是山东的一家企业，威海的光威复材（300699）。

如果要问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企业家是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不知道的陈光威

    光威复材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在中国航天、歼10、歼20、运20、军舰、导弹等军用领域70%的碳纤维都是这家公司提供的。你会以为这家公司能提供这么高科技的产品，其创始人一定是海外哪个长青藤学校的归国博士创立的吧？完全错了，其创始人是一位初中学历的村支书陈光威（不幸在2017年4月24日 6时30分逝世）。

    光威集团最初只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威海石化科研器材厂，1987年陈光威接手后开始生产碳纤维钓鱼竿，并把这个产品做到占全球70%的份额。因为有碳纤维鱼竿的庞大需求，1998年，陈光威高瞻远瞩地确立了“跳出院墙围着院墙转”的战略发展思想。以渔具产业为龙头，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建设了国内首条宽幅碳纤维预浸料生产线，开启中国碳纤维材料制造和应用的先河。2002年，陈光威成立光威拓展公司，上马碳纤维研发项目。2004年，T300级产品研发成功；2008年碳纤维关键装备实现国产化；2009年设立国家工程实验室；2012年主持起草了碳纤维和碳纤维预浸料的国家标准。然后在2013年，日本对中国高模量的碳纤维进行封锁，光威这个备胎很快就顶上来了。

2019年6月28日我在威海参加“2019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会议”上获得的资料。

光威集团的展厅

    这些案例不能不让人陷入深思。中国70年前的新政权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这很好理解。但为什么今天中国的高科技突围居然也有陈光威、石恒业这些从田间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广泛参与？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山东科恒的石恒业董事长，他怎么敢做这样尖端的科技产品？他的回答简直让我目瞪口呆，他说:“当时真不知道氮化镓是什么！”。

    明白了！如果他能像中国现在那么多台面上的专家学者那样学会在外国人面前深深自卑、能够学会坚信中国现在科技上落后国外几十年上百年，就绝对不敢去干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了。我曾在2018年1月23日公众号文章“香港殖民地思维令李嘉诚惨失2000亿，出路何在？”一文中，第一次指出了香港本来有天然的条件可以成为中国当今科技的领导者之一，但却自己坚定不移地与一切科技创新彻底“绝缘”，这种绝缘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大陆的殖民地思维远没有香港那么严重，但也普遍存在。尤其在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一开始，很多人就要充分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殖民地思维。他们指责《厉害了，我的国》这个电影惹怒了美国，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并且至今这种错误仍然在产生恶劣的影响。这个电影是2018年3月2日在大陆上映的，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是3月23日开始，美方做出贸易战的安排早在近一年前的5月开始301调查时就确定了。怎么可能是这个时间点上的一部电影引起的呢？该影片是在6集纪录片《辉煌中国》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6集分别是：《圆梦工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园》《共享小康》《开放中国》。这个系列记录片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理念，科技创新只是其中一集《创新活力》里简要介绍的。包括《圆梦工程》等里也提到的相关中国科技，但绝大多数还是主要体现民生、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等政治和社会主题，以及主流是国营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作品也可叫作《厉害了，我的国企》。国企在科技创新上相对属于比较保守的单位。这个作品里介绍的远远不是中国最厉害的科技水平。5G、芯片、人工智能监控等美国科技战的主要对象，都不是这个作品里重点介绍的内容。所以，过度地谈论这个作品并把它看作中国科技实力现状的话，真的会误导很多人，只不过其误导的不是认为中国科技水平太高了，而是太过于低估中国真正的实力。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战并不是按这个作品介绍的内容进行，他们是知道真实情况的，说明美国的战略家并不像批判这部作品的人那么无知。但他们也远远地低估了中国科技真正的实力。

