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本身的逻辑——方方们与“改革开放”、“极左“辨析_风闻

           前些天听了系里组织听的南开大学刘一博老师指导如何培训青年大学生思政骨干的在线讲座。

           我注意到：他和张伯礼院士一样，提到并批判了方方日记和梁艳萍、王小妮等人。

           我有一位已经毕业几年的思政专业学生现在教高中，也和我讨论过相关问题，她认为她的学生甚至一些同事，在这些问题上认识是有分歧的。她甚至一度有些恍惚地问我：

老师，我是不是方方她们所说的“极左”？

           外省某高校的一位思政教师曾在我空间留言说：

“应该说现在老师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后想把他讲得牛些，可能会被学校领导视为被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回答的大意是：

一方面，她们学校有些领导可能自己比较官僚主义、事务主义，觉得你一教公共政治课的不要那么“出风头”；

          另一方面，她大概说过一些“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不断革命”的提法”之类的话，被某领导听课听到了，就认为她是“极左”，来批判她。

           我说：

         ”你这样说原则上没有错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这么说的啊。“

          让我们来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段原文：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

           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大家注意被我加粗的那部分文字，说的不就是这位老师所讲的那两个意思吗？

         只是许多年来，这个被许多号称”反极左“、”维护改革开放“的人视若”法宝“的历史文献，也一直被他们选择性、歪曲性地利用而已。

       但她说：“你们学校是在湖南，毛主席家乡，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你不知道在很多学校，这个“极左”的帽子很厉害的，我看比以前的右派帽子还厉害。”

        其实这个“极左帽子”，就是刘一博老师在讲座里讲的“历史包袱”。

        有人大概就是在利用这个历史包袱，争夺甚至垄断话语权，让我那位学生以及这位老师这样的人不敢说话。

        刘一博老师认为：从大多数年轻人的反应来看，这个历史包袱对他们已经无效了。

         

        但是我想，甩掉历史包袱，恐怕不能靠年轻人“忘掉”或者“淡漠”那些事情，恐怕还是要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整合引导，让他们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真正理解新中国的历史和道路，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我自己学习党史国史1949-1978这30年的时候，感觉我们要有针锋相对的斗争意识，不只要像《后浪》那样，宣传我们今天的成就，今天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而且应该把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所歪曲出来的“历史包袱”变成历史遗产、历史财富。

        如果学生想要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应该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指出：

       那是革命史，是创业史，是探索史：

        革命史，是因为革命战争胜利后，还需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的基本制度，荡涤旧社会留下来的各种遗毒和污泥浊水，打破帝国主义的威胁封锁；

        创业史，是因为要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物质基础；

        探索史，是要独立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如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要用生动鲜活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三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历史意义和所体现的崇高精神。

        同时要让学生明白：

        革命有代价，创业有艰难，探索有风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回避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看清历史主流，要敢于维护基本的历史事实。

        这不是“极左”，而是一个追求伟大目标的民族应有的精神，应有的觉悟。

         否则，一有失误就丧失自信，就全盘否定自己，否定历史，那真的如某些人所言，是在“反对极左”，“反对僵化”，“解放思想”，维护“改革开放”吗？

        恰恰相反，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经不起风险、失误和挫折的胆小鬼、可怜虫，那么改革开放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可以说一分钟也进行不下去。

所以，这样看来，到底是谁在维护改革开放？谁在反对、破坏改革开放？

  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解释过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借着”改革开放“的名义另搞一套：

”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

          ”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所以，这样看来，到底又是谁在维护改革开放？谁在反对、破坏改革开放？

        那些口口声声”拥护改革开放“，要中国向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先进、更文明、更强大“的社会”前进“的方方、梁艳萍们，有勇气面对这些论断吗？有勇气讲清楚他们口中的”改革开放“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讲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一回事，不是的话，区别又何在吗？

我想，用这样的逻辑，或许有助于把这些问题说透，而且能更有效地反驳那些打着“维护改革，反对极左，反对倒退”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并教育和鼓舞青年继往开来，发扬自己的自信与朝气，创造新的历史。

