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杨公维骏：闭眼时心中已安然_风闻

杨维骏被称为“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他曾称：“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

杨维骏

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

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

1949年至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1978年，恢复工作，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

1993年至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

1998年，离休。

2020年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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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骏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上午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诸多市民自发前来送行。

与杨老相识，倏忽十年。

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外界附加在他身上太多头衔。

媒体称他是“反腐斗士”、“反腐愚公”；老朋友说他是不知疲倦的“堂吉柯德”；民间认为他是“现实版陈岩石”。

只有在官场，他像个异类，几十年如一日，被形容是“刺头儿”。

2010年，我在云南做记者。彼时，微博刚刚出现一年，把首页设计得像报纸的门户网站，仍然掌握着的互联网流量最大入口。

临近年末的一天，所有的新闻网站把《89岁退休高官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的标题推上了首页头条还加了粗。

报道说89岁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我和所有人一样好奇，真的还有这样退而不休的官员为民请命？

云南省厅级以上干部住宅区，位于昆明市滇池路金牛小区，就在我供职报社旁边。当更多的网站正在转载杨维骏的名字时，我得以最先赶到那里，与老人面对面，做了一次深入对话。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那片高级别领导居住的别墅区。按照要求，必须通过电话预约，物业登记确认后开了门条，岗哨的武警才放行。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严密的安保没有影响一个普通市民与杨维骏的接触。

以后，我才意识到，只要错开他锻炼和午休时间，拜访者从来不需要更早预约，他对来自门卫室的访客问询电话悉数答应，将每个来访者都接进家中。

尤其是此后数年，到访者最多的有两类。首先农民多，有时五个八个一起，进门能站满一屋子；继而是记者，且多以省外媒体为主，时段集中在云南官场每每震荡时。没有多久，负责登记的物业就学会了一眼识别来人意图，前者拎着信封和纸袋装着上访材料，后者挎着背包捏着小本本。

听杨维骏的夫人王婉琦说过，到物业登记拜访杨维骏的人太多，管理处的人有时也不耐烦，她不得不出面，向工作人员抱有歉意的解释，“这回来的是熟人”。

与杨维骏住处相隔四五栋别墅，就是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住处，两个邻居相处偶尔也会有接触。2010年，杨维骏对秦的评价还不算坏。以后有媒体经常报道杨维骏举报两位在任省委书记，其实不准确。直到后期，他发现秦光荣有意躲避自己举报白恩培的问题，才改口形容秦是“明哲保身，一丘之貉”。

相比之下，他对当时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一把手的意见更多。比如提到按照白恩培指示，亚洲最大的云南兰坪铅锌矿被贱卖给四川商人；批评仇和一意孤行，主持昆明全域城镇化，不考虑云南山区特点，毁坏良田……

在住房当面，他认为两人也有诸多不当。举例白恩培嫌上一届省委书记住处不好，两次推倒重建，购置豪华家具。仇和身为市委书记，应该住在市委大院，却被白恩培安排住进前任省委书记的房子。杨维骏觉得，一个副部级官员，享受正部级干部的房子，会让很多干部不满。

作为扎根云南本土的官员，杨维骏早在1951年起就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政协副主席。几乎与云南省建国以来历任“一把手”打过交道，其中让他最有成见者，非白恩培莫属。

云南历任“一把手”，有人善终但也多有人入狱，还有一位外逃20年至今下落不明。在杨维骏看来，人是有多面性的，坏人有时候也会做一点好事，但如果全部都坏，就是白恩培了。

那时那地，于听者，这些只能当作一位老干部对官场弊病的不满和倾诉。就连杨维骏提到的那位四川民营企业家，那时正是云南高官座上宾，公益中国最佳公益慈善企业家候选人，不久前还宣布向滇池保护基金会捐资1.2亿用于草海治理。

暗流涌动后，反腐出重拳。近年来，云南连续两任省委书记、四任昆明市委书记被查，发生在边陲地区官场的超强地震，岂是当年可预料。

我甚至没有料到，第一次与杨老接触后，有近半个月的时间，自己会不断往返老人家中，客串了各地慕名而来的媒体同行邀约其采访的中间人。

在媒体蜂拥而至和互联网的加持下，杨维骏走入公众视野，网民给杨维骏的第一个称号由此而来，“最可爱的官员”，将其此举称作“公车上书”。

在那轮受访中，做事严谨的老人向每个慕名而来的记者重复解释，“我不是官员，我是老百姓，是离休干部，官员只能是在职的。”

但，万古平民清官梦。这样一位“退而不休”的官员，正是百姓最朴实的期望。

资历人脉，敢说真话。此后，杨老自然成为我们对当地政经报道经常联系咨询的“智库”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公车上书”的报道，是新京报一名正在昆明出差的记者，途径云南省政协，看到门口聚集的人群，上前一问，意外拣到的一条新闻。

