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艳：中国消费券的创新实践与价值_风闻

来源：北大国发院

作者：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题记：2020年5月15日，在第144期【朗润•格政】论坛上，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教授发布《消费券的中国实践》研究报告，本文据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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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发现

前段时间在林毅夫老师组织下，我主持了有关消费券的研究，从不太了解到有所认知，有几个收获给大家分享。

第一， 林毅夫老师初期的很多判断，研究过程中都得到数据的印证，这对整个研究团队而言，都是一个近距离跟着林毅夫老师学习认识现状的过程。

第二， 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本来只是想评估一下消费券到底有用还是没用，是不是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研究完成时发现，消费券给我们机会来评估给中国地方政府在面对疫情、复苏经济时发挥的作用，这对进一步理解如何保企业、保家庭，促进经济发展，都有明显的价值。

如林毅夫老师所讲，新冠肺炎突然暴发，对经济直接带来灾难性影响，之前遇到危机都采用投资拉动，但基建等投资有时间差，急病用慢药，不够理想。

在抗击新冠疫情时，中国通过封城、隔离等严格的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进入下半场，经济抗疫的难度可能不亚于公共卫生的挑战，很多地方的需求和供给都在下降。我们就以消费券的发放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探寻其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

这份研究报告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到目前为止消费券的发放是什么样的状态；

第二， 有的城市发，有的城市不发，对于消费券发放的决策（发不发、发多少），地方政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消费券发放之后到底有没有用？

研究之后，我们有几个核心发现：

第一， 根据目前所有能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消费券活跃了市场、刺激了经济，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

第二， 消费券的发放过程和效果体现出了中国政府是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际、心系民生，并且能用有限资金启动消费，是既保企业也保家庭的“有为政府”。

第三， 到目前为止，消费券的发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发放速度、加大发放数量，实现精准发放，为此，我们也在报告中提出了建议。

三个维度的观察

新冠疫情本身是史无前例的突发事件，中国从抗疫到复工复产都走在了前面。接下来的问题是抗疫和复工复产必须并行，在刺激经济复苏时，“发放消费券”成为中国很多地方的选项，但并没有太多的国内外经验。

面对消费券，即便是已经做出尝试的各地政府也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怎么发；第二，具体发什么，这也需要设计；第三，发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这需要评估。

我们的梳理研究也基于这三个问题。

第一， 怎么发。从七个角度观察地方政府的发放行为，包括哪些城市发、什么时候发，覆盖了哪些行业、人群，以什么通道发、发放的批次安排。

第二， 消费券的特征，即消费券设计的优惠力度、有效期、发放方式等。

第三， 发放的效果从三个角度看。一是核销率，指的是一张消费券发下去以后老百姓的使用率，比如发放了100万，如果有70万被老百姓用掉了，核销率就是70%；二是到底哪些消费者使用了消费券；三是到底哪些商家从中获益。这是评估消费券发放效果的三个角度。

首先看地方政府的发放行为。我们从4月14日开始梳理，截至4月18日，一共有36个城市在发放消费券。第一个是山东济宁，然后是江苏南京，可以看出来主要还是集中在沿海地区，西部也有四川的几个城市。在我们研究的区间里，一共有170多个地市累计发放190多亿元消费券，总金额不算多。

其次看怎么发放。我们看到了发放特征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从覆盖的行业来看，是限定某些行业，还是直接给老百姓现金，随便使用。在中国的实践当中，69%的城市是有特定方向的，消费券会明确指定到餐厅或超市使用。从数据上看，主要定向于两种行业：第一种重度依赖线下消费，第二种需要比较快的资金周转。比如餐饮业94%，文化旅游64%，超市55%，百货61%。说明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关注这些行业。

从覆盖人群来看，主要是本地居民，但这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定向，以体现公平。当然，不少地方政府对低收入人群有特殊照顾，比如武汉、南京、杭州、绍兴，但这个定向的比例比较低，基本没有超过整个消费券计划的2%。

