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美国警察虐杀黑人的“I can’t breathe”到美国体制_风闻

微博：兔主席；公众号：tuzhuxi

兔主席 20200530

继续昨天的闲聊。

1、 George Floyd之死和时代口号——“I can**’tbreathe****”**

这两天美国的大事不是COVID-19疫情，而是明尼阿波利斯的种族暴乱。我也特意看了一下CNN记者在直播报道现场被州警拘捕的情景。当时的情况是，一堆防爆警察在形如废墟的城市严正以待，四个CNN记者在直播报道，画面转向全球。周边没有任何其他记者，原因不详。也许因为是一大早，其他记者没有那么敬业；或者因为其他记者知道美国警察不是好惹的，选择远离现场。直播画面中，警察走向正在现场的直播团队，做了简短的交涉，立即将他们拘捕，扣上手铐带离现场。直播摄像机一度被扔到地上。CNN节目主持对现场场景表现吃惊（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吃惊）。警察拘捕的理由据知为认为记者阻碍警察执法（或其他规令），劝告记者马上离开现场，但记者并没有迅即离场，还在直播，有惹麻烦的样子，所以立即被拘捕。

美国警察是绝对的国家机器。违反警察的命令就是对抗国家机器，对抗政府，对抗法律，警察对此零度容忍。因此，警察哪怕知道对方是CNN，正在全国/全球直播，也照样拘捕不误。警察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挑战的。美国是一个允许公民持械，种族和阶层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移民国家。警察只有掌握了绝对权威（甚至是超法律的权威）才可能维持社会秩序。

再看香港警察自去年夏天以来执法，就是弱爆了。香港警察能够拘捕那些阻碍警察行动的记者么？完全不可能。香港法制环境，民众/社会对警察的授权与期待决定了警察不可能这样对记者行事。同时还有下文会进一步考虑的体制合法性问题。

再看引发暴乱的事件:46岁的非裔美国人George Floyd在街头光天化日之下被白人警察按倒在街头，被用膝盖压住颈部达七分钟之久。过程中，George Floyd一直向警察求饶，并呼喊自己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警察不予理会。不久，Floyd即不省人事。他随即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后被宣告死亡。

这是令人发指的警察暴力，背后是令人发指的种族主义。这也是美国社会的现实。

有一个叫Ta-Nehisi Coates的美国黑人作家的书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他2015年写作的《Between the World and Me》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本书的内容是结合他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写作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存在/生存（existence / survival），描述美国的种族问题与不公。黑人关注的生存是一种肉体意义上的存在——无论你的社会地位，只要是黑人，你总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或自己）会不会明天就在街上被警察叫住、质问、刁难，发生摩擦，被伤害，甚至丢掉性命。这种威胁无时无刻存在，对黑人来说真实残酷，同时也是美国白人世界难以理解的。

发生在George Floyd身上的就是美国社会的现实。George Floyd遭遇的不幸令人扼腕，他最大“贡献”是留下了这样的字句——“I can’t breathe！”——这正是黑人在美国生存境地的反映，是无数黑人的心声。它简单而有力，正在升化为一种能够凝聚力量的口号。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应该都出可以看到“I can’t breathe”的涂鸦。

现在我们讨论的现实问题是，美国社会将如何看待这样令人发指的不公？他们会如何看待警察暴力？美国人会反思美国体制么，会对美国政治提出批评么？

2、“骂不倒的美国体制”

笔者给大家提供的分析是：这只是每年美国警察对黑人无数暴力事件的一个“大写”事件。当你在家里地板上看到一个蟑螂时，那说明背后有无数的蟑螂。在这样一个事件背后，有无数的恶性事件。美国每隔数年就会爆发这种种族冲突；每隔个十来年就会有个大型暴力冲突，但这些反映的只是这种极端恶性事件出现的频率和概率，美国社会本身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警察和原来一样暴力，执法机构和原来一样的种族主义。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一套平行体系（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是平行关系），各个政府的行政与立法的关键岗位都是明选。这种制度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整个体系和大局负责，人民似乎总有主动权，貌似能够改变政治现状。这种安排使得美国社会能够很快的消化、消解内在矛盾。

——执法的警察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这只能说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局管理有问题。肯定和美国其他地方的政府、政客没有关系，和美国体制更拉不上关系。

——明尼阿波利斯市是民主党/左翼重镇，请明尼阿波利斯市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和美国其他地方没有关系。明尼阿波利斯市市民如果觉得市长、市议会有问题，那可以通过选举来更换班子啊。权力都在你们手里。

——明尼苏达州的各种选举政客——包括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国会参议员及众议员、州长、州检察官、州议会都可以出来表态谴责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说正确的话，表正确的态，顺便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全国各种政客，从白宫、联邦政府各部门，国会代表各州的参议员与众议员，各州的州长及州议会议员、各地方的市长、市议会成员即选举政治家、各种政党及政治团体领袖都可以出来，说正确的话，表正确的态，顺便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媒体是“白左”控制的，也会说各种正确的话，表正确的态，谴责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舆论上一片自由开放、充满正能量的大好形势。

——各种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社会组织、企业也会出来表态谴责，使得美国呈现一副向前迈进的场景。

结果是，一大堆政客通过说正确的话捞取了政治资本；公众觉得事件的后续昭显了美国制度的开放与先进性，人们把全部矛盾和责任聚焦在具体执法的警员身上（也就是那个把膝盖按到George Floyd 的白人警员身上），同时对美国体制的自信进一步提升，认为这里是最先进、最开化、最文明的地方，是人类自由和民主的灯塔。同时，更最重要的是，人们迅即因此自满，同时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会有任何变化。

