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暴力如何收场_风闻

作者 | 朱秋雨

 “如果各州拒绝对当前暴力行径采取行动，我将派出军队，”针对过去一周的全国性暴力示威行为，特朗普在白宫演讲时这样说道。

美国总统有资格派遣军队维护国内秩序，源于1807年颁布的《反叛乱法》。上一次运用该法案的，同样是共和党的总统。事发的源头，恰好亦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白人警察在殴打黑人罗德尼·金却被判无罪。

由此引发的1992年洛杉矶骚乱，最终在国民警卫队，美国军队，联邦执法机构和当地警方的共同镇压下才得以平息。

历史在2020年重演。这一次，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盖顶住脖子长达8分46秒，其多次“我无法呼吸了”的哀求，击中了人们对根植于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及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的愤怒。

由案发地明尼阿波利斯市率先爆发的示威游行，随后蔓延至美国超过140个城市。不过，自5月29日起，本意和平的示威游行逐渐演变成一系列犯罪事件，愤怒、焦灼、失控在一轮轮对峙与交战间，成为紧张的社会氛围中的一部分。

2020年6月3日，美国纽约，抗议活动持续，宵禁延长

历史上多次的事件总是以这样的路径演变——和平示威，往往走向暴力和骚动。在这次自1960年黑人平权运动以来爆发的最大示威活动中，我们仍需要弄清楚，美国何以至此？从和平示威演变成暴乱的因素会是哪些？骚乱、抢掠会是美国的新常态吗？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 (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最终，我们仍然希望通过理解美国这次因种族问题引发的大危机，再问一句：

这一次，美国社会会变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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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暴力的行径

距弗洛伊德的死过去一周多，当地时间6月3日，最新的起诉书显示，施暴警察德里克·肖万被升级指控为二级谋杀，而旁观的三名警察亦被指控。

不过，弗洛伊德之死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案件本身。高喊着”黑人的命也是命”，”我无法呼吸了”的口号，全美超过140个城市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或单膝跪地，或组成人链，呼吁美国政府对实现种族平等实行真正变革。

2020年6月6日，美国芝加哥，示威者手举弗洛伊德的画像参加游行示威

不过，自5月29日起，示威现场逐渐失控，包括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出现了文明社会很难忍受的暴力骚乱：设置路障、洗劫商店、焚烧警局、与警察交火······据美联社统计，仅在上周末，超过4400名违法分子因抢劫、破坏社会秩序、违反宵禁令而被捕。

南风窗记者整理了过去一周美国社会各地因弗洛伊德之死而激发的时间链条。推搡、暴力与骚乱在各个城市的示威现场迅速蔓延，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和美国经济蒙上了阴影。连死者弗洛伊德的弟弟也公开呼吁：“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呢？这些所作所为完全无法换回我的哥哥。”

有趣的是，关于“是谁在把事情越弄越糟？”的问题上，不同立场的美国人各执一词。

在部分政客看来，有组织的外部极端组织是导致和平示威趋向暴力的缘由。特朗普甚至直接在推特中威胁，把反法西斯团体（ANTIFA）这一诞生于欧洲的极左翼组织，定义成恐怖组织。不过，相关官员都未能提供可靠的事实支撑。

来自民主党的明尼苏达州州长则表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来自其他州的暴力煽动者，甚至国外的势力，都是制造州内暴乱的重要推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参与暴力的人除了特朗普定义的极端左翼分子外，还有部分受疫情及居家令政策影响，借此事件发泄愤怒的暴乱分子，以及低收入的黑人群体。

一些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则积极与暴乱和抢劫行为划清界限。在纳什维尔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组织者在声明中表示，实施暴乱的人并不是最初参与活动中的人。“这一小部分人的行动既不反映我们组织此次集会的理念，也不符合大多数与会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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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化”暴力

当示威运动的领导者努力与暴力事件割离时，他们仍需要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许多暴力行为、包括焚烧警局、破坏公物、流血冲突等，都是在和平示威中延伸出来的。

韦宗友认为，在示威活动中，参与集会人数越多，事态越不可控，越容易滋生暴力冲突。同时，示威者的反应与行为，与相关政府的举措和回应有着密切关系。

总统特朗普的应对在过去一周恰恰加剧了此次危机。5月28日晚，特朗普的推文--“当抢劫开始，射击也就开始了，”引发众怒，因为这句话恰恰是迈阿密一位警察局长几年前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这一推文随后被推特认定为”美化暴力”，按社区规则被隐藏了。

到了6月1日晚上，特朗普结束在白宫的发言后，为了让他安全穿过马路到白宫外的圣约翰教堂拍照，国民警卫队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驱散了聚集在白宫外的和平示威者。

