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调整！这一次，全国复制成都_风闻

文丨西部菌

重要会议接近尾声。今天，一则消息刷屏：

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很明显，这个调整的潜台词，就是鼓励各地给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释放更多的生存空间。

而允许临时占道经营这项政策的“发源地”，正是成都：

今年3月，《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出台，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等工作前提下，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和夜市、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

上述消息发布之后，实际就迅速引发了全国关注，并有多地跟进执行。

此次中央文明办宣布调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则标志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都将获得认可。

为何是成都率先煽动“翅膀”？它被全国认可，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城市竞争逻辑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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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下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两个多月以来的战绩。

据新华网报道：

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748个，流动商贩经营点17891个……

自3月出台政策允许商户商贩临时占道经营以来，截至5月21日，成都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不到3个月，增加就业超过10万个。这放在任何城市，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对就业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而“隐形”的利好，还有居民生活便利的增加，以及城市加速恢复的烟火气。

疫情之下，城市人气重新旺起来，其重要性相信无需多解释。

一季度，成都GDP同比下降3%，虽然不及南京这样的正增长表现，但在主要大城市中，依然处于领先地位，且增量超过苏州，排名到了全国第六名。

而在前不久媒体统计的2-4月份经济复苏指数排名中，成都位居全国万亿级城市第五位。

除此之外，这样的举动，还为成都狠狠刷了一波“好感”，这对城市开放形象和包容营商环境的展示，更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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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包容性，但凡有过关注的人应该都有所耳闻。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与“来了就是深圳人”，可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点也体现在人们用脚投票的选择之上。近几年的“抢人大战“中，成都连续数年保持20万以上的人口增量，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旅游和流量方面，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城市。

至于在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打造，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从允许占道经营这点，西部菌最想说的是，一个城市对于底层群体的关怀和包容的重要性。

允许临时占道经营，很容易让人想起，北京当年的地下室，广州、深圳的城中村，上海当年的群租房。它们都是给城市底层群体或是初来乍到者，提供了一个容身之处，也成为城市活力与包容度的最直观指标。

虽然由于发展阶段变化，一线城市中的诸多做法都已遭遇“时过境迁”之变，但是对于内陆城市而言，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也是它们的比较优势所在。

一些人把部分二线城市的高房价，形容为“一线化”，而在城市管理方面，一些城市同样要警惕不切实际的过早“一线化”。

中国GDP万亿以上城市已经超过17座，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过去说千篇一律是大忌，主要是从城市的景观建筑风格而言的，其实在发展理念上，同样应该摒弃不顾实际的“复制粘贴”。

不客气地说，一些城市由于缺乏对自身的准确定位，最终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高不成低不就”，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也伤害了发展活力。

未来一批二线城市的崛起是必然，但绝不是以复制一线城市的方式。

此前重磅会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成渝地区的定位，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之外，还有一条算是最具特色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在西部菌看来，这一点恰恰是点晴之笔。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低于其它几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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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的最大启示，应该是让更多城市要明白，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和资源的重要性。

一方面，当前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对国家政策的争取上。

从国家中心城市，到城市群、都市圈，再到自贸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每个城市都不应该怠慢。

但另一方面，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的同时，有些政策是一些城市可以自己拍板的，更需要尽最大可能拓宽发展空间。

比如，这几年以降低落户门槛为主要方式的“抢人大战”，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它大大加速了城市户籍“拆墙”的进程，一些先行出手的城市，也成为最大受益者。

另外，在推动都市圈内部户籍互认方面，前不久宁波就成为先行者。

再比如，吉林等地此前就曾明确释放鼓励生育的信号。在这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还恳请在东北率先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这些都体现了一些城市和地方，在发展观念和行动上的积极改变。

而面对当前疫后经济复苏压力，更需要各城市发扬这种不甘落后的主动创新和行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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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突破的过程。

如从最早的个体工商户“合法化”，到引进外资，探索“前店后厂”模式，再到土地改革等等，每一步都伴随着一些城市的崛起。

它们虽然最终都需要国家政策的确认，但最初都离不开城市的自主探索。

已故经济学家科斯，曾将政府主导之外的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定义为“边缘革命”。

某种程度上说，相对于由国家政策来钦定，每个城市自己主动探索的改革创新，也可以称作是城市的“边缘革命”。

虽然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基础远非过去能比，但是在国内外新的发展形势下，主动的，自我探索的“边缘革命”，仍未过时，甚至显得越来越重要——不仅对具体的城市重要，也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一争政策支持，二能主动打开观念桎梏，谋求创新发展。能够将这两者都结合好的城市，注定不会平庸。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