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纪”的工程师-范内瓦·布什_风闻

原文载《军事文摘》2015（10）范内瓦·布什：奠定美国科技霸权的预言家

刘一鸣石海明

在美国的国家级智囊人物中，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主人范内瓦·布什。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机械化军事革命勃兴恰好同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业已萌发的机械化军事革命，在历经四年的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全面展开和进一步发展。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及军事科学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一战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战争前后成立的众多科研机构为二战做足了科学技术上的准备。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些科学家直接参与到了战争之中，并对战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范内瓦·布什。

这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为美国国防科研做出过贡献的传奇人物，实在难以用某一个头衔来形容。

在不平凡的研究和咨询生涯里，布什既担任过通用电器公司的设备质检员，又担任过赫赫有名的卡内基协会的主席；

既在MIT的实验室做过多年的教学研究工作，又管理过与众多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的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

既自己发明过探测潜艇的装置，又指导学生制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微分分析机，这被认为是电子计算机的先驱；

既是众多大型科技公司的董事，又是入驻白宫的总统首席科学顾问……

布什最为重要的“发明”当属他在《诚如所思》中提出的未来计算机的构想，这篇论文中的诸多理论预测了二战后到现在几十年计算机的发展，后来的鼠标、超文本等计算机技术都是基于该文应运而生的；

得益于这位科学巨人的教诲，更是走出了现代信息论之父香农、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等杰出人物，有人称布什为“信息时代的教父”乃实至名归。

而着眼二战以来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发展，其中透露出的基础科学的源动力不可小觑，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什那篇著名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和他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

有人说，20世纪 是“美国世纪”，而布什就是“美国世纪的工程师”。

那么，在美国历史上众多纵横科学和政治两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之中，布什何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教父”级人物？

他对当代美国和世界又有什么深远影响呢？

一、曼哈顿计划的秘密掌门

当我们提及曼哈顿计划的时候，一般都首先会想到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

计划的提出者和直接管理者范内瓦·布什却很少被人提及。

事实上，这完全是出于战时保密的需要，从未当过兵的布什在面对战争威胁时却十分激进。

他总是让实验室里的人们牢记：赢得战争就意味着杀人，而且是大批的杀人。

1940年，面对欧洲战场的狼烟四起，布什用极具哲学味道的观点阐释着军事技术变革对于战争的影响。

他说道：战争中的每一个革新都能被另一个革新所抵消。

由此出发，布什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如果美国必然卷入这场战争，那为什么不使用最先进的武器？

当时他敏锐的观察到了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美国军方、工业和大学中间那种极为危险的“没有效率的自由”，极力主张建立几方协作的联合体，来共同为国家的防务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开发新技术。

作为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的布什利用自己的多个头衔在军方和学术界之间、不同军种之间奔走游说，其目的就是建立“把平民拉到军事事务中的有用模式”，成为后来曼哈顿计划的雏形。

然而，此时虽然布什已经知道了核裂变可能用来制造威力巨大的武器，但他却将主要精力放在雷达、潜艇检测和无线电引信等很快可用于战争的项目上，不相信原子弹在战争结束前可以成为现实，因此完全不予考虑。

布什成为杰出的科学组织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具有良好的自知之明——对于原子弹最初的消极印象并没有让他闭目塞听，而是充分听取了物理学泰斗劳伦斯的意见，将核武器可行性的问题在多个组织中反复商讨，不放过可能取得飞跃的机会。

在科学院、国防研究委员会等科学家的意见难以统一之时，布什又面临着德国即将率先研制出核武器的巨大压力。

进退维谷之中，1941年的夏天，布什得到了物理学家费米和英国科学家对于在战争结束前制造出原子弹可行性的十分肯定的证据，从此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作为当时沟通科学家与总统的最为可靠的桥梁，身为核物理学门外汉的布什立即开始了对总统罗斯福和副总统华莱士的游说和“科普”。

虽然在此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向总统阐明了用核武器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但显然总统更愿意再次考虑供职于政府机构的布什的意见。

1942年3月9日，布什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对推动曼哈顿计划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告，强调了原子弹的光明前景，提出把全部的研制和生产管理移交给军队，罗斯福立即批复了布什的报告，曼哈顿计划进入到加速研制阶段。

在将整个计划的管理权移交给陆军格罗夫斯上校后，布什受总统委托继续在计划中担任军事策略委员会主席的工作，而这一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也许只有布什才能完成。

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一直处于高度机密状态，要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这一直是布什在曼哈顿计划中的纲领。

一方面，布什要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汇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加快研制进度；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拒绝海军在计划中分一杯羹带来的指责：海军和一些科学家借机指责布什放慢了研究进度。

与此同时，又要做好科学家和民众的思想工作：一些参与研制的科学家认为有必要在原子弹使用的政策上获得更多话语权，民众一旦知晓了相关研究，也会对决策层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建议。

而在白宫和布什看来，怎样使用原子弹是政治家的事情，研究人员和大街上的民众一样，都没有多少权力来决定原子弹使用的策略。

在管控言论的同时，布什也充当着科学家们的传话筒，向白宫反映自由派科学家的看法。

布什位于二战时期最大的一个机密之巅，成了承受批评的众矢之的；压力之下，他却要在白宫、军方和科学家之间纵横捭阖，以最大努力推进原子弹尽快成型；更肩负着与英国盟友谨慎进行原子技术交换谈判的艰巨使命，哪怕在为总统出使的过程中罗斯福屡次接近“出卖”了布什。

