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 “弱王”分权, 今天的越南到底谁说了算？| 文化纵横_风闻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纵横》2020年6月新刊上市**

✪ 房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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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越南的政治变革引人注目。房宁先生认为，自下而上地看，越南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足以构成政治变革的压力。而沿着上层权力结构这一路径往下看，能找出理解越南政治变革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源于近代历史、南北地理独特构造和时代变迁的三重影响，越南共产党的社会控制力偏弱，其上层权力结构集中度不够，最高权威呈现出扁平化的“弱王”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平等者之间的竞争。其自然的演变，就是导致权力的水平分散或者纵向分散，这两个趋势已在今天的越南同步出现。因此他认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因是党内高层权力扩张与分散化趋向。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出现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现代化，整体现代化水平依然偏低。他指出，从战后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后发国家都要有个“战略性发展”，就是要政府组织。这一“战略性发展”有四个方面：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初始资本和社会管理等。尤其对一个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国家而言，没有适度的集中，没有农业剩余的提取，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很难聚集，后续的发展势头就很难保持。目前还没有理由相信越南能超乎这一规律，其未来发展还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越南式政治变革

▍“弱王”现象

近年来，越南的政治变革屡屡创出新意，引人注目。1980年代，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追随中国，也开始积极寻求变革，社会经济发生巨大转型，堪称原社会主义阵营渐进改革的又一成功样本。但两国道路的差异也可谓巨大。尤其在政治发展方面，越南看上去大大超前。

如何理解这一超越式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传统上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思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入手，观察新兴社会集团，比如中产阶级、工商企业主阶层如何寻求政治参与，导致权力结构相应变化，也即“从利益结构向权力结构运动”。

而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的思路，从上层权力结构本身出发，来观察政治变化。

我们认为，越南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足以构成政治变革的压力。自1986年仿效中国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融入全球经济，常年保持着6%以上的增长率。一度甚至被列入新兴工业国家的第二梯队。但是迄今为止，越南的城市化率只有30%，工业化水平仍属初级阶段。新兴城市中产人群的数量有限，其组织化水平和舆论动员程度，也都尚未充分发育。在这种条件下，很难相信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导致这一政治变革展开的主要动力。

而沿着上层权力结构这一路径，我们能够找出理解越南政治变革的关键因素。简而言之，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越南共产党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偏弱，其上层权力结构缺乏核心，集中度不够，最高权威呈现扁平化，基本上是一个平等者之间的竞争。其自然的演变，就是导致权力水平分散或者纵向分散。

而这两种维度的权力分散，在今天的越南同步出现了。

主要展开形式，就是党内高层民主以及大众民主的逐次扩大。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越南现在的情况为此做了反面的注脚。所谓“核心”，即地位略高于其他权力者的最高决策者。“政治核心”的存在有利于权力体制的稳定，这恐怕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真谛吧。但是，越南党目前没有这样的核心。因此，我们认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因是党内高层权力扩张与分散化的趋向，党内民主反映了高层权力者扩张权力，抑制他人的需求，是民主集中制瓦解的表现。

近年来越南国内知识分子的活跃，就与权力结构中的这种形态有关。由于权力趋于分散，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竞争激烈，客观上为政治辩论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打开了空间。在这一公开、半公开的思想、学说竞争中，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人说，越南的政策咨询时代已经到来。今天，越共的主要政治领导人都拥有各自的智囊团。

不难设想，外部的影响也会通过这个管道渗透进来。柏拉图就注意到民主引发的“外援”现象。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指出了民主政体内部因政治竞争会引发引入外部资源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风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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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王”现象的三个由来