        此外，对某些人口中的”极左“，我们也应该做一个辨析。

        方方有一段被很多人当作”金句“转述的话：

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我曾经读过一个真心实意地高度赞扬”方方日记“的人写的文章，文中把这段话奉为经典，认为方方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在替弱势群体说话，呼吁要以这样的社会良知为指引，以弱势群体的需要为本，”还人民以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 。

这篇赞扬方方的文章，在我的朋友圈里也有人转载，因此才被我看到了。

        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上了一点年纪的普通的中学或小学教师，对思想理论问题并没有太多了解，因此他似乎完全没有理清这样一个逻辑：

        1.既然说”还人民以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那说明在他心目中，我们以前是有过”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的时代的；

        2. 谁都知道，他说的就是毛泽东时代—— 当然，毛泽东时代，医疗、住房、教育也不是完全免费，只是相较于今天收费相当低廉，所以被很多公知们口中的”极左“所称道、怀念，并且如果在今天的收入水平之下还那样做，那几乎就相当于免费了；

        3.而在拥护方方的那些”自由派公知“的语境里，毛泽东时代正是一个疯狂的、”极左“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时代；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这位拥护方方的普通教员，正是方方们所诅咒的”极左“——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思想上和那些被方方们诅咒的”反文明“的”极左“是属于同一阵营的。

        不知道这位老师想通了这个逻辑之后，会作何感受。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普通百姓中（以这位老师为代表）广泛存在着这样一种对毛泽东时代（即“公知”们所谓“极左”时代）之后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强烈不满，强烈要求大幅提高弱势群体福利，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平，甚至为此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某些做法的”极左“思潮，方方们那些貌似为”弱势群体“发声的言论，才会曾经有那么大的市场。

 换言之，当方方们隐去或模糊自己的真实政治诉求的时候，他（她）们的许多言论正是被民间的很多具有自发“极左”倾向的老百姓当作“极左”而赢得“公知圈”以外的众多拥趸的。

 ——诅咒“极左”的方方们敢于承认这个事实吗？

         当然不敢。

         因为这正是“公知”们长期以来屡试不爽的“绝学”、“秘笈”：

        一边做出某种“极左”色彩来吸引类似那位老师一样的思想朴素的老百姓为自己的拥趸，一边将“极左”的帽子扣在另外那些不吃他们这一套的老百姓头上，嗾使他们心目中“主要是反左”的“官方”来加以“弹压”，然后再告诉他们那些天真朴素的拥趸们：这些被他们想嗾使他们心目中的“官方”去“弹压”的“极左” ，正是“官方”派来的或依附于“官方”的“五毛”、鹰犬！

        这一”秘笈“的施展路线图大致如下：

         第一步，以“极左”色彩的话术挑动群众；

         第二步，挑动群众斗“官方”；

         第三步，挑动“官方”斗另一部分不听“公知”们话的被扣上”极左“帽子的群众；

         第四步，挑动群众斗群众，即挑动群众去斗他们认为会被“官方”斗的群众

          ……

       如此一番上下其手的操作，结果：

    1.    ”极左“的恶名加给不听他们话的群众；

    2.    ”镇压群众“的”脏活儿“留给了”官方“，甚至留给了那些被”极左“的群众自己；

    3.     ”公知“们则血不沾手，大获全胜，收割越来越多的”粉丝“，同时也收获”官方“对他们的忌惮，或许还有西方某些势力的青睐。

        一箭三雕，妙不可言。其中的玄机，岂可被说破呢？

        但是客观地说， ”公知“中的某些人比如方方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也不见得都是惺惺作态。

         201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方方谈到了自己当搬运工的四年经历以及对工人群体的感受：

虽然只有四年，但在那四年当中我有一部分血肉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对他们，我很容易沟通，他会知道我们是有平等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写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时，我们容易有居高临下的同情心。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伤害人。其实，底层人需要的是真正的尊重，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同情姿态，他们甚至很厌恶。

        我早期的小说都摆脱不了我当搬运工的生活，这段经历不仅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更影响了我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生活在底层的人遇事不会惧怕，不喜欢别人威胁他们，也不喜欢别人同情他们，反感别人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可怜他们，他们只需要尊重。虽然我只干了四年搬运工，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作家去体验生活，而是把它当作我可能会干一辈子的工作，所以我跟工人们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