这一极具争议性的举动是自1932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用催泪弹驱散退伍军人来的首次。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即使华盛顿特区已增派军队驻守，不少示威者仍冒着违反宵禁令的风险持续进行暴力示威。

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是引爆美国各地冲突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将违法犯罪行为完全归咎于政府身上，又存在道德化、合理化暴力行径的可能性。

示威者在美国白宫外纵火

南加州大学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的最新研究显示，当人们成功道德化他们的示威行为时，更有可能助长暴力。

研究通过人工智能和1800万条推文发现，人们的看法受到其所在社交群体和网络的影响。社交网络时代，人们往往会找到拥有共同理念的人，并将这一信念看成是共识。这正加剧了暴力行为的发生。

专家们指出，倘若人们找到足够多支持其理念的人，并拥有同样的道德愤怒和身份认同，那就有益于合理化其实施暴力的行径，甚至促使他们做出如纵火、破坏等极端行为。

芝加哥示威运动的领袖桑普森的一段话能给出很好的映证，他认为芝加哥仿佛分裂成两个城市。“这里的许多人只在忙碌地生活，好像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与他无关。黑人也没有为自己的命运而战，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气和热情。”

生气和热情的另一面，是冲动和混乱。

美国加利佛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主任亨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抢劫的行为有时是一种权力的表达。“在过去，黑人认为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在发生骚乱时，黑人会认为抢劫等行为让自己显得比警察更强有力。”

对权力象征物的破坏亦是在过去一周的暴力案件中显而易见的。

美国多地示威者首先进行破坏、纵火的便是当地警察局所在地。在5月29日亚特兰大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砸烂美国有线电视网络（CNN）大楼的玻璃，并在外墙上进行涂鸦。这仅仅是因为当地警察局恰好坐落在CNN大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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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好起来吗？

当示威总以为暴力收场时，将违法分子绳之于法是每个社会的必然选择。

不过，美国各界都十分清楚，弗洛伊德之死事件蔓延到早已超越了案件的本身，仅仅靠警察局公布事件的调查进展已经作用不大。回应民间对反种族歧视的深层次诉求，对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才是平息动乱的根本之道。

历史中，政府与民间，压制与反抗力量的对弈与搏斗，结局无非是三种：

一是政府的压制力量获胜，政府重夺话语权。特朗普威胁将派兵震慑暴力行径也是出于此目的。

二是民间力量的获胜，政府最终回应并满足民众大部分的诉求。

三是双方相互妥协，政府与民众在对抗中声音逐渐达到一个平衡。

在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看来，即使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国性骚动已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依旧无法动摇美国当前种族歧视的根基。

2020年6月6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白宫附近游行。美国首都迎来了十几天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活动

1960年代，美国南方仍存在明显的种族隔离政策，南方很多州仍会坚持“隔离且平等原则”，拒绝有色人种进入白人学校。持续在20世纪50、60年代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正是从反对这类种族歧视政策、呼吁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平等开始的。

复旦大学教授韦宗友认为，与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时期的黑人平权运动相比，因弗洛伊德之死美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来看，尽管美国社会在法律和制度上已经尽其所能实现了“平等”，但隐藏在人们思维里的歧视和互不信任感仍然难以消除。**如本次警察对黑人实行暴力，就是因为其内心“黑人有罪论”的判定。

当制度变革已接近到了天花板，美国社会又会以何种形式走下去？当歧视与不平等渗透在收入分配、就业、住房、教育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谁能大刀阔斧地撬动自身结构上的变革？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两党相互制衡的美国国会不能，需要迎合州内主要选民的州长亦做不到。

政治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十分适用于当今的美国。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行为一如物理学的惯性，一旦做了某种选择，选择了某种路径，就好似走上了不归路。这种如惯性的力量，会不断强化自身路径的力量，以至于社会很难向其他路径进行转换。

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当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不倾向于有色人种时，变革的呼声自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被放至最大。可悲的是，连黑人群体也知道，这样的斗争注定失败，十年后他们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三名黑人在街头的对话在社交媒体走红。其中，一名31岁的黑人男性向16岁的黑人喊道：“你现在16岁，等到你26岁的时候，你还会走上街头做一样的事，你明白吗？”

种族问题积重难返，能否通过西方民主最推崇的选举这一方式来改变呢？韦宗友认为，弗洛伊德之死对总统选举无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020年爆发的示威会加剧黑人等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持保守主义甚至中间派的白人会担心民主党领袖上台后采取过多的社会变革，可能会更加支持特朗普，”韦宗友表示。

精英与平民，在这个极化与分裂的社会，妥协的一方往往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