然后是通过什么通道发。所有的城市都是在线上发放，这其实跟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有关联。中国的数字支付全球领先，为消费券的线上发放打下了基础。只有8%的城市有线下发放的现象。具体的发放通道也面临着多种选择，因为平台很多，比如美团、腾讯、支付宝等都可以。目前已经发放消费券的城市里，有75%选择了单平台发放。

最后在发放方式上也不同。有的地方是抢券，有的是摇号和抽奖，有的可能没有一次发放掉，尽量把同一笔钱多批次发放，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获得消费券。

从消费券的设计来看，地方政府颇有匠心，为了通过消费券撬动消费，在设计上普遍有三个特点：快速、大量、小额。

发消费券其实有一个竞品，那就是发现金，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咱们的香港、澳门都是直接发现金，很多人也在羡慕这种方式。中国大陆主要发放消费券，这是第一大特征，现金券数量很少，没有超过1亿元。

第二个明显的特征是有效期比较短，原因是消费券有时间限制，所以必须马上去消费，从而实现短期拉动需求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的消费券88%有效期都在1个月以内，7天以内的也占了三分之一。

第三个特征是消费券的优惠力度不太大。比如满50优惠10就相当于八折，我们发现最低的折扣是六折，大部分是七折。同时大部分城市还设了限额，整体在5-100元之间，比较多的是30元和50元。

从上述这些特征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希望老百姓拿到消费券之后就尽快使用，并且通过小额+大量的设计，扶持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体户。

最后，消费券到底是不是有用？又是什么样的人在使用这些消费券？

是否有用，首先就要看关联消费的倍数（跟消费券有关的消费），我们计算得出，关联消费的倍数各地不一，在3.5-17倍之间。其次要看核销率，在地方政府发放下去两周之内被用掉的概率达到了六七成。从惠及用户的画像看，中青年是主力军，比如武汉一半以上是40岁以上的人。中年人能省则省，他们是更容易被消费券刺激去花钱。再有，商家的画像跟地方政府定向的目标差不多，从规模上看更可能是小微企业，从行业来看主要是餐饮等。整体看起来，消费券的发放好像有用。

什么是发放消费券的决定因素

接下来的问题，地方政府管理者做出发放消费券的决策时，有哪些因素在影响他们？毕竟在发放之前谁也不知道消费券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样的地方政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我们考虑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个是经济基本面，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倾向于发放消费券的地方政府有三个特征——经济水平比较高、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自身财力较强。

另一个因素是地方政府发券到底是为了自身考虑还是为了老百姓？我们有一个假说，如果地方政府真以为人民服务为重，就应该是由当地的经济基本面来决定是否发券，而不是领导人的个人特征起作用。我们比较详细地考察了相关地区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以后，发现他们个人的很多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是不是本地人，是否面临退休等，对消费券的发放概率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这些说明发放消费券与否，主要是经济基本面决定的。

地方政府决定发消费券的金额怎么定，主导因素有两个，一是服务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另一个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

大数据核实消费券发放效果

发放消费券之后到底有没有效果，腾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相关数据资料，一个是行业层面的数据，二是城市层面的数据。

对于行业层面的数据，我们设定2019年12月的均值等于100，分别挑了五个行业，并基于两个维度的指标，一个是支付笔数，用来衡量市场活跃度；第二个是交易金额，用来衡量交易发生的实际规模。这五个行业是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游。

对于城市层面的数据，我们获得了截至4月18日，发放消费券城市所在省份所有地级市（共197个）的微信支付笔数及金额。有些城市发放了消费券，有些则没有发放，都以其2019年12月的均值等于100，然后看2020年1-4月相对变化的百分比。数据显示，今年2月五大行业下滑常严重，餐饮业仅相当于2019年12月的15%，百货超市稍好一些，也只有58%。4月，从微信支付的角度，百货超市的相关支付笔数已回到2019年12月的水平。目前表现较差的是文化旅游，仍处于较低水平。