          这些话，当然并不错，我也相信方方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诚的。——这不是因为我相信方方的道德水平，相信她那些信誓旦旦的保证，而是我相信一个人的经历总会对这个人的思想观念有所影响，也相信一种言论要打动那么多善良的普通人（如我在《我的意识流日记》里所描述的，方方的拥趸中有很多是这样的人），多多少少总要先打动自己，多多少少总要有一点真诚。

        我肯定就是方方们诅咒的”极左“，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懂得，一种历史的改变，必然会改变历史中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与性格（这是来自多年前电视剧《江山》里，李幼斌老师扮演的军管会主任的一句著名台词：“只有改变了一种历史，才能改变这个历史中人的命运”）：

          

         新中国建国前后所进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民大革命和对社会各层面的强力而持久的革新，深刻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很多东西，也包括让方方这样的”名门之后“像我在《八十年代的另一条道路》一文中分析过的那位”张家少奶奶“欧阳瑞丽一样，情愿地、不情愿地，半情愿半不情愿地，先不情愿后情愿地，或者先情愿后不情愿地和原本居住在和自己判如霄壤的另一个世界的劳动人民走到了一起。

        方方回忆道：     

在合作社工作以后，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也有失望，他们平常随地吐痰、骂人、男女调情，这些都不在我的知识范围以内，所以你会很苦闷，有强烈的不满。可他们那种对待现实的达观心态影响了我。所以我在写小说《风景》的时候，是以棚户区为背景写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懂得了哪怕在最无奈的情况下，你该扛的事情还是要扛，你该扛的人生还是要扛。

      此外，底层还有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江湖义气。真正的江湖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当时，我们经常在仓库里扛钢铁，这是必须集体协作的活，有一个人松懈了所有人都会受伤，所以有强烈的合作精神。他们之间的义气，是必须要依靠对方才能共同的生存下来。装卸站的人都是有帮派的，有一次，我们装卸站和另一个装卸站的人发生冲突，开始群殴。后来公安局的人来了，查谁是领头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前科，有前科再领头闹事就会坐牢，所以必须找一个干净的人去顶包。有人很讲义气，就顶包了。被抓进去之后会挨打，会有档案记录，印象中似乎还有游街。后来，他因此过了一段非常惨的生活。后来跟我讲，他说你看这就是我讲义气的下场，但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义气，我们今天是没有义气的。

……

      我记得有一天，一个同事带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就是我在小说《风景》里写到的河南棚子。这里是武汉市底层人居住的地方，住的都是做苦力的，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住在河南棚子。我同事带我到他家，我看过后有一点儿惊吓感，我原来经常从那儿路过，可是从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我的生活环境接触不到，无法得知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去的这位同事家，是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房子，住着一家人，家里要有人固定上夜班，不然就住不下。还有一位同事的家是一间大概六平方米的房子，上下铺住着父子两人。屋里一个纸盒里放着衣服，上面盖着塑料布，平时就用来当饭桌。他们生活的这种困顿状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从小生活的环境让我认为家里至少应该要有卫生间，要有专门的厨房，有壁橱，加起来也有一百平方米。可我到这些同事家里一看，吓了一跳，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还会经常抱怨，而他们却依然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生活，他们要比我乐观得多。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因此我在写小说《风景》时，以这个棚户区的真实情况为背景，描写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让我明白，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该扛的还是要扛。

       方方甚至这样谈到了她在仓库里劳动时接触到的一些她原以为会对新社会很不满的前国民党人员：

1976年毛主席逝世，每个单位都要开追悼会，每一个人都要到前面向毛主席三鞠躬。有一个平常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那一天扣子扣得非常严，他鞠躬前先打了个立正，是很规范的军人动作。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当时，我们装卸站分了甲乙丙丁四个队，甲是比较强的，乙是弱一点的，丙队基本上是老弱病残，还有一个丁队，都是退休的或者是身体很差的人。我们女子队基本上和老弱病残的人在一起，好多都是国民党的人。

