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联动： 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的2019年香港暴乱（下）_风闻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峻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图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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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暴乱动员框架的继承与转型

以香港发达的社会网络为依托，内外部因素联动下的2019年香港暴乱与香港之前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大为不同。相比于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9年香港暴乱中示威者的行为更加激进、资源动员能力更强、影响的范围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这场暴乱可能成为香港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极具标志性的事件。鉴于此，在明晰香港暴乱发生因素的基础上，本部分将香港暴乱中出现的组织动员特点与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下的“主框架”进行对比，明确香港内外联动的暴乱动员框架的继承与转型特点及趋势。这有利于为我们解决香港暴乱问题提供思考方向。

2010年以来，国际社会进入新一轮抗议浪潮，以中东地区相关国家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发生的“占领”运动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抗议运动成为这一轮浪潮的主流。国内外学界对这两波主要抗议运动的研究得出两方面结论。其一，“占领”运动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影响。其二，这一轮抗议浪潮按照社会运动的“主框架”角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变革”框架；二是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占领”框架。基于这两种框架的联系与差别，笔者将其总结如下（表1）：

表1  “变革”框架与“占领”框架对比

随着“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类似的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在此浪潮下，香港同样未能幸免。2014年9月，香港爆发非法“占中”，大批示威者在香港中环等街区进行“占领”行动，堵塞交通干道，企图通过施压使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接受示威者的要求。这场持续79天的非法“占中”具有明显的“占领”框架的特征。从非法“占中”背后的组织领导方式看，它有以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为核心的发起者，这些发起者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非法“占中”所采取的组织手段、策略选择和矛盾根源都与“占领”框架相符合，但其不同点在于非法“占中”的诉求焦点在于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而不是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进行变革。这就使得在“占领”框架的基础上，香港反对派又对发生在香港的“占领”套上了“政治化”的外衣，使非法“占中”的诉求焦点向“变革”框架转变。从“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所产生的系列社会运动的结果来看，“占领”框架下的系列社会运动大多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虽然两个框架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动员能力上具有很大差别。以香港非法“占中”为例，在非法“占中”进行的后期，原本“非暴力”的策略选择出现了明显激进化的趋势，这激起了香港社会中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违法达义”的方式引起人群的争议。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占领”中后期出现许多所谓“领导者”，他们基于自身利益不断争夺话语权，这场非法集会最终走向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抗议浪潮中“占领”框架逐渐式微。

在香港，非法“占中”也走向终结。但是，这场非法集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香港反对派就此停止活动。2019年香港暴乱的发生，说明在经历了非法“占中”失败后，香港反对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反而在香港社会中继续进行着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动员，香港社会运动的框架也因此逐渐发生改变。基于上文对香港暴乱发生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下文将对2019年香港暴乱的动员框架进行解构。从香港反对派所利用的内外部因素来看，香港暴乱既继承了“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的部分因素，又将其与香港本地社会的特征相结合，并在香港暴乱的组织过程中实现了框架的转型。

在组织领导方面，对于“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无领导的特点，香港暴乱无疑对其进行了继承，大批暴乱分子相聚于街头，队伍中没有出现明确的领导者。与“占领”框架下非法“占中”不同的是，2019年香港暴乱甚至没有出现清晰的发起者。黄之锋等乱港头目虽然支持示威人群走上街头，但没有像非法“占中”的戴耀廷等人那样，对暴乱活动设置具体的议程和斗争策略。香港暴乱中的组织网络更多地是基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络，这种更加开放的组织网络使暴乱人群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成为暴乱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甚至能对暴乱议题进行自身所偏好的设置。这就导致香港原本以“反修例”为诉求的社会运动很容易演化成无组织、无秩序的暴乱。

在抗议动员方面，2019年香港暴乱继承了“变革”变革框架中“建构抗议者集体身份”的做法。香港反对派通过设置抗议口号的方式将暴乱队伍中的“和理非派”与“勇武派”捆绑在一起，通过营造一种“不割席”的氛围，企图弱化不同群体对手段的异议，增强暴乱人群对诉求焦点的共识。在这种“集体身份”之中，主张暴力的群体与主张非暴力的群体因为诉求的相似性而实现合流，从而使暴乱队伍难以分化。无疑，香港反对派对非法“占中”进行了“经验总结”，将“长期维持稳定的运动规模”作为暴乱动员的首要目标。因此，2019年香港暴乱至今仍然未见非法示威者群体内部的显著分化。

在话语体系方面，2019年香港暴乱更加依赖运用新闻媒体进行话语建构。这是由香港社会大众传媒极其发达的特点所决定。作为港人心目中事实认可的“社会—政治”联系渠道，香港大众传媒深刻影响着港人的政治行为。香港反对派将暴乱中的话语经媒体的包装后置于所谓的“民主”“人权”之下，这种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话语体系在舆论层面掩盖了香港暴乱祸港、乱港的实质。这既吸引了香港社会内部的青年群体，又在国际舞台上博得西方社会的支持，从而为香港暴乱争取了最大程度的境内外资源。香港境内传统的大众传媒及网络等新媒体在商业利益和外部资金介入的情况下，几乎全部偏向香港反对派。以“壹传媒”“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港独”媒体不但借此在市场中扩大占有量，更作为香港反对派舆论宣传的工具，极力煽动群众对立情绪，鼓噪暴乱舆论。

