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及其影响_风闻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2期的国际政治与安全栏目。

作者：王世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所副所长）

内容摘要

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印度民族独立斗争，其核心诉求是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与世俗主义并列为印度两大社会政治思潮。自2014年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印人党）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虽然主要着眼国内，但亦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印度的对外政策，持续影响印度与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已成为观察印度外交的重要视角和不可或缺因素。未来该思潮将保持崛起势头，“国民志愿团”等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影响将持续拓展，但也面临世俗主义、多元主义等传统思潮的挑战。

2019年12月11日，印度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根据该法案，印度当局将有条件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抵达印度的所谓“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徒以印度公民身份，而穆斯林则不在此之列。此事在东北部阿萨姆、首都新德里等多地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进而演变成全国范围的骚乱，至少导致几十人死亡。印度舆论普遍认为，此次骚乱是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全国性示威。笔者认为，印度当局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以及此前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推动在北方邦阿逾陀的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等，均彰显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府和社会的强势抬头。本文将回顾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演变脉络，归纳其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何种影响，并分析其未来走向。

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

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独立斗争，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抬头，2014年以来强势崛起为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内容庞杂，但核心追求是把印度建成“印度教统治的国家”。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近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次大陆屡遭征服与入侵，近代更是被英国殖民者所统治。19世纪以来，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催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与世俗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印度民族独立两大思潮。世俗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同民族、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国殖民者，最终建立一个政治独立、经济富强的新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则鼓吹将民族独立与教派利益相结合，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打压穆斯林等所谓“异教徒”，为印度教徒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简言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定义可以从印度教和民族主义两个层面理解。在民族主义层面，该思潮产生于印度民族独立过程之中，要求英国殖民主义者撤出印度，给印度以独立；在印度教层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教派意味，反对穆斯林，要求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其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教大斋会”领袖V.D.萨瓦卡所著《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一书影响巨大，被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印度教特性”是萨瓦卡所创造出来的新词。萨瓦卡本人表示，印度教特性所重点呈现的并非宗教，而是“民族方面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和民族等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萨瓦卡认为，尽管印度教徒内部存在不同与差异，但与穆斯林等非印度教民族相比较，其内部存在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并以上述要素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萨瓦卡将基督教徒、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信仰者划为另外一类人，即“不尊重印度教文化的人”。“尽管印度斯坦也是他们的祖国，但却不是他们的圣地，他们的圣地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他们的神话、英雄等都不是源于这片土地”。萨瓦卡这种“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划分可谓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即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有着不同宗教、种族、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萨瓦卡反复强调要恢复印度教传统，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

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表组织“国民志愿团”领袖M.D.戈尔瓦卡在其著作《我们或我们的民族性界定》中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并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对这个国家并不忠诚，不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对印度教徒生活方式抱有敌意。在印度的每个穆斯林聚居区都是一个小“巴基斯坦”。按照这一逻辑，戈尔瓦卡将印度的穆斯林与基督徒都排斥在印度国家之外。

时至今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仍然将萨瓦卡和戈尔瓦卡等人的观点奉为圭臬，认为相比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论宗教，印度教过于多远和复杂，既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都认可的唯一宗教经典，也不存在严格规定所有印度教徒必须执行的明确行为规范，而是存在诸多宗教经典，且神佛满天，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都唯一信仰的神。印度教这一特性导致印度教教徒的力量过于分散，因此历史上没能有效应对穆斯林和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为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着力通过“文化重构”打造“印度教特性”，强化所有印度教徒的共同身份认同，将印度教从多元而松散的宗教转化成为基于共同宗教信条的统一和有组织的信仰，最大限度地凝聚所有的印度教徒，通过渲染莫须有的外部威胁等凝聚力量，共同服务“印度母亲”。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孜孜以求复兴古老的印度教社会与文化，把印度建成“印度教所统治的国家”，而印度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应该由印度教的信仰和文化来塑造。简言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印度）、一个宗教（印度教）、一个民族（信仰印度教的民族）和一种语言（印地语）”。

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次大陆强势崛起。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开国总理尼赫鲁率领国大党政府坚持世俗主义，反对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后者一度陷入沉寂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大党丧失在印度政坛的超强地位，其坚持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理念逐渐褪色，印度教民族主义趁机再度抬头。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组织推动在北方邦阿逾陀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要求政府在遗址上重建印度教罗摩神庙。印人党作为主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借支持和鼓动“重建罗摩神庙运动”迅速扩大了在印度教徒中的影响力，在20世纪90年代问鼎联邦政府，与国大党一起成为印度政坛两大主要政党。

