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中国研发经费大幅下降 自主项目大量下马只因没有钱？？？_风闻

   八十年代后中国研发经费大幅下降 自主项目大量下马只因没有钱？吃不饱穿不暖，首先要发展民生项目？？半导体下马是正确的？？？

除了没钱？更多的恐怕是买办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影响！

实际上八零年代后中国的半导体还有不少的投资，不过大多数都是引进国外生产线，又因研发经费大

幅下降，自主项目大量下马，引进的半导体生产线没有发挥作用，根本不能吸收消化，那些项目也根本

没有啥作用！

上世纪80年代，科技项目“下马风”盛行的同时，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被迫向外流失，造成科研队伍人才流失，形成技术断代，这才是最为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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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占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1977年底，13套大化肥项目，已有7套投产；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这对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穿的方面，

到1982年4套化纤项目全部投产，大量的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解决了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因此也才有了1984年中国布票等票证的取消。

洋跃进——800亿美元疯狂计划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

**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电子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1983年以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低，大致在30%左右。

**第二年，中央决定将财政拨款改为贷款，即拨改贷，目的是使企业直接承担还债压力，从而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这一原本出发点是好的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得新建企业资金来源全部是贷款，其中包括拨改贷（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资产负债率100%，企业没有资本金；原有企业新建项目的资金也全部是贷款，企业资产负债率迅速增加。

当年的改革亲历者之一，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此有着直观的体会：“企业还处在建设期，就背上负债，好比小孩刚出生，还没有自理能力，就让他去给父母干活。所以后来的债转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对1984年拨改贷政策的拨乱反正！，这才是真正的政策背景”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市场短缺以及供不应求，国有企业大量借贷进行项目投资，尤其是1992年以来，企业的大量项目投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更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的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