只有外在的封锁才能打破自我的封锁

    2019年7月1日，日本因与韩国的二战赔偿问题闹翻，同时也是受到美国在5月份对华为芯片封锁的鼓舞，对韩国以出口管制为名，大幅度限制供应三种半导体原材料：用于半导体清洗的氟化氢、用于智能手机显示屏等的氟化聚酰亚胺和涂覆在半导体基板上的感光剂“光刻胶”。当时网上一片“厉害了日本”的声音，对日本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的绝对优势以强大到“令人绝望”“令人窒息”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例如，超纯氟化氢（电子级氢氟酸）原来韩国100%是从日本进口的，这样的市占率当然是“令人窒息”的。这个封锁在短期内的确对韩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没多久韩国就找到了替代品。中国滨化集团就有电子级氢氟酸产品，连俄罗斯也有该产品的生产供应能力。原来滨化集团的产品质量不如日本，但在日本封锁下，韩国就成了巨大的市场培育基地，推动其产品质量快速提升。日本光刻胶巨头东京应化工业（川崎市）在韩设有生产基地，事实上受影响很有限，帮着韩国一起应对日本的封锁。所以，日本很快发现这种封锁不仅意义很小，而且极大可能使日本相关企业在韩国的市场接近永久性的丢失掉了。仅一个月后，2019年8月8日，日本就宣布恢复对韩国供应，当然，其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韩国很快就找到替代品，还因韩国的针对性反制措施产生了经济效果。此后日本又多次地不断示好表示恢复对韩国供应相应材料，但恶果已经呈现，这些表示为时已晚。

    事实上，中国发展最好的科技领域，发展的突破机会点，有很多都是国外进行封锁导致的。碳纤维、神威26010芯片、两弹一星等都是如此。中科院院士彭桓武当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他介绍说，当年开始研究核武器时，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他和王淦昌等中国最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都不能沾边。如果苏联专家不撤走，中国就不会有自力更生的政策变化，中国那些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们就很难主导两弹一星的发展。彭桓武认为如果那样就肯定不可能有氢弹，当然也不会发明出于敏构型。

    美国2019年5月18日开始对华为芯片断供，但不到一年时间，华为绝大部分产品的芯片全部找到了替代品，包括难度最高的射频芯片，这极大出乎美方的预料之外。我与华为海思芯片是有过长期合作关系的，因此深知其芯片的进展和历史。2020年5月25日我发过一篇很轰动的文章：“制裁华为：华美决战将走向何方？”。文中直言美方“明摆着是一种把自己最后一点老本全押上进行的赌命行为”“整个美国芯片业将全面崩溃，遭受一场歼灭战的打击”。当时很多人无法相信，但不到一年时间，华为所用到的几乎所有通信芯片全部完成国产替代，包括那些看似最难的芯片。这一次之所以时隔一年美国又从芯片制造环节加大封锁力度，显然就表明2019年5月18日的制裁措施完全没有达到任何效果。

    在任何一个领域，领先者最初进入市场也都是很艰难的。但当他们率先占领市场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市场壁垒。因为已经有成熟的产品技术和供货者了，你要让客户更换供货商就很困难。如果买一个新厂家的产品，出了问题怎么办？搞采购的都得首先考虑一个责任问题和原有客户的关系问题。因此，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新的跟随型企业很难进入市场。没有市场的培育，产品肯定很难成熟，也没有足够的资金研发更先进的技术。这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跟随者要能够突围成功，往往都有如下的原因：

产品价格的确便宜很多，这样总能找到希望降成本而愿意试用的机会。

原来的领先者一再犯错，搞错技术发展的方向，自己主动丢掉新的市场机会。

追随者开发出更为先进的技术，在新的技术时代成为领先者，原来的领先者自己落伍了。

因封锁而主动把市场让出来给追随者。

    ……

    因此，不要因为原来的市场格局而产生错误的判断。其实掌握相同技术的企业很多，只是在过去没有市场机会，使他们的技术和产品能力处于潜伏的状态。一旦因错误的封锁而使领先者把市场主动让出来，突然就会发现有那么多替代者冒出头来，他们甚至早就等待着这一类的时机了。