2014年，印人党赢得大选并出面组织政府。印人党的发展壮大，直至问鼎最高权力均离不开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其2014年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政策，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印人党推动在全国范围内修改地名，将很多带有伊斯兰寓意的地名改为印度教色彩浓厚的新地名。例如，阿拉哈巴德（意为真主所在之地）系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16世纪在印度北部建造的一座城市，可谓莫卧儿王朝的行政、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一名称拥有435年历史。该城市名胜古迹众多，既有印度国父尼赫鲁的故居，也有当年阿克巴大帝建立的古堡。印人党控制的北方邦政府坚持认为，该城市本来名字是寓意为印度教圣地的普里亚格（Prayagraj），指责阿克巴大帝改变了其原有的名字，因此于2018年底正式将阿拉哈巴德改名为普里亚格。然而，印度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子虚乌有。例如，阿拉哈巴德大学前副校长法鲁奇教授表示，“Prayag一词在不少印度教经典中被提及，意为印度教徒朝圣之地，但从来不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印人党政府还拨款寻找印度教经典中记载的所谓“神秘河流”。有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伪科学，指责这项研究类似于动用公款研究美人鱼。

2019年以来，印人党政府出台的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涉及议题更为重大和敏感，且政策出台密度非常之高。8月5日，印度颁布总统令，废除授予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370条款，成立“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联邦直辖区，并且允许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之外的居民在当地购买不动产。取消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可谓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长期诉求，也屡次正式列入印人党的选举纲领与口号。印度总理莫迪在废除宪法370条款后公开表示“印人党履行了2019年选举承诺，在执政70天之内解决了印度建国7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印人党的母体国民志愿团更是一直指责宪法370条款导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本土分离，要求必须予以废除，并在8月6日公开称赞政府采取“勇敢行动”，实现了印度宪法制定者初衷，让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与印度其他邦享受同等待遇。

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可位于北方邦的阿逾陀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出生地，将原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土地交由印度政府成立的信托基金，进而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并另外拨地5公顷修建一座清真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此拍手称快，例如，国民志愿团领袖莫汗表示，国民志愿团欢迎最高法院做出了正确的裁决。此案件源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于1992年12月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持续要求在原址上修建罗摩神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争论持续至今。鉴于此事关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族群的宗教感情，此前印度历届政府曾封闭当地，避免引发新一轮冲突。

除了印人党控制的联邦政府之外，印人党等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掌控的邦政府在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方面也不遗余力。其中，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亚纳特上台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措施，例如，全面禁止宰杀母牛；组建“反罗密欧小队”，不允许男女在公共场所亲热；在北方邦所有政府办公室里禁止抽烟等等。印人党主导的古吉拉特邦等地方政府修改中小学历史教材，大段删除有关穆斯林统治者的章节。

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影响深远

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政治生态演变互为因果，水涨船高，对印度未来局势演进的影响力持续上升，这在印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均体现深刻。

（一）内政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持续炒作诸多敏感议题，如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在北方邦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以及有条件授予来自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所谓“非穆斯林难民”以印度公民身份等。这些显然加深了印度国内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歧，不利于印度社会稳定和包容性国家构建。例如，退休历史学家阿迪蒂亚·穆克吉(Aditya Mukherjee)表示：“印度国父尼赫鲁曾经表示，如果印度出现法西斯主义，那么最可能的表现形态就是‘印度教徒的多数主义’。当前，尼赫鲁的预言正变为现实”。

