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签名：为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作证_风闻

1948年春，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家中。

摘自祁淑英著《钱三强》（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6月版）

早在1925年，世界各国便签订了《日内瓦协定书》，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可是，就在27年以后的1952年，在协定书上签过字的美国，却背信弃义，用细菌武器残害中朝人民。

1952年2月，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惨无人道地投掷了细菌炸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分别于1952年2月23日，2月28日发表声明，向美国这种践踏《日内瓦协定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人民日报》于2月23日发表社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制止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可是，对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很多善良的人还存在着怀疑。为了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经中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推动，1952年3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挪威的奥斯陆举行执行局的特别会议。

这次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美国矢口否认，郭沫若代表中国和朝鲜提供了有关资料，建议成立科学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

于是，会议又围绕是否成立调查组，要不要干涉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武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主持正义，并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进行宣传，他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如下一段讲话：

“大家选我担任和平理事会主席，我很荣幸。我们受着同一个信念的鼓舞，为消除战争而工作。我们要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孩子不再经历新的战争恐怖，使科学为其正当目的而不为罪恶目的服务，使世界上的劳动者不断努力创造幸福，而不致造成破坏。只要危险没有消除，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他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下去：

“理事会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存亡的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郭沫若与约里奥-居里先生热烈拥抱。

次日，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气氛异常紧张，在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主持下，最后终于通过决议：组建一个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的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

当这一决议通过后，许多中国代表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郭沫若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主席台上，长时间用手绢捂住眼睛，不想让人看出他在流泪。一到休息室，郭沫若就欣喜地对大家说：“我们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

然而，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后来却因此被法国政府撤掉了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职务。

经约里奥-居里的积极组织和支持，委员会由六人组成，名单由约里奥-居里提出。

这次会议以后，约里奥-居里遭受了猛烈的攻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当局及其媒体，谩骂他是“赤色分子”、“滥用科学”……在这艰难的日子里，钱三强奉命留在了约里奥-居里身边，留在了布拉格，帮助约里奥-居里处理有关事务，与他一同分担内心的痛苦。

约里奥-居里没有妥协，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有力还击。

他针对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指责他“滥用科学”的攻击文章，愤怒而有力地回敬了奥斯汀。

约里奥-居里给奥斯汀的回信写到：“你指责我滥用科学，因为我反对罪恶地使用伟大的巴斯德的发现，因为我号召公众反对发动细菌战。我认为，滥用科学的人，正是在广岛、长崎用毁灭二十多万居民的手段而开创了原子战争的那些人……”

约里奥-居里光明磊落、旗帜鲜明地对奥斯汀的言论予以驳斥，他写到：“不能因为朝鲜人和中国人选择了和你们国家不同的制度，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是白种人，就认为用凝固汽油弹或用细菌来大规模地消灭他们是合法的……因为我知道科学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所以我将继续努力，利用科学造福人类，不管他们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而不是在某种天赋使命的名义下利用科学消灭人类。”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站在约里奥-居里一边。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约里奥-居里的宝贵支持。郭沫若首先代表中国科学界和中国人民向他发了慰问电报。

5月21日，郭沫若又亲笔写信给钱三强：

“三强兄：你这次做了很好的工作，总理和定一等同志都表示满意，你辛苦了。我们的意见，望你待国际委员会组成后一道回国，望把这一切任务彻底完成。约里奥-居里先生处我已致电慰问……你多留两三个星期，我想对于约里奥-居里先生也当是一种安慰。”

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同样也很艰巨。

正义的科学家，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的警告和威胁，欣然接受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邀请，参加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

苏联细菌学家茹科夫.维勒斯尼柯夫院士

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

瑞典女医学家安德琳博士

法国动物生理学家马戴尔教授

意大利人体解剖学家欧利佛教授

巴西寄生生物学家贝亚索教授

经约里奥-居里推荐，调查委员会邀请钱三强做这个委员会的联络员。

约里奥-居里对钱三强说：“这一次我邀请的都是世界一流的有权威的科学家。例如，英国的生物学家李约瑟教授，是英国皇家委员会为剑桥大学讲学的成员之一、他曾担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科学顾问，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他在国际上很有影响。而且他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科学家，不受任何政治观点的影响，我们要充分尊重他。”