    另一个中国科技或产业发展模式有一个经济上的重要原因。中国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价格便宜的战略，这种战略往往也非常有效。其原因有多个方面，例如中国劳动力便宜，产业链完善等。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只有中国具备的特殊因素：就是自身14亿人口为基数的庞大市场规模。因此，中国企业往往喜欢去做市场规模很大的产品，那怕产品价格便宜点，能有市场规模支撑着也能生存和赚钱。而一些市场规模很小，技术难度又高的市场，不是自己做不了，而是做起来很可能不划算。

    以光刻机为例，问题并不是这些技术难到中国无法开发出来，而是用量实在是太少了。ASML已经占了全球100%的EUV市场，可是2018和2019两年总共也就出货44台。可想而知，里面镜头、光源等能够用到的数量也就是掰着指头都能数清楚的程度。这样狭窄的利基市场里，就算单个产品是天价，全是净利润又能有多少？

    如果中国开发出EUV光刻机，就算抢走ASML一半的市场份额，每年也就10台左右的定单量。一般情况下，中国人真没兴趣去搞这种产品。但现在要是硬逼着中国不得不搞的话，也没什么干不出来的。不仅搞出国产的EUV光刻机，把更上游的原配件全干光也没什么。问题只是中国人敢不敢干，更重要的是想不想干的事情。

    再有一个，类似中国的汽车行业，从一开始起就始终与国外公司合作得很好，这个行业也是市场换技术最不成功的一个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这个行业也是国内外产业和市场生态“最和谐”的一个领域。国内外公司的利益捆梆在了一起，从而使国内很多人并不热衷甚至坚决反对自我创新。这种利益格局要想自己主动打破是极为困难的。感谢特朗普，如果没有他对中国科技持续的封锁战，我们有多少潜藏在科学院、高校、民间的科技能力要想找到发挥的机会实在是太困难了。

    真正封锁甚至残酷扼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是我们自己。只有国外进行封锁，才能打破我们自己对自我创新能力的严酷封锁。否则的话，怎么可能有陈光威这样初中学历的农民企业家冒头的机会？

中国芯片生产设备的飞跃进步

    2004年从硅谷回国的尹志尧创立的上海中微开发成功5纳米刻蚀机，这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准。

    上海微电子90纳米光刻机早已经是成熟产品。同时在技术上进行跨越式的发展，28纳米光刻机已经基本开发完成，将在2021年投入客户的生产线使用。另外2020年底，采用ArF光源的11纳米光刻机SSA800/10W也将投放市场。

    要想实现7纳米以下的芯片制造，必须突破EUV光刻机。网上盛传一个说法，就算ASML把全部EUV的图纸都给中国，中国也不可能造出EUV。这样的大话我们听得实在是太多了，当年开始建港珠澳大桥需要沉箱技术时欧洲人也差不多是这么说的。别忘了，直到2004年，ASML与台积电一起开发出193纳米浸润式光刻机技术之前，该公司在光刻机这个领域也是一个根本无人关注的角色，比现在的华润华晶地位好不了多少。ASML从开始知道这个技术，立项，开发出浸润式光刻机花了多长时间？仅仅2年。EUV的难度的确比过去的光刻机大了很多，ASML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开发完成。其中该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其实并不多，真正的核心技术镜头、光源、精密仪器制造等多数是其他公司或由其并购的美国公司Cymer开发。德国公司如光学巨头蔡司等在其中占多数。真正的研发所花的时间并不完全是在光刻机本身，而是包含其上游太高品质要求的专用原配件。

    全拜特朗普所赐，中国已经向EUV领域展开全面合围。

    上海光机所早在2012年就开始研发EUV光源。另外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做DPP-EUV光源，并配合长春光机所的EUV光刻机。长春光机所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进行EUV光刻机相关技术的研发。2002年，长光所就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套EUV光刻原理装置。2016年原理样机成功通过验收。中国科学报2017年7月10日报道，极紫外光刻（EUV）关键技术研究在长春光机所通过验收。在光学技术上中国与国外最先进水平差距是多少，这可以从光学卫星分辨率上进行一下对比。中国现在由长春光机所研发的吉林一号商业卫星分辨率为0.72米，由中国航天科技研发的高景一号商业卫星2016年12月分辨率达到0.5米。中国军用的光学卫星分辨率已经达到0.1米，美国最先进的锁眼卫星KH-12最高达到哈勃天文望远镜的分辨率，为0.05米。中国虽稍弱一点，但基本与美国在同一水平。

