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的世界会好吗？——经济篇_风闻

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世界已经陷入巨大的变局之中。那么，这个世界会好吗？

本文将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并非专业的经济人士，只是常年与政治理论及意识形态打交道，对经济类的东西有些了解。写此文章不为传播观点，只是希望明确问题，抛砖引玉而已。

探讨这个之前，先明确我关于市场的几个基本观点：

1、市场不是先天存在、无所不能的，它是人类创造，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壮大的，不应将其当做神一样来崇拜。意思是，市场是可以被人认识、控制并利用的；在过去我们把市场形容为“看不见的手”，但在现代以及未来，依靠信息、数据技术，人类需要且必然会将“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的手”。

2、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如民生、教育、安全、法制、科学、文化等等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意思是，不能让市场经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应该让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猜想：市场经济并不是必然会间断性失灵导致经济危机，而是因为社会其他领域出现了严重问题制约影响了市场。

3、限定区域的市场需求是可以增长升级的。就如一个贫穷的山村，最初的市场需求只是一些食物、衣物等低价值的基本生活物品，但随着山村的逐渐富裕，市场需求自然就会增长升级逐渐涵盖生产、交通工具、基础设施、住房等等高价值需求。意思是，保证市场需求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不只有地缘扩张这一条断头之路，而共同富裕才是唯一的符合上帝期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解释。

相反，如果认为市场是神一样的存在，不可知、不可控，那么人就不会勇气去抵抗并战胜经济危机；如果认为市场需求的增长只能依靠地缘扩张，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只有战争与绝望。

一、经济危机有什么危害？

经济危机造成的危害并不比新冠疫情的危害小，原因在于危机造成的失业。病毒能要人命，但失业也会要很多低收入、无储蓄者的命，间接造成犯罪高发以及个人极端、群体极端事件的高发,甚至造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革命。因此，疫情防控的决策是极端两难的抉择。西方国家进行决策时，在早期明显的优柔寡断，在复工复产时又显得急躁，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与中国近乎完美的应对相比，才显得有些拙劣而已。

在中国，近乎完美的疫情防控过后，即使社会稳定、政治安全都得到极大的暂时巩固，但如果高失业率得不到解决的话，犯罪率以及个人极端事件的风险也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如美国，情况要比中国严峻很多，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将不仅仅局限于犯罪以及个人极端事件，群体性事件以及社会骚乱将成为防范的重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经济危机极大概率将影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安全及制度安全。所以，西方政客们的“要钱不要命”有着很强的必然性，当然并非绝对的必然。

二、这次的经济危机与普通的经济危机有何不同？

这次经济危机由外在的天灾和内在的人祸共同作用而造成，相比单一原因的造成的经济危机，应对难度急剧上升。

从造成的危害来看，普通的危机只是危害了部分群体，间接造成整体影响，此次疫情危机结合经济危机直接危害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的损失要比2008年经融危机严重无数。

从人们的应对能力来看，受疫情影响，很多可以用来刺激经济的方法无法使用或使用受限；在西方国家，政府能力不足，意识形态的混乱、社会分裂难以团结等等都预示着西方国家复苏经济的道路上将遭遇重重障碍。

因此说，此次的经济危机与普通的经济危机确实不同，可以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三、这次的危机是否会像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那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这次疫情和经济的共同危机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的难度可以与1929年相比，但是，现代的人类、国家与政府比起1929年已经进步了很多，所以，绝不会出现上世纪那样灾难性的后果。

从人民群众的素质来看，当年的群众，受教育不高，接受的信息狭隘片面，很容易被诱导，变得迷信和极端；现代的群众受教育程度高，而且受互联网影响，长时间处于矛盾信息的洗礼之下，怀疑及理性精神远超过去。

从个人命运、人道主义灾难来看：上世纪3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初始阶段，极不完善，几乎必然出现“危机→失业→贫困→人道灾难”的现象；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虽然不可能完全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总体情况必然会好上很多。

从经济危机的应对能力来看：上世纪30年代，人类没有对经济危机的深入认识，只是凭本能和感觉来应对危机；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起来，人类对经济危机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认识，也已经通过各类手段战胜过多次的经济危机，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方法，应对能力比起上世纪30年代已有长足进步。

从经济结构而言：公有制经济是抵抗经济危机的关键之一，原因在于公有制经济可以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克服过大的贫富差距，同时促进社会的信任团结并维持稳定。西方国家的公有制经济虽然比起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差距，但是经过二战后的企业国有化浪潮，比起上世纪30年代同样有长足进步。