1945年，布什出任了向新任总统杜鲁门提供核武器咨询的一个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将目标确定为日本的工业城市。

8月6日和9日，“小男孩”和“胖子”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成为曼哈顿计划用于结束二战的最有力证明。

布什和其他同行一样，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归功于奥本海默；而布什则终于得以走出幕后，逐渐得到公众的认可。

有人如此评价布什在整个曼哈顿计划中的作用：“如果没有布什的参与，（原子弹的）项目可能会被完全取消，或者至少不会那么快速的进行。”

毫无疑问，在这项规模空前的计划中，布什成功的帮助白宫拨开重重迷雾，确立明确的目标，毅然进行了坚决、持久的行动，才换来了美国在原子武器上的先人一步和二战的尽快胜利。

虽然杜鲁门上台后，布什的种种建议屡次受挫，逐渐远离了权力的中心。

但布什在战时一手缔造的、以曼哈顿计划为代表的军队、工业和研究机构的联合模式，在几经辗转后，终于成为当代美国科研和军事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洞察未来的战略预言家

1944年11月17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胜券在握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出于对如何尽快而有效地把战时的成功经验移用于和平环境的战略设想，给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布什写了一封信。

信中，罗斯福提出了四个问题，希望布什能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磋商并尽快回答。

问题一：如何能在不妨碍军事安全并征得军方认可的情况下，把我们在战争期间对科学所作的贡献尽快公诸于世？

问题二：战争中科学成功地战胜了疾病，怎么能使出色的医学研究得以持续发展？

问题三：我们应当慎重地考虑公立研究和私立研究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任务，政府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公立组织和私立组织进行研究活动呢？

问题四：为了发现和培养美国青年的科学才能，我们能制定出什么样的有效方案，来确保我国将来的科学研究水平超过战争期间所达到的水平呢？

为了回答这四个问题，布什精心组织了4个委员会来共同商讨——名义上是商讨，实则都未超出布什自己的意愿。

经过布什仔细挑选的委员会成员，只是以一种民主的方式说出了布什的理念。

倘若我们联系到日后美苏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对抗，以及最终以苏联解体为终结的历史进程，难免不使人感慨二战结束时美国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范内瓦·布什在应对这些问题时表现出的深谋远虑。

同时，也应该说，布什在多年麻省理工的岁月中，特别是出任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军事领域的研究与民间机构的融合联动，他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也极大得益于这样的融合。

因此，与其说罗斯福的提问正中布什的下怀，不如说这些问题正是布什在白宫工作的重点所在，只是借总统之口提出时，其份量就理所当然的上升到国家战略级别。

在这份报告中，布什认为“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科学仅仅作为整个队伍中的一员在国民福利事业中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的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

在布什的设想中，美国科学技术管理至少应该在三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对基础理论研究进行足够的资助，让工业和军队从中自由汲取营养，来刺激经济发展和保卫国家安全；

第二，改进军队研究的质量，以提高军队的武器和战略的效率；

第三，将科学的专业知识用于改善政府决策的工作。

这份报告最直观的贡献是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同时其对政府做为、基础研究、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和有前瞻性的思考，为美国在其后几十年间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

对于战后亟待稳定经济的美国来说，国家支持全面展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在国会和百姓看来是不够“经济”的资源浪费，因此在《科学一无止境的前沿》发表时并没有立即得到落实。

杜鲁门总统的预算局长也曾讥讽“无止境的前沿”(Endless frontier)是“无穷的花费”(Endless spending)。

但是，1950年左右东西方冷战开始后，出于军事实力上竞争的原因，美国政府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支持才又被各方看重。

而彻底扭转美国朝野上下思想的，就是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1的成功升空。自此，美国政府才完全将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才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基础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支持程度与布什的预期发展相符。

在此基础上，《科学一无止境的前沿》中的基本思想和操作性建议也迅速成为影响战后50年来美国科学政策的标准“话语”。

其中，布什对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的强调，更是成了冷战时期美国科学界在获得政府资助的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军方和政府彻底控制的有力“借口”。

在以前在为研究美国霸权而剖析这段历史时我们曾认为，“在那个炮火依然连天的日子里，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布什这份关于科学价值的报告。然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维系和扩张，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这个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大国崛起的有力杠杆。”

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美国力量

随着布什逐渐退出白宫，他也因此远离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工作。

但历史证明，时至今日，无论美国具体的科技政策如何调整，但基本原则一直未偏离布什在二战尚未结束时设想的轨道。

布什在《科学一无止境的前沿》中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意见，通过实施中根据实际操作状况所做的不同程度的调整，已经成为今天美国科学政策中的常规。

布什呼吁的政府对科学发展的支持的责任，也逐渐深入人心，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在布什的直接努力下，美国先后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海军研究办公室、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多个支持科学研究和提供技术建议的机构，更是加大了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宇航局、美国能源部和国防部也都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与布什的想法一脉相承。

二战期间的国防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它为战后的发展创造了政府与科学关系新的“原型”：

为了国家的目标，政府授权科学家，给与科学家相当大的自主性，并通过合同的方式创建了两者之间的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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