与此同时，穆斯林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全面打压。在社会安全方面，长期追踪仇视犯罪的组织Factchecker数据显示，激进的印度教徒以保护母牛的名义对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派曾发动了上百起袭击，共导致上百人死亡。仅2018年，印度就至少发生了13起以保护母牛为借口而致人死亡的恶性犯罪事件。2019年，关注人权状况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专门发布报告，记录印度近年发来发生的此类暴力犯罪事件。该报告认为很少有罪犯因为“保护母牛犯罪”而受到惩罚，指责负责调查犯罪的政府官员无所作为和滥用职权，导致印度社会在这方面逐渐形成了有罪不罚的文化。一些杀手甚至被誉为捍卫信仰和排挤穆斯林的印度教英雄人物。在政治地位方面，印度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15%，但其在印度议会所占比例却远低于其人口比例。2014年议会选举后，穆斯林在议会人民院的席位减少到22个，只占全部席位的4%，是近50年以来的最低比例。2019年议会选举之后，穆斯林占人民院席位比例仍然不足5%。2019年12月11日，印度联邦院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根据该法案，印度当局将有条件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抵达印度的所谓“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徒以印度公民身份。此事旋即在印度十几个邦引发抗议示威游行。对印度穆斯林而言，该法案拒绝给予来自上述三国的穆斯林以公民身份，具有明显的宗教歧视意味，可谓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最新一轮压制穆斯林的措施。前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阿更在议会公开表示，在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国家公民登记制度”。此前，印度政府已经在阿萨姆邦实施了该制度，共有3300万人提交了身份证明材料，其中多达190万人被排除在最终公民身份名单之外，一些人甚至遭到政府拘留。在经济权利方面，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米塔布·昆都(Amitabh Kundu)表示，过去几十年以来，印度社会的种姓歧视已大大减少，但对穆斯林等少数族群的宗教歧视却在增加。例如，当前印度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全国各地都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中心，但穆斯林向大城市的移民率反而下降，这源于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在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之外。在舆论氛围方面，印度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新闻媒体迫于压力而不敢谈论某些话题，尤其不敢报道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仇恨犯罪。如，2017年7月，印度最大的英文报纸之一《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推出了“仇恨追踪”(Hate Tracker)运动，追踪记录印度国内基于宗教、种姓等其他身份认同的暴力犯罪。然而不到3个月，这一活动便无疾而终，该报的高级编辑也被迫离职。再如，2018年涵盖印度全境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也反应了印度社会舆论走向。该调查显示，尽管出身不同的种姓和地区，但大多数印度教徒认为，吃牛肉的人应该受到惩罚。大多数印度教徒也认为印度教徒多是爱国者，近半数印度教徒怀疑穆斯林是否爱国。印度前外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就此表示，“当前印度穆斯林面临艰难时刻，正遭受‘成规模的迫害’”。

（二）外交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印度外交，并将印度的周边和国际环境造成持续影响。

首先，导致印巴关系更为紧张，地区形势动荡不安。回顾2019年，印人党政府出台诸多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内政外交政策，其中不少与巴基斯坦相关，直接加剧了印巴关系紧张，甚至导致两国重兵对峙，紧张局势持续至今。例如，2月26日，印度空军宣布，12架“幻影-2000”战斗机在预警机、加油机等支援下越过印巴实际控制线，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拉克特（Balakot）地区的武装分子营地发动空袭。事后印方表示，空袭旨在报复当月14日印度“中央预备警察部队”车队在印控克什米尔普尔瓦马遭总部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穆罕默德军”自杀式袭击。但实际上，印度国内外不少媒体认为，空袭名义上是对巴基斯坦实施报复，但实质上是印人党政府着眼5月印度议会选举而炒作国家安全议题，借此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夸大外部威胁转移国内对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问题严重等的不满。印度媒体认为，越境空袭后使印度民众关注议题迅速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领域转移至国家安全，印人党政府更是强化塑造莫迪所谓“印度守卫者”的正面形象，可谓为印人党赢得选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印军越境空袭却招致巴基斯坦强力反制。当月27日，巴基斯坦空军越境空袭印控克什米尔实施报复，并与印度追击战机空战，击落印军飞机，并俘虏1名印军飞行员。同时，印巴地面部队也进行大规模调动，擦枪走火事件持续发生。鉴于印度军机此次较大规模、较远距离入侵巴基斯坦领空是1971年印巴第三次战争之后的首次，也是1999年卡吉尔冲突以来印巴空军编队规模的正式对抗，这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印巴全面开战的严重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此次越境空袭可被视为首次对巴基斯坦实施所谓“冷启动”战略。印度“冷启动”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提升印度军队的战备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在遭受跨境恐怖袭击等危急时刻抢在国际社会介入之前就对巴基斯坦发动快速反击，在“惩罚巴基斯坦”的同时严格限制作战范围和目标，避免全面战争。然而，此例一开，印度未来以“冷启动”对巴基斯坦频繁动武可能性大增，巴基斯坦在严峻军事压力之下可能被迫使用战术核武器予以还击，印巴爆发全面战争和核战争的可能性不降反增，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2019年8月5日，印人党政府宣布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成立“查谟和克什米尔”“拉达克”两个联邦直辖区。此举既是印人党落实其竞选承诺，更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孜孜以求的长期目标。这一举动再次引爆印巴关系。巴基斯坦以“南亚穆斯林的家园”立国，而克什米尔地区作为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地区，巴基斯坦认为理应加入本国。在内外压力下，巴基斯坦当局调动陆空军，增加部署各类导弹。印度方面则针锋相对。两军高强度对峙持续至今，若频繁擦枪走火，不排除未来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同时，南亚地区存在不少反对印度控制克什米尔的激进组织，例如“虔诚军”“穆罕默德军”等。印度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现状可能引发上述反印组织的报复，这势必引起印度方面的进一步行动，进而导致印巴对抗烈度的持续升级。此外，印度原宪法370条款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系当地政治势力与印度当局合作的基石。如今印度新成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联邦直辖区政治权力不如原来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当地民众普遍感到“被印度政府欺骗和背叛”。当前，印度当局虽然采取增派军警、切断当地电话和网络等措施稳定局势，但短期高压显然不足以维持当地的长期和平稳定。未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斗争恐更加激进化和暴力化，当地民众在反政府示威中已喊出“未来只能采取暴力解决方案”等口号。