从意识形态来看：上世纪30年代种族仇恨思想蔓延泛滥，无数民众因迷信而极端，这是引发二战的思想根源。现代世界，种族主义宛如过街老鼠，只能存在于某些阴暗角落，虽然受危机压力的刺激，会有一定的反弹蔓延，但已难再现当年的猖狂，理由就是民众素质的提高（见前）。当前最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就是“美国对中国无底线的污蔑抹黑”，虽然很激烈、很恶心，但其本质还在“羡慕嫉妒恨”的可理解范畴之内，与“你死我活”的种族仇恨还相距甚远。危机来临，虽然牺牲和苦难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但是我们不应该过于悲观，应该看到人类自身、文明以及社会都在进步之中，战胜危机是必然的。

四、西方国家能否快速的战胜这次的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不可能快速的战胜此次危机。原因如下：

一是这次的危机是由经济危机、疫情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中西方疫情防控的巨大差异所引起）、制度危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等）等相互交织而成，不像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经济领域的局部问题，这次则是牵扯整个社会的全局问题，应对难度是指数级的上升。

二是在寻找正确道路或方法的环节上，西方必须放下由来已久的傲慢，改变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之处，才能找到正确的抵抗战胜经济危机的方法，这是需要时间的。

三是在达成共识、形成决策的环节上，西方现有的制度，社会阶层对立、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等等都会给决策造成重重障碍，效率低下将是必然，这就意味着将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四是在最为核心的落实环节上，首先是政府能力受新自由主义主义影响，近四十年来屡遭削弱；其次是社会的阶层分化对立，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会让团结协作变的异常困难；第三是制度问题特别是美国，难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难以整体一致的共同行动。因此说西方国家的执行落实能力是很成问题的，即使他们找对了方法，形成了决策，也将有较长一段时间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虽然西方在应对危机时，必将遭遇重重困难，但他们战胜这次的危机仍然是必然的。因为人是会变的、会进步的。就拿美国为例，20年前骄纵狂妄、不可一世，很随意很轻率的就发动两场战争，到了特朗普时代，到处退群，甚至要主动放弃世界领导者的地位，这就表明了美国人正在逐步摆脱狂妄的心态，开始变得务实，而这就是改变和进步。伴随长时间的危机和压力，西方必然会做出更多更大的改变。

五、如何应对这次的经济危机?

角度一：按照市场的规律，当需求不足时，生产就会减少；生产减少进一步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和失业；收入下降和失业导致需求进一步下降，从而进入恶性循环，这就是经济危机。所以战胜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保持市场需求的稳定增长。而制约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足，导致消费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收入下降，应对方法就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至于如何提高，那就属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范畴了,如中国有扶贫、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等，美国有发放现金、货币宽松等等，做法不一，但殊途同归。

角度二：复苏经济，战胜危机，需要让市场经济重新正常运转，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资本、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消费者、公共基础设施、贸易、社会治理等多个要素的共同作用。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非常适合木桶短板理论。举例：没有合格工人及工程师（劳动力），再先进的设备、生产线（生产资料）也难以发挥效果，优秀的工人及工程师还可以改进生产设备，促进生产资料的更新升级；没有交通、通信等公基础设施的保障，很多贸易行为就不可能实现，就像没有高速公路、光纤宽带等，就不会有电子商务；良好的社会治理可以保障公平，防范危机，维护人们对陌生人、社会以及未来的信任，让生产、交易、消费、投资变得活跃高效，相反如果社会治理很差，人们在进行消费、交易、投资时，必然会瞻前顾后，效率极低。……以此角度推理出的应对之法，就是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哪个不足补哪个，补齐短板，市场经济就会健康的持续增长。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短板往往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足；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短板则是社会治理能力、公共基础设施、劳动者技能等方面。总之，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不可一概而论。应对经济危机的思路可以统一，但方法却只能是自由的、差异的，因为不同的病，需要不同的药。虽然都是经济不景气，但是导致的原因是不同的，应对的方法也必须是不同的。

角度三：在现实中，“找寻方法”的难度不高，因为只要集思广益，查缺补漏，总能得到很多方法，然后讨论、试验、验证，再讨论，再试验，再验证，……一步一步总能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正困难的是“达成共识（决策）”和“执行落实”，因为人心复杂。

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良好的党群关系及政群关系为中国提供了冠绝全球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所以中国将成为最快最早战胜疫情后经济危机的国家之一。西方各国则需要先调整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来提高自身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之后，才能有效的应对这次的经济危机，因此必然会慢中国一拍。

六、危机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个观点，世上没有绝对的善，虽然经济全球化给人类以及人类文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益处，但是对经济全球化过度的依赖和迷信，同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少的问题，贫富分化、中国的发展不均衡、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体系难以建立等等问题都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暂时放慢一些，对人类社会及文明的长期健康来讲，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危机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影响可以分为三步：