在策略选择方面，2019年香港暴乱模糊了暴力与非暴力的边界。本次香港暴乱中的非法示威者不将“非暴力”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反而将对警察使用武力看作是合理合法的，“违法达义”的口号再次出现在人群之中。在暴乱分子使用暴力手段的同时，一些“颜色革命”的手段也出现在香港暴乱中。香港暴乱分子打“港独”旗、唱“港独”歌，对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香港市民纵火烧身，破坏港铁等市政基础设施，占领香港国际机场，曝光香港警察私人信息并对其进行恐吓，鼓动“816全民提款日”等。这一系列行为表明，暴乱分子的行为深受西方“颜色革命”理论中关于“非暴力行动方法”的影响和指导。

在矛盾根源方面，2019年香港暴乱极力把社会问题政治化。相比于“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2019年香港暴乱所体现出的策略选择及其矛盾根源有着本质的不同。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反对派将社会问题作为香港暴乱动员的潜在因素。反对派并没有把社会问题方面的诉求作为暴乱的诉求口号。但是，参加暴乱的成员往往是深受香港社会问题影响的学生、失业者和青年群体，他们长期因为香港社会中高房价、低收入、固化的社会阶层而产生失落、沮丧的心理，甚至产生了对政府的怨恨。在潜在动员因素的推动下，香港社会中的不满逐渐积累，“反修例”成为导火索。

在扩散方式方面，2019年香港暴乱是“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相关因素的结合体。香港暴乱中既有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等干涉势力的非法介入，也有香港反对派基于香港本地社会的动员。经过新闻媒体的煽动，大批香港民众被舆论绑架而走上了街头。境内外势力通过香港社会中的资金、组织、舆论网络实现了香港暴乱框架下诸因素的联动。

综上所述，香港反对派运用内外部网络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继承了“变革”框架和“占领”框架中的部分因素，并将其与香港本地发达的社会网络相结合，从而实现了暴乱动员框架的转型（表2）。

表2  香港暴乱动员框架的继承与转型

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继承与转型后的新框架显示出了一定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在“大社会、小政府”的香港政治生态中，新框架下暴力与非暴力合流、开放的组织网络、网络新媒体等因素相互综合的效果明显超过“占领”框架。这样一种新框架刺激了世界其他地方抗议示威活动的转型。2019年香港暴乱发生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出现的暴乱、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地铁示威都显示出和香港暴乱相似的特点：组织网络更加开放，示威者遮挡面部，持续暴力行为，等等。这些事例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操纵下，香港反对派构建的新框架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扩散效应。开放的组织网络、社会问题的潜在动员能力、暴力与非暴力界限的模糊，可能将给社会矛盾丛生但政府难以作为的西方社会带来严重危机，甚至将进一步加深西方社会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有关国家深度设计和推动而形成的这种新暴乱动员框架终将可能产生“引火烧身”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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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2019年香港暴乱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在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的大环境下，香港社会政治化和外部势力介入干涉的结果。通过分析香港暴乱发生的内外部原因，本文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其一，研究“香港问题”应该采取内外因素联动的视角，将香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统筹分析。殖民地时期的特殊历史导致了香港社会掺杂众多的外部势力。以内部视角分析香港社会能明确香港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但要想解释“香港问题”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最终解决“香港问题”，我们必须把外部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内。采取一种“降维”的内部因素分析方法能明确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采取一种“升维”的外部因素分析方法能厘清香港社会发展演变的具体脉络。只有站在内外联动的角度，才能以较为全面的视角解释当前香港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其二，香港社会的政治化趋势和大众传媒对“社会—政治”联系渠道的替代是香港暴乱的内部根源，境外干涉是香港暴乱扩大化的推手。香港社会发达的舆论网络既给普通民众以宣泄渠道，又给反对派势力以政治动员的舆论资源。香港反对派利用大众传媒将政治问题扩展到更深层次的社会领域，并影响香港青年群体的政治行为。受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将社会矛盾政治化，为香港暴乱准备了充分的基础。境外干涉势力利用、推动香港社会的政治化趋势，运用舆论手段将香港“民主”“人权”等话语与香港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相挂钩，企图将香港社会拖入“西方民主政治的陷阱”。

其三，香港暴乱所处的国际大背景是“阿拉伯之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本文通过借鉴先前对“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关联的研究结果，发现香港暴乱中出现的暴乱动员框架实现了对此前“变革”和“占领”两种框架的继承与转型。鉴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美国纽约发生的类似暴力行动的案例，内外联动的暴乱动员框架或将刺激新一轮世界范围内的抗议浪潮。

其四，瓦解香港暴乱动员框架的关键在于加强对香港社会网络的治理。作为内外因素联动的纽带，香港社会网络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要有效维护香港的社会秩序，必须加强对香港社会网络的治理。首先，可以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形式规范香港社会网络，不能使香港社会网络成为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渊薮”。其次，民生问题始终是影响香港社会运行的关键议题。香港稳定的抓手在于改善香港经济结构、保民生、促就业，至于香港反对派鼓吹的“民主化”不是现阶段解决香港既有社会矛盾的着力点。再次，要充分发挥好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将人大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作为联结香港和内地的重点沟通渠道，紧紧依靠香港爱国人士把统战工作沉下去，将“爱国爱港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发动香港民众与社会网络同香港本土激进势力、境外干涉势力进行斗争的武器，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

本文重要脚注如下：

1.抗议：本文中的“抗议”一词是社会运动研究中对政治与社会动员现象的中性描述。香港“修例风波”处于此轮抗议浪潮中，但是所谓的“反修例抗议”实质上是祸港、乱港的暴乱，远超出抗议的范畴。后文将会对香港暴乱的性质进行详细的说明。

2.香港问题：香港主权归属非常明确，本不存在所谓“香港问题”。至于香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部分矛盾，在任何一个国家均属于正常现象，只涉及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治理事务，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然而，西方有关国家刻意提出所谓“香港问题”，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推进香港社会矛盾的国际化、政治化，模糊人们的视野。

（其余脚注和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