我们初步的研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越南未能实现较为集中的上层权力结构。

（一）历史原因。越南共产党自创建时期起，就只是国内诸种政治力量之一，是越南进步事业同盟的领导者，但绝非垄断者。这一进步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但始终未步入社会革命的阶段（用中国革命的术语，相当于民族矛盾一直压倒阶级矛盾）。如在反殖民主义时期，先是反法，再是反日，接着又是反法。进入南北对峙阶段，则是漫长的抗美和南方游击战争，以及最后阶段的南方解放战争。在这一长时间的革命战争阶段，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是越南共产党战略的基本原则。祖国阵线，就是这一统一战线策略的体现（成立于1955年，南北统一后又并入了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北方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越盟）。统一之后，越南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不彻底。反映在社会层面，它没有根本触动南方的天主教势力、庄园主经济基础以及相当数量的华人商业经济。越南共产党允许这些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并非其政治雅量和气度的表现，而更多是受限于实际的社会支配和渗透力。

相比之下，中共早期在根据地时期，即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地方政权，具有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完整性，拥有完备的政权形态，并且从小到大，最后覆盖了全国。

而越共的独立性、完整性远逊于中共，也缺乏中共那样的强大的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党的内部团结统一性较弱，易受外部影响和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派系的影响。这是越南政治体系以及越共内部集中程度较弱的历史原因。

（二）地理原因。越南的历史、越南的政治与其地理环境有重要关联。“一条扁担挑着两个箩筐”，是对越南地理的形象比喻。两个“箩筐”，一个是红河平原，一个是湄公河即九龙江平原，是越南主要的经济区，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于这两地。此外，狭长的中部“扁担”也有一定地位。这一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经济活动半径，包括物流半径和管理半径的范围。南北两大平原、两个经济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径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若加上中部则是一分为三。这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经济结构，使越南在社会资源、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上，长期分为南、北、中三大块。近期又日益出现南北分块的趋势。我们的直觉是，越南共产党里面一定有个“南北党”，两个背景、两个系统。这是地理因素带来的必然影响。

此外，越南党内也很难形成“山头”与“五湖四海”的平衡。尤其是在没有强大领导集体和杰出领袖的情况下，越共的“五湖四海”很难搞成。长期以来，越共权力阶层基本上是搞三地均衡，北方历来出党的总书记，南方出总理，中部出国家主席或国会主席。近年来，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南方干部的数量、地位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总理、国家主席都是南方人。现在的总书记也不是核心，不是最高权力者，而是一个“可接受”的人。总理也不是第一把手。实际上，越共以及越南恐怕根本就没有“一把手”。

（三）时代原因。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全然不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领导人权力地位产生的“合法性”的新变化也成为导致权力分散化的重要原因。关于党内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的“合法性”问题，越南学者的概括是“不比功劳比智慧”。照这个说法，过去的领导之所以是领导，那是因为有“功劳”。所谓功劳就是开创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道路。就是说，这些领导人是一条道路的探索者，一种体制的创立者，是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反复筛选、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的领袖地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后来者就不同了。创立者与执行者，一个是“在路口”，一个是“在路上”；一个是从无到有，一个是继承发展。

毫无疑问，现在的越南已经进入“在路上”的阶段。新一代领导人的成长环境、经历都差不多。“功劳”比不出，就要比“智慧”。这样一来，就与以前领导核心的产生办法有了本质区别。“功劳”是历史的、客观的，是既成的事实，按“功劳”排定“座次”，权力结构就稳定下来了。而比“智慧”，那就是一事一议，权力地位是随机的、不固定的。大家意见不统一，就没法做出决定，决定了也不服气。权力结构自然不会稳定。而比智慧的背后，其实就是辩论，包括“反辩”。谁辩论赢了就是谁，谁说服了别人，谁就是真理。

**********▍**********祖国阵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能说明越南政治生活特色的，莫过于祖国阵线。

这一机构在越南的政治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政治功能，类似中国政治中的政协，但其地位和角色则自有其特色。（在此前的表述中，越南官方明确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改为“政治体系”。这堪称一个标志性的举措，说明在意识形态上，越南党已经不再坚持原有的专政学说，接近于承认国家只是社会不同团体利益竞争的中立平台。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学说的根本变革，也给未来的各派政治力量的多元竞争留下了空间）