    2016年，清华大学的“光刻机双工件台系统样机研发”项目通过验收，关键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同类光刻机双工件台水平。这不是原来通过科技验收后写些论文，评几个职称，然后就放进柜子里睡大觉了。以此项目为基础创立的华卓精科公司2012年成立，2017年销售额已经超过5000万人民币。尽管不是很多，但表明其产品已经牢固且成功地商用化了。

    因此，国内在EUV光刻机上的技术积累已经都超过20多年了，别以为今天是仓促之间应战的！

    中科院已经突破2纳米的GAA芯片技术。目前7纳米以上主要是FinFET技术，在7纳米以下GAA是主流的芯片技术之一。

    在抛光垫、抛光液、光刻胶、刻蚀液、清洗液、显影液等材料领域都已经有国产替代的能力，缺的只是更大市场应用的机会而已。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下游的客户会非常挑剔，不会轻易接受新的供货商的新产品，而不完全是他们开发高端产品的能力不够。但现在，实在是太感谢特朗普了，他为中国的整个芯片行业提供了和平解放和全部占领的机会。

    我们不要一提起科技创新，就只是谈如何落后，追赶如何困难，其实一点都不困难。人家一个初中毕业的村支书能把碳纤维的问题给解决了，难道台面上的那些精英们还有脸说得出中国有什么东西是做不了？不觉得丢脸吗？

    真正的问题是：难道就没想过，如果中国人把所有科技领域别人的饭碗都给抢光了，别人吃什么？总得给别人也留点饭碗吧！如果世界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中国也真没必要把所有事情全干光。但是，特朗普硬逼着中国把芯片所有生意全抢光，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笑纳了。

为什么对中国科技能力的认知偏差如此之大？

学生心态

    中国对自己的认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经济与科技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使中国在融入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多少成了负担，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西方和日本等入侵的很多屈辱，经历了3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次大变局就是从中国是世界中心，变为欧洲等成为世界中心。中国融入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进程非常曲折和艰苦。到40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快车道，并在这个时期彻底放下身段和内心的骄傲等心理负担，全面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尤其欧洲、美国、日本等先进科技和文化。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因此也使中国处于学生心态的时间非常长。这种心态是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的，有利于克服几千年文化优越感的心理负担和障碍。即使在未来无论中国发达到什么程度，也都永远需要保持学习的心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低人一等的方式和心理定势来维持这种心态。

韬光养晦

    由于中国的客观条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特殊地位，近代与美国也有过两次直接的战争较量，并且让美国吃了大亏。因此，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国际上就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为了保持在快速发展中不被美国盯上产生不必要的麻烦，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的确使中国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外在的麻烦，使中国获得尽可能多的发展机遇。但是，不同的政策时效性是不一样的。“不称霸”，这是中国准备长期坚持的政策，但“一国两制”，就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对香港等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最迟五十年以后一定会有所改变的政策。“韬光养晦”也不是一个永久性时效的政策，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采用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秘密入关。百万大军随即出动，前锋已经到达冀东平原，队尾却还在锦州沈阳一带。林彪到了河北蓟县孟加楼村后，根据前锋部队已经与敌方接触交战的实际战况，随即命令后续的第一、二、十二纵不再绕行冷口，走近路山海关，直插天津塘沽一线。刘亚楼提醒中央军委是要求秘密入关，林彪回答：“我们已经在敌前展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不仅如此，东北野战军士兵还把极有特色的东北野战军狗皮帽子挑得老高，故意让国民党军队远远地就看到。