      和他们熟了之后，我就会经常听他们聊天，好奇他们现在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做苦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少将姓刘，他是武汉市第一个被特赦的国民党的人，因为在大别山的时候他给共产党送过药。熟了之后我就问他，你当时是将军，家境好，手下又管着那么多人，现在来做搬运工，是什么样的心情？他说败了就是败了，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事情给我的印象也很深，这样的失败者给我一种很沧桑的心情。

       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情。它使得方方们即使如何想要”软埋“革命，想要”回到民国“，却也不能不发现：其实回不去了，“败了就是败了”，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从生活习惯、思想感情、语言方式到为人处事的原则，都完全不是当年那个”名门闺秀“的自己了。一个粗野的、摆脱不掉的”劳动者“的幽灵，已经牢牢附上了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雷打不动，”无计可消除“了。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革命——猛烈的、粗砺的、极不完美甚至有时跌跌撞撞洋相百出的，然而真实的、顽强的、无处不在的革命。

        革命对所有人进行了”基因重组“，让所有人都发生了”进化“，即使有些人身上发生的基因重组是混乱的，甚至最终是返祖、倒退的，但也跟人类的所谓”返祖现象“一样，终究不过是长出一脸黑毛，或者尾椎骨变长几寸，而不可能真的掉头变回古猿的。

        这就是方方们的虚伪中所蕴含着的真诚，也是他们的真诚中所反映出的尴尬： 

        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变化，让他们萌发出某种此前几乎已经被消灭的政治设想，他们想要打着时髦的也是他们认为“官方”所提倡或者至少不便于反对的“反极左”旗帜，来为实现这种设想鸣锣开道。

        但他们发现：在已经被革命所完全重塑的中国，如果不向那场革命的理念（例如“社会公正”、“人人平等”、“反对特权”、“锄强扶弱”等等）作某些妥协，甚至加以某些利用，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有人接受。

        更麻烦的是，在新中国耳濡目染这么多年，和劳动人民比邻而居甚至同甘共苦这么些年，就连他们自己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场革命以及它所建立的新国家，除了夺去了他们祖辈钟鸣鼎食的天堂，其实并没有别的什么大错。

        这可怎么办呢？拿什么理由来攻击这场革命和这个国家呢？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极力指责这个国家并没有做到所承诺的事情：

        你看，还是有贫富悬殊，还是有腐败，还是有特权，疫情中也还是有官僚主义，还是有强横者叫嚣隳突，还是有贫弱者哀哀无告……

       所以这个国家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要求一个社会一夜之间消灭所有这些现象，否则就要暴跳如雷，哀号终日，甚至宣布整个“体制”一无是处，不如不要，这不正和当年要求红军立即打下大城市的李立三、王明、李德一样，或者和当年文革时要“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立即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那些人一样，是属于真正的“极左”吗？

       所不同者，是那些“极左”真的以为自己是在“革命”，真的愿意为了早日实现无剥削无压迫无特权的社会而贡献一切；

       而方方们们则是一方面以这些带有“极左”性质的话语争夺舆论上的主动权或曰“道德制高点”，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另一方面给自己曾经的底层经历，曾经有过的那份感情一个交代，好让自己相信自己还算是个“好人”，以保持他们确实也很迷恋的那种“底层代言人”的自我感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

       方方们的“反极左”是真诚的，因为他们确实追求与“极左”背道而驰的目标；

       但方方们的“极左”也是真诚的，因为他们确实也需要“极左”色彩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因为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所建立的国家的理念确实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甚至会以一种歪曲的、夸张的、但又确实不可摆脱的形式反映在那些对这个国家并无好感甚至满怀敌意的人的头脑里。

       但方方们的致命错误，在于误判了形势：

       他们总以为——这恰恰也是不少“极左”的看法——改革开放就是背离新中国的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而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不忘初心”只是虚应故事。

        所以，他们总是预计自己不要费什么劲，“改革开放”（当然还有外部势力的帮忙）会自动实现他们的政治设想。

       所以他们只需要考虑以怎样一种姿态，更加优雅地、“纯洁无瑕”地、“无可非议”地收割这个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政治果实。