祖国阵线的组成，包括正式的政党，也包括社会团体、NGO，以及一些外围的党群组织。其功能，除了政协意义上的“界别”代表性，还包括国会代表选举提名推举、组织选举以及组织公共政策辩论、监督政府等等。

**越南共产党是祖国阵线的领导力量，也是其成员之一。在越南学者的一般理解中，这一领导是不出面的、“站在背后的那个人”。**通常，越南共产党以祖国阵线来出面，由它协调各种政治力量，目的是最终统一到越南共产党的口径上来。

祖国阵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参与路径。尽管一些重要的商会并未进入祖国阵线，但就其广泛性而言，是超越了体制内，而延伸到“体制外”。它具有准政权的性质，拥有一些实权。它并不完全是越南共产党的社会触角，以“国家统合主义”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组织。在其运行中，大量存在着谈判、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弹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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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的现代化

与中国相比，越南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国家。这表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这一无为而治的好处是：社会有活力，政府和人民群众目前矛盾比较少——你不管它，自然矛盾少。

政府汲取能力最能反映这一低限度的政府管理。越南财政收入占比非常低，完全没有达到初步工业化国家的同等水平。汲取能力差的附带结果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不足。对此，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二桥时代、50公里时速”。此次越南调研特意安排了贯穿越南的地面旅行。我们从河内出发，沿越南最主要的南北通道1号公路一直走到胡志明市，行程近2000公里。一路走下来，对越南的基础设施及社会发展水平有了一个直观的、综合的印象。

所谓“二桥时代”，在河网地带的城市及公路都要修建桥梁，桥梁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发展水平、发达程度。比如：我国上海黄浦江上30年来已建了10余座大桥，韩国首尔汉江之上桥梁多达20余座。而越南的城市、道路上目前大多建好第二座桥，当然首都河内和南方胡志明市要好一些。越南的国道基本上相当于我国的二级公路，路况一般还好，但综合下来平均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再快就比较困难了。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越南的整体现代化水平。

从战后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后发国家都要有个“战略性发展”，就是要政府组织。这一“战略性发展”有四个方面：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初始资本和社会管理等。尤其对于一个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国家而言，没有适度的集中，没有农业剩余的提取，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很难聚集，后续的发展势头就很难保持。

没有理由相信越南能自外于这一规律。源于近代历史和独特的南北地理构造，社会主义并未给越南带来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就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而言，其权力整合程度似乎是不足的。实践和时间将检验一切，我们仍将继续观察越南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2020年6月新刊目录—

▍特稿

01.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潘　岳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去重复错误。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欧洲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封面选题：病毒的全球时刻

病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其对人类社会的次生性影响则更为深远：它加速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很可能会重构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甚至会撼动人类文明的一些底层理念。在这个病毒的“全球时刻”，本期的封面专题是对疫情之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沉思与回应。

02.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朱云汉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张蕴岭

04.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 

冯绍雷

05.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赵汀阳

▍专题：摆脱贫困

本期推出“摆脱贫困”专题，以社会主义发展的视野，讨论中国的扶贫行动。新中国七十年的减贫事业，不只是运用国家资源和力量，维持低收入群体的体面生活的社会保障或福利政策，而是一项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同时它也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实践。

07.脱贫攻坚：后革命时代的另类革命实践 

李小云、杨程雪

08.精准扶贫如何改变乡村治理结构

王晓毅

09.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

徐　进、李琳一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10.竞合模式：高铁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马　莹、甄志宏

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铁路速度等级实现了从每小时160公里到350公里的三级跳，并成功研发具有中国标准的高速动车组列车“复兴号”。提及这些成就，大多数研究认为这是中国举国体制下合作模式的典范，但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不仅有产、学、研的三方合作，更有政府调控下的寡头竞争，这种集竞争与合作于一体的模式才是创新成功的根本。

▍历史观

11.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汪 晖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原标题为“越南式政治变革”。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