其次，增加印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提出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构想以来，在印太这一更大地理范畴平衡中国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印度因为块头较大和地缘位置独特成为美国的重点拉拢对象。为此，美国放弃了原本兼顾印巴的南亚平衡政策，转而公开“拉印压巴”，反复鼓励印度应发挥“净安全提供者”作用，甚至配合印度对巴基斯坦加大施压，并持续向印度提供先进军备和相关技术，以便实现美印战略捆绑。然而，印人党政府持续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日程，且更趋激进化和公开化，将美国置于两难的尴尬境。这源于美国长期以“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作为其核心内政外交理念，若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打压宗教少数族群完全视而不见，那么无异于自己打脸。为此，尽管美国于2019年12月18日举办美印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年度“2+2会晤”，但美国务院、国会等机构仍然同期表态指责印度当局的过激行动。例如，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艾丽丝·G·威尔斯(Alice G.Wells)就表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并继续呼吁释放被拘捕者，恢复政治和经济秩序。美国国会则对印度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表示关切，认为印度宪法明确规定所有印度公民的宗教自由，敦促印度政府“保护其宗教少数群体权益”，重新开放因动乱而关闭的克什米尔清真寺和圣地，并对其限制手机和互联网接入表示担忧。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2月9日专门发表声明，称《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是“朝着错误方向的危险转变”，与印度的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传统背道而驰，违反印度宪法有关保护不同信仰民众平等权利的规定；一旦印度议会两院通过该法案，美国应该考虑对阿米特·沙阿等印度政府要员实施制裁。

与此同时，众多美国境内的学生组织也联名致信美国国会，指责印人党政府公然立法宣传和推行宗教歧视，呼吁美国国会对印人党政府相关官员实施制裁。这些学生组织包括耶鲁大学南亚学生社团、哥伦比亚大学南亚学生组织、耶鲁大学锡克人组织、布朗大学穆斯林学生会等。该联名信宣称，国民志愿团系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印人党政府大肆宣传和推行“印度教特性”，企图将具有多元文化和信仰传统的印度变为印度教国家，并煽动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情绪。《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可谓国民志愿团、印人党边缘化印度2亿穆斯林的最新举措。此前，印人党政府2019年8月在阿萨姆邦强制推行国家公民登记制度，未能登记在册的穆斯林等族群可能被关入拘留营，沦为无国籍人员。联名信呼吁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印度结束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通信和网络限制，号召美国国会对印人党政府要员实施制裁，直至其废除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国家公民登记制度，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避免印人党政府继续迫害穆斯林。”展望未来，尽管特朗普政府仍将在战略上拉拢印度，但印度当局持续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日程，歧视乃至压制宗教少数族群势必引起美方批评，进而导致印度对美不满，甚至成为美印战略进一步走近的一大障碍。此外，日印关系也受此冲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定于12月15日访问印度、16日在印度东北城市古瓦哈提举行元首会谈，但印度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引发大规模骚乱之后，日本宣布推迟安倍对印度的访问。

最后，不利于印度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次《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为例，印度与其东部近邻孟加拉国的关系深受影响。基于历史渊源和个人关系，孟加拉国哈西娜政府历来采取对印友好态度，甚至曾经呼应印度诉求联手抵制原定于2016年11月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峰会。鉴于孟加拉国人口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并与阿萨姆邦等印度东北部邦以及西孟加拉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持续抬头对孟加拉国民众产生直接影响，并将压力迅速传导至孟加拉国政府。该法案通过后，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随即取消原定访问印度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孟加拉国反对党持续批评哈西娜政府在印度国家公民登记制度、《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议题上表态软弱，施压哈西娜寻求印度当局提供书面保证，确保在实施《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之后不会将来自孟加拉国的所谓“非法穆斯林移民”遣返回国。2019年12月底，孟加拉国当局切断孟加拉国与印度边境地区的手机通讯，避免印度境内，尤其是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穆斯林因为印度当局落实该法案而逃入孟加拉国境内。考虑到孟加拉国已经因为缅甸境内罗兴亚人外逃而接受了近百万罗兴亚难民，本就人多地少的孟加拉国显然没有意愿和能力接受来自印度境内的穆斯林难民。这一事件势必对印孟关系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甚至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和波折。