    今天，中国的雄心已经在全世界面前展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号角早已经吹得震天响，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进步太快

    中国的进步速度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们自己。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包括所有学者和战略家们都很难认清中国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

潜在的能力极少人知道

    比进步太快更让人难以认清的是，中国的潜力到底有多少，潜在的能力更让人难以认清。这是国外屡次对中国造成重大误判的原因所在。

    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太快，美国挑动日本对中国碳纤维进行过封锁，但结果是快速激发了中国自己碳纤维的突破。

    对中国巨型机芯片进行封锁，快速激发了研究多年的申威芯片的快速突破和应用。

    2019年5月，对华为芯片供应的全面封锁，激发了包括华为海思在内的中国通信芯片全面崛起和进口替代。此次对芯片生产的封锁，也必将激发中国芯片制造业和芯片原材料行业潜力的全面发掘和突破。

对谦逊传统文化的误读

    中国人谦逊的传统文化的确是一种美德，无论做到多么好都需要它。但必须清楚一点：谦逊绝对不是以对自身能力的无知为前提的。它是因为要克服或减轻人性的两个弱点：一是对自己的狂妄和高估，二是他人对自己的嫉妒。如果不清楚这些，把看轻自己当成谦逊，那更会犯下大错，完整的表述应当是“不卑不亢”。真正的谦逊是客观理解自己的强大，并且也要他人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强大，却不产生嫉恨，而不是别人都已经知道你的强大，你自己却不知道。那不是让人敬重，而是让人感觉你有机可乘。如果是为浇灭他人心中的妒火，最好的方式不是掩盖已经不能掩盖的实力，而是让更多人分享你的强大、成功和荣耀，是鼓励他人只要努力也可以成功。如果不正当的妒火已经燃起，那就要迅速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可挑战和欺侮的，而不是继续幻想别人注意不到你，到处逃避和躲藏。

公知的攻击习惯

    中国的确有一批公知（虽然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习惯于说中国的落后和不是。并且把说中国的落后和缺点当成客观，或者只要说中国存在优势就认为是不客观。这种认知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从而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由此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客观实力的正确认知。

其他

    诸如对中国威胁论的疲劳效应等。从很早开始，就有人谈中国未来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那时中国只是存在科技强大的可能，却真的还差得很远。但这种说辞讲得太多了，产生了疲劳效应，当中国真的强大时，人们反倒没有真实的感觉了。

**战略决战（四）****——**中国科技整体之渡江战役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渡江战役发起前的口号。因此，渡江战役远不止是打过长江，而是解放剩下的半个中国。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千里长江同时出击，跨过长江，仅一个多月时间即解放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1949年 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至次年的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1951年12月进军西藏。

    芯片封锁战并不仅仅会使中国全面占领芯片领域，而且其心理影响是极为巨大的。所有中国不同行业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可能封锁任何产品技术的。那怎么办？在过去是中国没有能力的时候，国外公司就卖非常高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而当中国开发出相应产品后，西方公司就立刻大幅度降价，用市场价格战的手段逼使中国公司在该领域难以有利润，从而难以实现良性发展。这种通过市场手段的打击其实才是最难对付的。现在好了，特朗普要破坏所有市场规律，用政治手段将尖端科技产品的市场全让给中国公司。那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公司愿意吃多少了，并且近期不会有价格战的袭扰。

    我们该如何正确认知中国的科技潜力，这个问题对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

后发优势

    客观说，学习要远远比原创容易得多，它可以避免走很多探索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弯路和探索创新的成本。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所在，问题只是后发的国家如何有效地去利用这种优势，并避免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超强的，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很长时间内，是因为各种社会和思维观念等原因阻碍了中国对全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阻碍了后发优势的利用和发挥。改革开放解决的问题就扫除了发挥后发优势中的各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阻碍，使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和展现。一旦如此，中国科技的进步速度就会一日千里。四十年过去，我们几乎已经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科技至少都知晓，至少都开始学习和研究。山东科恒的石总对我说：“搞这些东西哪有什么创新，都是人家已经搞成熟确认完了的东西，我们只不过就是学过来罢了”。但凡是人学习可以掌握的东西，你就不要说中国人学不会。当然，足球除外，关键也是这东西学不学得会无伤大雅。