       因为认为自己什么实际事情都不需要做，所以他们可以采取互相矛盾的话语策略：

       一方面用“极左”色彩的话语指责当政者对弱势群体不闻不问，背离初衷，有负民望——这是把自己置于道义制高点，得到“名”；

       一方面打着反对“极左”的旗号，要求改旗易帜——这是自己要取而代之，得到“实”。

       但如果要求他们去做实事，比如控制疫情，就会发现：

        

       如果真的要拯救生命尤其是拯救弱势群体的生命，那就必须充分信任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必须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提倡和发扬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而这些正是属于新中国革命传统的东西，亦即他们口中的“极左”时代形成的东西，因为正是那个”创业艰难百战多”的时代的无数实践告诉人们：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统一的行动，是弱者战胜强者以及战胜（方方们不让我们说“战胜”，但是对不起了）远超单个人抵御能力的巨大灾难的不二法门。

       很多西方国家正因为没有这些，自身原有的某些优良传统又因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日趋没落，而日益无法成为社会共识，所以防疫工作才会弄得荒腔走板，举世皆惊。

       但如果直面这样的实际结果，又怎么能以反对“极左”为由来要求向西方看齐，要求改旗易帜呢？

       正因为可以不要做实事，所以才能“人嘴两张皮，正反都是理”，用互相矛盾的话语，来一个“大通吃”，左右逢源，内外兼顾，名利双收。

       所以，当他们发现当代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跟他们走，而且表明了与他们截然相反的立场时，才会那样忽忽如狂，恼羞成怒。

       因为这的确不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伤害了他们多多少少确实以之自居的“底层代言人”的自我感觉。

        方方说：

生活在底层的人遇事不会惧怕，不喜欢别人威胁他们，也不喜欢别人同情他们，反感别人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可怜他们，他们只需要尊重。

          这话可以说并不错，但问题是：

        1.从大家对方方的回复中不难看出，现在的年轻人，即使收入不高，即使没有什么这主席那院长的头衔，但大多都认为自己是**“普通人”，而不是“底层人”**。他们自然承认有人比自己有钱，有人比自己职务高，名声大，资源多，门路广，他们甚至会有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偶像，但不会认为这就会使得自己成为被人俯视的“底层”——这种意识自然和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大幅度的生活改善、文化提高、视野拓展有关，但从深层次看，也是新中国历史逻辑的必然：如果说连旧社会高门巨族的方方们的思想情感在新中国都发生了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改变，那些和新中国一起站起来的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后代，精神上会获得怎样沛然莫之能御的强大力量，岂不更是不言可喻吗？所以今天的他们敢于在任何人面前以自己的方式有理有据地陈述自己的看法，而面对青年们这样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正是大谈“底层人只需要尊重”的方方们，感到了极不适应，感到对方怎么没有按照“圈子里”的套路来请求得到自己的尊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当他们把自己设想为“精英”，把对方定位为“底层”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摆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这种方方们臆想出来的“上下关系”，在互联网上遭到了年轻人的颠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年轻人的确很“左，乃至“极左”，因为话语权的平等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毫无疑义的事实，而不是有待争取更不是有待恩赐的东西。

       2.即使对于方方所说的“底层”，如何让他们既不被“威胁“，又不被“居高临下地可怜”，而是得到“尊重”呢？从根本上说，这都要靠更充分地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平等，使得没有人能有条件来“威胁”他们或“可怜”他们——当然这一点又会被很多“公知”说成“极左”，因为这正是共产党的初心，是毛泽东时代就确立的目标。而在此目标完全实现之前，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同情，恰恰是极端必要的——方方自己当年看到同事的住房条件恶劣，不也感到很可怜，很值得同情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感反应，没有人会因此而指责曾经住着高门大户的方方这是在“居高临下，施舍同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还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关心和同情，这并不包含丝毫的不尊重，而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里“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道精神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真诚的同情心总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让对方感到愉快的表现方式，而处处担心自己的同情心会被别人看成“居高临下”，而刻意作出某种自以为的“平等”的姿态，这倒可能正是一种更隐秘的“居高临下”心理。