下一个黑人被警察无故杀害可能是几天后的事；下一个被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虐杀的George Floyd可能发生在数年后（也可能更短）。

美国社会并不会因为George Floyd发生变化，绝大多数的公众（我们把非裔美国人排除在外）也不会因此对美国的体制产生质疑。恰恰相反，会更加迷信美国体制。

笔者反复试图说明的是，美国的分权制度使其具有分解、消化、瓦解政治批评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它能够将任何对制度、政治的批评化解为微观技术事件，或者化解为仅针对具体政客或机构、个人，但绝不会构成对美国价值观、美国体制、美国建制与社会基础的批评。

美国自诩为西方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的典范，但事实上，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更加公正、文明的社会，甚至颇为野蛮、反智和庸俗。基于选举的分权体制并不是社会公正运转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相反还有负面作用，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比所有其他国家都更能化解、瓦解人们对政府与体制批评的社会。即便这个社会并不公正，并不那么文明，它也有能力让大部分国民拥有一种自信，认为自己处在全世界最公正、最文明、最开化、最幸福的世界里，认为其他地方只能是蛮夷的待改造之地。

这就是美国体制具有的迷惑性。通过在形式上向普罗大众让渡选举权利，让普罗大众以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既是美国体制的妙处（因为它似乎永远不会内爆及被推翻），也是美国体制自我营造的陷阱（因为美国人陷入了某种体制陷阱，被剥夺了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美国不会相信不同体制的国家做得比美国更好，譬如中国在COVID-19抗疫上表现更加出色，则美国只会坚定的、由衷的相信中国在进行数据造假。这不仅仅是Trump的政治措辞，而是美国普罗大众的真实想法。

最后要补充且强调的一点。是不是放开舆论，允许老百姓随意的骂政府，政府公信力就提高了？不是的。美国体制的抗骂能力不在于舆论公开，而在于政府分权（任何一级政府的权力都在被无限缩小，政客的权力被充分限定）及选举政治（大部分关键岗位都是选举而成，人民觉得自己权力无限）。中央集权的一体化的政府是无法效仿美国体制的。以中国为例，人们把所有公共权力视为一个整体——今年2月份，从武汉卫健委、武汉市、湖北省、武汉病毒所、到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中央政府，到红十字会乃至其他机构，都被视为是一个有机的、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整体。这和美国的分权有本质不同。

3、警察暴力问题

这里的警察暴力不是指在街头虐杀George Floyd的警察，而是指镇压广大示威者的警察及政府对暴力执法的态度（包括Trump本人）。

很多人也立即会将美国警察武力执法与去年夏天以来香港警察的执法进行比较，指出美国警察远比香港警察更加暴力，并质问西方社会为何采取双重标准，刁难香港警察。

实际上，西方的标准是，只要是民选政府，警察执法无论如何暴力都具有广义的合法性。这背后的逻辑是：

1） 警察就是国家机器，代表政府履行国家意志。又因为主权在民，政府是选举产生，拥有充分的公民授权，所以警察有主权授权，带有最高的合法性；

2） 民众如果对警察的表现不满意，可以诉诸表达，并通过选举更替政治领导人，所以权力始终掌握在群众手里。

这就是西方人真实相信的逻辑。所以，一个国家只要在形式上推行了西方制度，引入了充分的liberal democracy机制，被纳入到西方政治的大体系里，就可以享受与美国警察诉诸暴力同样的逻辑了。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地都被纳入西方政治体系，因此他们的警察自动就能获得西方世界更高的道德“授权”。

因此，印度的警察诉诸武力不会受到西方关注，因为印度被视为是民主国家，相当于有了豁免金牌。

但其他国家的警察如果诉诸武力（例如中国/中国香港），西方就不会善罢甘休了，立即把你标签为警察暴力。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和道德上的全盘否定。

西方的行为及结果显然是双重标准的——一方面纵容自己警察的暴力，一方面批判香港警察的武力执法。但他们的动机又不完全是双重标准的：他们由衷认为选举政府之下的警察是不同的，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和授权，即使警察诉诸更大的暴力也可以被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权力在人民手里，民众有权定期更换政客，影响政府行为，因此对政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西方认为，非民选政府的警察是无论如何都不具备授权——他们只要诉诸一点暴力就会被上纲上线、称违反了政治权及公民权。如果警察对抗的是社会运动，示威者祭出了“民主”大旗，警察也仍然进行镇压，则西方政府更难接受，将警察上升为“自由世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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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美国体制的独特性。在现实世界里，特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日渐撕裂的21世纪里，美国体制并不必然能够带来正义（justice），或者说这样的体制设计本身并不能保证正义：美国体制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社会实现正义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美国体制因过度去中心化、过度分权、在形式上对民众让渡了太多权利，同时又有表面的开放性，使得人们一方面自我感觉有巨大的授权和自由，一方面又很难对美国体制进行有效的、宏观的批评，只能无的放矢，隔靴挠痒，将矛头对准具体的机构和具体的政客身上。结果是必然无法帮助美国社会反思，无法帮助美国改变自身政治。

现在看来，中国的敌人似乎是美国。

美国的敌人是什么？是Trump么？不一定。现在看来，美国的敌人可能就是美国体制本身。当明尼苏达阿波利斯的黑人们喊出“I can’t breathe”时，反映的正是他们对美国体制的绝望。

今天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