（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暂时放缓是必然的。原因：一是受危机影响，全球的消费需求会下降，贸易会萎缩；二是在战胜病毒之前，交通物流将遇到重重阻碍，同样会造成贸易萎缩；三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西方国家为抵抗疫情、经济以及可能的社会危机，必然会想方设法加强制造业，解决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而贸易保护几乎是其必然会采取的手段。

（二）放缓是暂时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必然的。原因：一是现在完整的工业体系非常庞大，很少有国家能够具备完全的工业体系，再加上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很多东西必须依靠全球供应才能被生产出来，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二是贸易保护仅仅有助于工业体系的前期建设，却不利于后期的发展壮大，注定了保护只能是短暂临时性的；三是人们对和平、自由及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经济乃至政治的全球化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滚滚潮流，人类历史上以及文学作品中无数的冒险、传奇故事应该能够证明这一点。

（三）经历过放缓，重新复苏以后经济全球化或许将迎来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全新升级。理由：一是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危机，各个国家不得不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状况，度过了危机也就意味着贫困、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对立等等社会问题得以极大的缓解，消费潜力得以大幅提升，从而保证全球市场迎来一个较长的稳定增长期。二是西方国家为保障就业，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必然会复兴制造业及其他实体经济，意味着全球市场在复苏之后，将具有更多的竞争和更多的活力。三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放弃“造不如买”的想法之后，将有可能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同样给全球市场带来更多的需求和竞争。四是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会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会上升，这有利于建设更平等、更稳定、更具活力的世界贸易体系。

七、猜想，“经济萧条期”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有可能是社会其他领域的高速发展期。

这个猜想源于，我读霍布斯鲍姆的《资本的年代》第二章“大繁荣”、第十六章“结语”和《帝国的年代》第二章“经济换挡”的一些感想。但受限于个人能力，有些东西我读不懂，而且自己也没有能力去进行验证。所以，强烈推荐有兴趣的人去读一读原文，肯定会对大家深入理解资本主义以及经济危机（萧条）有大的帮助。

书中提到：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经历了1848年—1875年近30年的所向披靡的“大繁荣”之后，进入了“工业、商业和贸易都出现了最奇怪的、在许多方面堪称空前的混乱和萧条”（当时的某位观察家语）的时期。当时的观察家称此为“大萧条”，时间一般认为是1873年—1896年。期间在美国有2.1万英里铁路因破产而瘫痪，德国股票的价格从繁荣顶峰的1877年下降了60%，1889年的一篇德国的研究文章指出“自从1873年股票市场倒闭以来……除了短暂的例外，‘危机’一词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充满矛盾的“大萧条”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物价的下跌，在欧洲，1894年的小麦价格只有1867年的1/3多一点，1871年5月—1894年8月间，铁的价格下跌了50%；二是生产的扩张，1870年—1890年间，五个主要产铁国，特的产量增加增加了一倍多（由110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钢的产量增加了20倍（由5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三是工人实质工资的增长，以及物价下跌的恩赐，顾客手中可以花的钱比以前多得多，此前受限于粮食和服装的大众市场，开始主宰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国内消费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四是工业保护主义拓宽了世界工业的基础，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达到英国1860年左右在工业世界的巅峰地位（钢铁产量占世界的53%，纺织品占世界49%）；五是民主政治在这个时期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上流人士在革命的威胁下不得不允许那些“无知粗俗的民众“参与到政治中来；六是政治的民主化使政府不得不走上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状况；七是承接了欧洲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繁荣的“美好时代”。

个人以为，这个被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88年形容为“长期的低物价、低利息和低利润”的“萧条”时代，或许只是资本家、银行家的萧条寒冬，而对于靠劳动为生的普罗大众而言，可能却是奔向小康的繁荣春天，只是因为没有人站在底层群众的立场角度，进行观察记录以作证明。

这个猜想不是为了告诉大家未来会怎样怎样，而是想要说明世界没有绝对的善或者恶，风险中蕴含着机遇，灾难中蕴含着活力。虽然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萧条），但并不意味着悲剧已经注定，未来还在人类的手中，只要战胜狂妄、战胜狭隘，学会对人心的敬畏，克服投机，脚踏实地的努力付出，去改造社会，改变世界，就可以把风险变成机遇，把灾难变成新生。我们可以期待，在战胜疫情以及经济危机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世界范围内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题外话，梁漱溟先生有一本书的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本文标题也是向梁漱溟先生的致敬，因为他的书曾经帮助我走出了人生路上那段迷茫彷徨期。随后我还将继续从政治、民主自由等角度来回答“疫情后的世界会好吗？”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转发，支持我的思考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