       我就是方方口中的“极左”，因为我坚决反对她的《软埋》和“日记”所体现的那种政治立场，但我从不否定方方所曾经有的现在也未必完全没有的对“底层”的同情。

       然而，如上所述，她的这种同情在她所要表达的政治立场和自我意识中是找不到根基的，甚至是与之相龃龉的，因此她无论在年轻人面前，还是在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观面前，说到底都是茫然失据，无以自处的。

 方方这样的人，是历史的产物：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的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这种迂回曲折，既有某些失误和挫折，也有那种像登山队员为了登顶而必须做的向左或向右的幅度不等的回旋。出现这种回旋的时候，就会有些人只看眼前，而不看最终的目标，就以为会沿着目前的足迹向左或向右一直走到底。方方等人，就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年代里，出现了这样的错觉，而且由于本身的立场导致这样的错觉越来越严重，以致于不可自拔：

       在这次新冠抗疫斗争再次昭彰证明中国姓“社”不姓“资”的时候，也证明中国的年轻人尽管还有些稚嫩，尽管还有待于“现实的暴击”，但已经很明显地不会跟着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觉，仍然紧抓住话语权不放，认为垄断了这个话语权，就可以让大家都接受这个错觉。

      于是，也只有由历史来给他们一个教训，并终结他们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仍然相信方方们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曾经就被历史改变过，有时改变得很“左”，有时改变得很“右”——他们今天的种种纠结，种种真假杂糅的话语和情感，时而歇斯底里不可一世时而像是用右手打自己左脸的“反极左”姿态，无不带有着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给他们打下的烙印——既然如此，他们在将来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呢？

       

      因为批评方方而被方方骂成“小丑”的台湾统派邱毅教授，其实在黄智贤女士的节目中讲过，他读过方方的《万箭穿心》，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了底层市民酸甜苦辣的好作品。

       我也读过她们的一些作品，感到：方方也好，王小妮也好，其实都是很有文学才华的人（只有梁艳萍头衔虽高，论才华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她们的某些阅历也会赋予他们某些独特的视角和艺术本能。在话语权不被他们垄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旗帜鲜明的前提下，她们的某些作品会是有价值，有积极作用的——当然，《软埋》、“日记”和王小妮对开国领袖的那些恶毒咒骂等等决然是不在其列的。

       但她们必须回想一下方方所遇到的那些前国民党将军所说的那句话，要老实承认无论70年前还是现在：

“ 败了就是败了，没有什么好讲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年轻人正在成长起来。如同刘一博老师讲的，这些“后浪”们将是心态更加健康自信的一代，不会再背历史包袱，不会再被“极左”的帽子吓倒了。  

       但应该提请“后浪”们注意的是：

       这个时代的中国留给你们的，并不只是物质的充裕。物质的充裕，是一个前提条件，但不是全部，而且这个物质的充裕，在不同的“后浪”那里，是很不均衡的。

      更重要的东西，是新中国全部的历史（这历史还在你们身上延伸）所沉淀下来和凝炼出来的伟大深厚的革命传统、爱国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传统——这真正是你们所有人都共有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更是某些人冠以“极左”的恶谥，千方百计诋毁丑化，想让你们疏离、害怕、抛弃掉的。

       你们已经表明了自己对它的认同，并且在当前的舆论斗争中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是值得欣慰的。

       然而，接下去你们还应该联系现实和历史，对这些传统有更深入的理解和领会，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明白：

        改革开放应该如何进行？

        怎样防止或“左”或右的偏差？

        我们现在的国家伟大之处在哪儿，不足之处又在哪儿？

        应该怎样面对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还会有的各种风险、挑战与必然还会出现的千奇百怪的各种思潮？

        以及在你们个人的成长中，怎样去分析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的本质，怎样对复杂社会里各种不同的看法、意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兼听则明而又独立思考，走好自己的路？

        历史并不应该让“后浪”们视为畏途，视为老掉牙的说教，因为恰恰是中国的历史表明：

      “后浪”们的平均表现，总是比“前浪”们最高的期待还要好得多。

      大道如天，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