人才规模的超强优势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中国的教育已经正常持续地培养了40多年的高级人才。自1977年至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累计招生总数达到1.32亿，超过日本人口总量。2019年一年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就达到了820万，超过全球一半以上国家的人口总量。到2030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将超过2亿人。届时全世界人口总量能达到这个数字的国家不会超过8个。从2000年至2019年，中国仅硕士生毕业总数就达到723万人。到2005年时，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数量就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为3850万，2017年达到8705万。全世界人口总量超过8705万这个数字的国家只有16个。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其中70%是近5年归国的。这表明中国发展对留学人员的吸引力越来越强。2017年，中国专业从事R&D的科技人员数量为621.4万人，同比年增6.6%。在2013年时，中国R&D人员总数为501.8万人。按全时当量统计，R&D人员总量达353.3万人年，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一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建立研究机构，这可以使我们在不需要他国人才来中国的情况下利用他国的优秀人才。因此，不要被表面上的中国还有哪些领域落后的表象所迷惑。如果他国的人才就是我们的人才，他国现存的科技优势就是我们的优势，竞争态势优劣的逆转将会何等之快是可以想见的。在如此庞大的科技人才规模基础上，还有什么科技研究工作是中国做不了的？无论其他国家对中国封锁什么技术，中国都有能力很快将它补上，除非是地球上难以再找到的化学元素和中国无法掌控的不可或缺的矿产。

人口和市场规模的绝对压倒性优势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世界种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产生了一大批成功的科技企业，华为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并且，中国往往是以群体突破的模式填补一个又一个科技领域的空白。这就使其成功的基础非常扎实，并不是打掉一个企业就可以阻止相应领域进步的。这是中国14亿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所决定的超级优势。14亿人口是什么概念？它等于（皆为2019年数据，单位亿人）：

   欧州50国（7.438）+美国（3.268）+日本（1.272）+韩国（0.52）+加拿大（0.374）+澳大利亚（0.254）+以色列（0.085）+0.8

    也就是中国人口是以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再加8000万。是全欧洲50个国家人口总和的2倍，美国的4.28倍。这是任何发达国家，甚至是一切发达国家联合起来都不可挑战、绝对压倒性的市场规模优势。中国即使完全独立自主去实现全世界所有细分科技领域的专业分工，仅仅凭中国自身的市场去消纳这种完备的分工，在人口储备上也是有充分余量的。这个优势是强大到会让所有对手彻底绝望的程度，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去发挥和利用它，只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给其国家也都留一碗饭吃。如果我们不能把优势发挥到这种程度，只是由于我们观念的惰性，认知的混乱，还残存的殖民地思维作祟等，而不会是其他任何原因。

    向所有需要占领制高点的科技领域全面进军，将是特朗普迫使中国必须迅速完成的工作。川建国的名号真不是白得的。本来特朗普很有希望赢得2020年的大选，继续连任4年，但现在看来有点意外。因为疫情和黑人弗罗伊德死亡导致的大动乱使特朗普的连任之路出现变数。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拜登还能不能像特朗普这么给力就不好说了。所以，无论如何，美国大选前剩下的这5个月是极为难得的中国科技发展和全面布局的黄金时期。

    借川建国同志的神助，中国的科技将在5年之内全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别人十年研发出来的东西，中国人5年时间还学不来吗？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前面已经没人领路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做出原创性的科技成就吗？如果不能，我们把能在前面领路的人都干死了，人类的科技发展岂不是要停下来？那从人类角度岂不是变成一场悲剧？

作者简介：

汪涛

纯科学和科学经济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作品：《科学经济学原理》《实验、测量与科学》《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纯电动一统天下》《通播网宣言》

个人公众号：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