未来前景分析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印度教民族主义将整体保持上升势头，其对印度政治、社会、外交等领域的影响也将更加显著。

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组织国民志愿团为例。该组织自印度独立以来曾屡次被禁，生命力非常顽强，虽不直接参政，但允许其成员支持印人党等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参选。例如，印人党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就是由国民志愿团成员萨亚马·普拉萨德·穆克吉于1951年成立，而国民志愿团时任领导人也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印度人民同盟”。印度国内外媒体普遍认为，在2014年和2019年议会选举中，国民志愿团充分动员其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不遗余力地竞选拉票动员，是印人党两次赢得大选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国民志愿团的影响力迅速提升。目前，印人党政府内阁核心成员几乎全部出身国民志愿团，总理莫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国民志愿团的积极分子，内政部长、印人党前主席阿米特·沙阿以及国防部长、印人党前主席拉杰纳特·辛格等人亦是如此。在当前印人党总书记中，国民志愿团派系同样势力强大，例如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穆拉里德哈尔·拉奥（P Muralidhar Rao）出身国民志愿团，布彭德拉·亚达夫（Bhupendra Yadav）与国民志愿团关系密切。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志愿团深耕印度基层，在中央、邦以及地方多级组织架构牢固完善，可谓印度当前最重要、影响力最广泛、最能接触基层民众的社会组织，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国民志愿团2014年在印度全境大约有4.5万个基层组织“沙卡”，而2019年就暴增至6万个。除国民志愿团之外，“猴王军”等同属于“同盟家族”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激进组织也大行其道。“猴王军”因立场激进而曾屡次被禁，但目前已经合法化，活动愈发频繁。尤其是印度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了“反皈依”法律，规定强制人们皈依新宗教属于非法活动。该措施表面上旨在保护印度教徒被迫改信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但却被“猴王军”等利用作为攻击基督教徒等宗教少数派的借口。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保罗认为，“猴王军”与二战时期纳粹组织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也要看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并非所向披靡，也面临着印度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的世俗主义、多元主义等思潮和势力的反弹和抗争。例如，印度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者激烈反对印人党政府2019年底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强烈抨击该法案以特定宗教身份划线确定公民身份，认为其违背印度宪法所强调的世俗主义原则，有损印度立国之本，各类抗议示威活动持续至今。他们表示，如果印人党政府初衷真的在于保护其他国家的宗教少数群体，那么就应该给予从斯里兰卡和缅甸这两个佛教国家非法进入印度的穆斯林以公民身份。除此之外，近两年印度地方选举结果也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所面临之挑战。例如，2020年2月，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地方选举。深耕新德里的地方性政党平民党（AAP）大获全胜，赢得所有70个席位中的62个，印人党仅获8席。此次选举距离印度当局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通过歧视穆斯林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不久而尤为敏感。在竞选中，印人党一如既往地聚焦全国性议题，尤其是炒作巴基斯坦和穆斯林威胁而制造“被威胁感”，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进而以“印度守卫者”自居而赢得选票。平民党虽然也就全国性议题表态，但更多聚焦当地议题，尤其是水电气，教育，公共医疗等民生议题。选举结果部分反映了印度，至少是首都新德里地区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愈演愈烈的反思和反弹。更为重要的是，与2014年印人党首次执政后在地方选举中连选连胜形成鲜明对比，印人党2018年以来接连输掉了多场地方选举，其中包括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地位凸显的大邦，例如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可以说，印人党自2014年以来在印度政坛的突飞猛进并未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治趋于碎片化的大趋势，地方政党在经历了2014年之后最初几年的颓势之后再次彰显出其扎根地方、了解当地民众的固有优势，印人党发展经济不力而被迫一味炒作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制造分裂争取印度教徒支持的做法似乎已过巅峰。

如上文所述，作为“印度教徒的多数人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印度的对外关系和周边环境。未来，印人党、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将持续推动“重建印度国家，重塑印度民族”，最终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在此过程中必将面临世俗主义、多元主义和地方主义等传统的反弹和抗击，可能导致印度社会加速走向对立和分裂，并外溢到外交领域，对包括中印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对此中国应该有足够的重视和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