由于约里奥-居里先生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国际调查团顺利组成了。

1952年6月初，钱三强陪同国际调查团顺利到达北京。

周恩来总理指派廖承志代表中国政府全权负责接待国际调查团，并陪同国际调查团前往我国东北和朝鲜进行调查工作。于是，钱三强便成为了廖承志与国际调查团的联络员并做翻译工作。

国际调查团首先赴我国丹东、抚顺等地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了美国用飞机投放的细菌弹散布的带有多种毒菌的大量昆虫。

找到美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罪证以后，国际调查团在中国部队的护送下，越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

当钱三强与国际调查团进入朝鲜以后，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

到处是残垣断壁、壕沟弹坑、尸体遍地……

白天，美国飞机遮天蔽日，狂轰滥炸。调查团冒着生命危险，只得趁黑夜乘车前进。尽管是夜间，随时都会遇到侵朝美军的冷炮袭击，有次汽车险些被震翻。

在平壤郊区的一座水泥建筑物内，金日成接见了调查团并亲自向国际调查团展示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许多实证。

在战壕里，在山洞中，在田间，在医院，钱三强陪同国际调查团，调查了数以百计的人证，获取了大量实物标本。

他们还获取了投放细菌弹的战俘的供词。

一天，在平壤一间地下室，调查团审问了被俘的美国飞机驾驶员伊诺克·奎恩。调查团问伊诺克·奎恩：

“你能证明美国投放了细菌武器吗？”

“能证明。”伊诺克·奎恩回答。

“怎么证明？请提供事实。”

“我本人就接受过这样的任务，驾驶飞机在朝鲜战区投掷过细菌弹。”

“是什么形状的细菌弹？”

“是长圆柱形的纸筒或纸包。”美国驾驶员指着桌上的一件实物说，“就是那种东西。”

“你知道它对人的危害吗？”

“想必是残忍的。”

“你知道有国际协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吗？”

“不知道。我很懊悔我的不人道行为。”

接着，另一个美国士兵奥尼尔也向调查团做了证实。

国际调查团冒着枪林弹雨在朝鲜翻山越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取得了大量证据。

……

8月中旬，国际调查团回到了北京。

钱三强和国际调查团一起共同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有法文与英文两种文本，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求：以法文本为正本。

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美国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此为本委员会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样的结论。”

事实摆在面前，证据确凿无疑。但是，当科学家们在这份庄严的结论上签署自己的名字时，却是顾虑重重。

当年的美国政府正在奉行杜勒斯的实力地位政策，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肆无忌惮。美国的一些盟国，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但在很多事情上仍不得不遵从美国的旨意。如果，这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将美国制造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界，并签上他们的名字，回国以后，会有怎样的遭际？约里奥-居里先生高级专员的职务已被法国当局解除了，其他人会不会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呢？

但是，签名不签名，对这份调查报告却事关重大。如果不签名，国际上对其中的事实缺乏信任感，而且可能被美国的媒体恶意歪曲。

钱三强首先找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通过他做必要的说服工作。

“教授，您对报告书签名问题怎么看？”

“我主张应该签名，这是惯例，也是对事实负责任。但是，有人不同意签名，是有原因的。”

李约瑟的观点是明确的。

“调查委员会是对国际和平理事会负责，如果交一份不签名的报告，会是怎样？”钱三强以联络员身份，做了恰当的提醒。

“当然不好。”李约瑟说，“这样吧，我们再分头做些解释，相信委员们会签名的，因为参加这个调查委员会的科学家，都是为支持正义而来。”

8月31日，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发动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报告书签字仪式，各位科学家庄严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为维护真理和正义，他们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科学家的良心还是促使他们站到了真理和正义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