如果对比消费券发放的影响，将发放消费券的惠及组和没有发放消费券的对照组比较，可以看到3月和4月，对照组的恢复相对更平缓，惠及组的恢复斜率更陡，恢复更快。

从交易金额看，也体现出了类似的趋势，比如餐饮业的斜率最高，说明消费券的发放有积极影响。

简单的结论就是，新冠疫情对于我们研究的五大行业消费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以2月最重。地方政府通过消费券，能明显帮助指定的行业。从发放效果看，有消费券发放的行业，其反弹的幅度（即交易笔数）是没有发放行业的3.11倍，交易金额则是5.15倍。

当然，这还不算严格的分析，要真正找出消费券撬动的部分，必须找到没有消费券就不会发生的那部分。这里面要处理两个问题：

第一， 并不是所有核销的消费券支出都是被消费券所撬动的。我们考虑两个场景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场景中，一位消费者每月都要买一箱牛奶，有消费券以后还是买一箱牛奶，只是这时价格更便宜了，他把便宜出来的那部分钱存起来了。这时，虽然他核销了一张消费券，但是这个关联消费并非由于消费券导致，也没有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第二个场景中，这位消费者看消费券让牛奶便宜了，在自己下单买完之后，想起自己在异地的父母平常都特别节省，这次有消费券自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东西，估计父母会欣然接受，于是给父母下单买了一箱牛奶。这里，给父母的这一箱，才算是由消费券撬动的。

第二， 消费的反弹不一定都是消费券撬动的，因为城市、人员流动等原因，有可能即便不用消费券也会出现反弹。

我们发现，发券地区的全行业交易笔数，比未发券地区要高4.2个百分点。发消费券的行业份额是16%，发券一个月内其交易笔数比未发券地区增加25%，这是一个良好的刺激经济的效果。但目前消费券发放的金额还较少，没有呈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所以，林毅夫老师也在呼吁加大消费券的发放力度。

我们还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信息：从消费券的发放方式看，通过摇号来发放更刺激消费。另外，如果对于低收入人群有定向发放，确实可以增加这部分人的消费。

我们还排除了“挤出效应”：假设通过腾讯发放消费券，相应人群在腾讯进行消费，可能就会减少在其他地方的消费。我们的分析发现并没有这种效果，交易笔数的增加是真实的。对于发放消费券产生的效果，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城市特征，那些经济实力本来比较强的地区，发放较早，其刺激效果也好。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既然消费券这么好，为什么还有很多城市没发放？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发了也没用，消费刺激不起来。其二，本身想发，但经济实力有限，发不起。

我们做了相关检验，首先是没有发券的城市，如果发券，交易会怎样变化，我们通过计量分析法模拟以后，发现能带来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交易笔数增加，这就排除了“发放也没有用”这个假说，说明没发消费券的地方主要是财力不足。其次证据是已经发放的城市中，消费券金额与财政实力有明显的关联。

思考与建议

对于消费券的发放，我们也有一些思考和建议。

第一， 尽快加大发放，最好是推出全国性的消费券发放政策。对于财力不足的地方，可能要允许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上升，或者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尽快让他们发放起来，启动民生。

第二， 要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扶持，数据表明，对这些人群尽管发放金额少，但正向作用明显，尽快发放就能够防范因疫致贫。我们建议多策并举，利用数据技术，确保消费券发放的透明、公正、高效。用数字技术帮助我们定位要保护的家庭，比如已有的精准扶贫系统可以拿来使用，以解决低收入人群不容易识别、不容易触达的问题。

第三， 要精准定位，地方政府到底要让哪些企业被惠及，这可以跟金融科技进行合作。

第四， 通过多批次、分平台发放，并进行动态核销。

第五， 要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给低收入人群更多的帮助。对于数字技术还达不到的地方，可以通过提高低保水平、增加现金方式、转移支付等来实现。

通过对中国消费券的发放过程和经验的研究，我们相信，如果进一步加大、加快这方面的工作，果断采取这些刺激措施，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