有段时间，我在想，如果不是那位同行，很多媒体人习惯了对这样的场合避而远之，又怎会遇到这位为民请命的老人。

2

后，我工作变动，离开昆明。与杨老再见已是一年之后。

2013年9月，突然接到杨老电话，他正在京治病。

几个月前，《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在网络上发布了杨维骏实名举报白恩培的信件。彼时，在云南主政10年的白恩培退居二线一年有余。信中所列六大案件，都是老人此前多次提及。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在云南省驻京办的一间客房，与杨老重逢。房间里还有三个人，陪他进京看病的老伴王婉琦，在京工作的女儿杨多琪，还有一位没有被介绍的中年男子，在我们落座闲谈时来回踱步，最后转身离去。

杨老夫人这才介绍，那是此次随同来京的云南省政协老干处一名干部。杨维骏接过话，指着已经关上的房门，“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差，他也不情愿，名义上是照顾我，实际是监视”。

我有点愕然。试图缓解一种紧张的气氛，问现在还在游泳吗？2010年，89岁的杨维骏要坚持每天上午近一个小时游泳。但他说，现在担心自己的安全，已经不再去游泳馆了。

接下来的谈话和以后的接触，更鲜明感到，老人精神上比前两年更加敏感和警惕。据他说，一段时间以来，自己的住处附近总有好几辆车，一旦出门，就有车辆跟在后面；家中的电话，总有杂音干扰……但他不断强调，自己对反腐充满信心，要与腐败坚持斗争。

举报信在网络上引起的轰动，并没有让杨维骏感觉到解决问题的进展。远在昆明，深感多方举报无门，他想趁此次来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前往中·纪·委。这个在白恩培眼中，“逮谁告谁”的刺头儿进京，地方上自然不能置若罔闻。

此次见面时隔不久，再次接到杨老电话，他将见面地点定在了驻京办附近的一家餐馆。交在我手上的是一本红色封皮老干部离休荣誉证和一纸书信。

几天前他已经前往中·纪·委信·访·局递交了举报信。这就是后来媒体报道提及被中·纪·委工作人员称为上·访·者“年龄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创下“三最”纪录的由来。

但杨老和家人认为，自己从酒店“消失”了半日，让陪同到京的干部异常惊慌。来人与云南方面电话联系后，变得“一反常态，脸色下沉”。老人再次警惕，在给中·纪·委·信·访·局的手书上，他自问，“云南大大小小腐败分子对我恨之入骨，会不会狗急跳墙，对我做出什么异常举动？”他决定延缓回云南时间，搬到在京的女儿家中养病，“等待中·纪·委决定派人去云南调查我所举报的案子，那时我返回昆明协助调查。”

这一次，书信尚未来及送出，仅仅几天后，云南省被纳入中央巡视组工作之列。杨老电话索要回了自己的证件和书信，“这次到云南是要动真格。”他来不及过多休息，匆匆赶回云南。

2014年元旦，我致电问候杨老，提及回滇进展，杨老说，在巡视组驻地，他们让我相信组织。我说，组织是人构成的，人有问题了，还怎么相信？

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十多年的坚持，和那封被众所周知的举报信，舆论将杨老赞为“凭借一己之力拉下大贪官的斗士”。白恩培落马，以及后来云南政坛的持续震荡，让他在人生的最后，迎来一生反腐的高光时刻。

3

老人去世的消息，在朋友圈的媒体人之间刷屏。

资深记者刘向南说；“前往云南采访官场腐败的调查记者，都会走进他的家中。他为调查记者能够在封锁森严的官场信息壁垒中打开一条缝隙提供了不少帮助。”

十年来，这个“退而不休”的老人形单影只，以一己之力在接近权力的官场边缘，为调查记者提供慷慨帮助，也让底层维权者怀揣希望。尽管他每一次利用前者来访的机会，提供的很多关于后者的材料，都被无奈束之高阁。

很多次，我和很多同行，接到杨老的电话，都是讲不同地方的农民共同的失地遭遇。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在电话这头默默倾听。

杨老很早就在网络上开通微博和博客，早前他把自己手写的文章拿到小区外面打印部，花钱请人打印，再发到博客。后来有了年轻人义务做他的助手，整理材料。

近几年，博客“直言”下，总有大量描述冤屈和愤懑的举报信，其中又以失地农民的诉求居多。即使在老人病情迅速恶化期间，控诉暴力执法的博文还在更新。

我不知道那些经常带着三个以上感叹号，充满强烈声讨色彩“大字报”式的举报信，可曾有一两件引起过关注，亦或寻求到生存处境的改变？

2010年第一次采访杨老，女儿杨多琪说家人慢慢习惯和理解了父亲这份执拗。人活着就是一口气，支撑父亲活着的，就是他坚持“为民请命”的这个心气。不让他走，他的心气就没了。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聊起百岁之后，杨老说：

人生百年终须一死。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心中要安然，这样做人才有意义。该说的话我没有说，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做，那就留有遗憾了。我不求有什么大功，我只求尽我力所能及，该说的话我说了，该做的事情我做了。也就是安然了。

如今，杨老安然离去，带着他的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