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故里有感_风闻

       疫情隔离渐渐放开，终于可以留下这么一篇笔谈了。

       出机场后对老父亲说的第一句就是：别人要么带着金灿灿的学位回来，要么是成捆的钞票。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身累累伤痕。以及回国前因为玩极限运动来回受伤在医院里躺了大半年的成果：超重变形的身体，连蹲下来上厕所都非常的困难。

       大约在三年前，我突然喜欢上自己从事了最长时间的工作——厨房。但是因为要生活 （糊口），只能在工作之余悄悄的看国内的视频和杂志，并在工作中练习。无法像年轻人那样，正儿八经的去厨师学校学艺。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澳村真的是个大农村，大部分对“美食”的标准非常低。他们的大吃一顿就真的是大吃一顿，大份便宜即可。没有什么是三道板斧解决不了的：番茄酱、盐、胡椒粉。“就算把满汉全席做出来了，他们也不会吃啊。”师傅如是说。“一道菜一个故事，你讲得完么？你还要干活吗？"

       收拾行李时，我把积攒多年的刀具带了回来——下定决心，去挑战自己。

       很庆幸回来了。躲过了山火，又躲过了疫情。疫情开始前，我逐一去拜访阔别已久的亲友，讲自己在澳村的生活和见闻。这些见闻来自澳村最普通、最寻常的平民生活，而非金字塔顶端的阳春白雪。直到疫情开始。这也没什么不好，除了和退休的老父亲相处外，还能整理这三年来的工作笔记，并且逐一付诸实践。城市突然间变得空荡荡，第一次可以放开手脚在街道上绕圈圈了。

       回来后就将此前订下的计划付诸实现，走出城区——去看看铁道线以外的世界。这个海边小城非常特别，双主城区围绕港湾展开，港湾对面是有名的十里军港和散落在军港外的大片或大或小的村落。铁路以西又是一个世界，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骑车绕行火山口湖周边时，发现了许多“不得了”的秘密。

       因为走错路，我看到了一个隐藏在村道边上某部发射/警戒阵地（不要问我在哪里）。看到了散落在半岛各处的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巨族，即便没有显赫功名，也是子孙繁衍生息不断。寇准和东坡先生足迹所至之处，村民们在田间忙碌的劳作，丝毫不理会我好奇的目光。在金鹿园侧的研究所林区里，我发现了一条挑战性足以媲美挪威峡湾大直道的坡道。某个小型营区里，竟然有高级士官进出。但是我不敢上前八卦。回来后，老父亲才告知，家里也有个亲戚在阵地附近生活。这没事，再去呗。

       这里别名：港城。很多人会认为，在这里游泳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城区向港湾推进，昔日的水域逐一变成住宅区。有限的水域还要分配给航道走船，据说海军船厂也在着手搬迁。就连仅有的国家潜水学校游泳训练馆也被拆掉，变成住宅大楼。要痛快游泳，只能到坐车走上30多公里，到真正的海边去。体育场要么禁止外人进出，要么被变成停车场。公园即便不被大爷大妈占据，也不会再有少年时期各个学校组织的正式非正式比赛。不停开张的商场被切割的零零碎碎，购物者却寥寥无几。散步时，我絮絮叨叨的跟老父亲吐槽：那些花哨的健身房附属的游泳池，除了当浴缸外别无他用。

       有时候我会怀念澳村的生活，那里有即便不花一分钱也能待上一整天的地方：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俱乐部等等。出了城，我在南海岸公路上均速40+的纵情驰骋（骑车），转身又从6000米的高空伞降，再出海钓一箩筐的鱼做晚餐。身边总有一个没那么多人的游泳馆或海滩，痛快的游上半天。离开了，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只是，我也不需要整天背着沉重的背包进进出出了。背包里带着我遭遇突发情况时所需要的物品：通讯电台、急救药包、备用衣服、各式证件和自卫器械。数年前这些准备在例行的山火围城（镇）时，居民们仓惶逃离时，终于有了用场。我在临时庇护所里闲庭信步，悠然自得。

        回来啦，每天看着舰群变换着舰种，忙碌的进进出出。或者远航、或者归港。早上睁开眼就能阅舰，超级爽。去年香港围城向外蔓延时，从家乡开出的许昌号编队“突然”就来访了，就在换新护照的那天。罕见的阴雨绵绵。社交群里不断爆出哪儿哪儿的留学生被围攻了云云。去拿新护照时领事馆不太忙，和当值领事面谈时，就时势多问了一句。领事当时给了一个非常笃定的回答：“你们要是受到欺负了，尽管来找我们咯。”好的。

       三个月后，叔叔来机场接我回家。车又走过海边，又看到了许昌舰，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