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联动： 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的2019年香港暴乱（上）_风闻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峻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摘  要：2019年6月以来，我国香港地区以“反修例”为幌子的暴乱活动迅速极端化，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构成巨大挑战。将2019年香港暴乱置于更宽广的视界中，可以发现此次暴乱是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香港内部因素和境外干涉势力内外联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香港暴乱分子通过运用香港社会中发达的资金网络、组织网络、舆论网络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千方百计将这些社会网络提供的资源转化为煽动暴乱的实际行动。暴乱分子借助的部分社会网络具有双重性，它们一方面扎根于香港本地社会，另一方面又与境外干涉势力互为策应。而在境外干涉势力中，西方有关国家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显著。它们通过资金支持、议程设置、话语塑造等方式肆意干预香港事务，极力推动香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与国际化，企图以此牵制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努力。2019年香港暴乱具有非常浓郁的“颜色革命”色彩。在话语上，暴乱分子在借鉴“阿拉伯之春”中的“变革”框架和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中“占领”框架的同时，在结合香港社会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既有抗议框架的暴力转型。2019年香港暴乱中动员框架的暴力特征，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抗议浪潮并导致对西方社会的“反噬”。

2010年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地区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爆发的系列“占领”运动，构成全球范围内新一轮抗议浪潮 。受境外干涉势力和香港特区内部社会矛盾政治化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香港地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违法暴乱活动。2019年9月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举办的发布会上指出，现在香港一些激进分子身上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颜色革命”的特征，他们的目的是瘫痪特区政府，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当前这场风波的走向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少数暴徒及其幕后黑手的操纵下，当前事态已经完全变质。2019年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习近平指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场带有“颜色革命”特点的暴乱继承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的诸多特征，并结合香港社会自身特点实现了框架的转型。本文从梳理解释香港社会不稳定的既有框架出发，采用内外联动的视角解释2019年香港暴乱的发生。笔者认为，2019年香港暴乱的发生是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的大环境下内部因素和境外干涉联动的结果；香港社会的政治化趋势和大众传媒对“社会—政治”联系渠道的替代是香港暴乱的内部根源，境外干涉是香港暴乱扩大化的重要推手。

01

问题提出与现有解释

（一）问题提出

2019年6月，以反对修改《逃犯条例》为导火线的“修例风波”在香港迅速蔓延，并迅速演变成一场乱港、祸港的暴乱。暴乱分子不但以极暴的方式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公然践踏香港法治；更有甚者在暴力游行示威过程中围堵、冲击香港中联办大楼，污损国徽，藐视中央权威，甚至鼓吹“港独”，提出所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挑战国家尊严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这一场由香港反对派挑起的、被香港社会激进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的“修例风波”，最终演变成破坏香港法治与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暴乱。2019年发生在香港的暴乱显示，境外势力在香港的活动及其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已经对香港特区的繁荣稳定和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挑战。

现有成果对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动机、方式、路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仍有不足。长期以来，国内对香港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产业转型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内部政治运作和“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国外对香港的研究兴趣则在于香港选举、港人政治倾向和香港社会发展的人口学、社会学调查。目前，相关文献对境外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研究比较少。即便有相关研究，大多只是将研究聚焦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等某一方面境外势力在香港的活动并评析其影响。这些研究未就境外干涉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手段和途径进行详细的梳理和阐释，也没有分析在出现重大社会危机时香港内部矛盾和境外干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联动机制。

（二）现有解释

针对近年来“香港社会为何变得不稳定”的问题，国内外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

1．“社会容纳政治”机制的衰落

“社会容纳政治”这一概念由香港研究学者刘兆佳在1982年首先提出，用于解释港英时期香港社会维持稳定的原因。“社会容纳政治”机制是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资源网络使社会成员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从而使成员的社会资源需求很少被政治化，社会有能力吸纳一些可能被政治化的问题。刘兆佳认为，这种建立在经济发展、社会资源丰富基础上的“去政治化”机制，使得港英时期的香港并未像其他英属殖民地那样爆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抗争甚至革命。这种“去政治化”机制非常依赖经济的高度繁荣，“如果出现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政府又拿不出措施予以纾缓，它肯定会陷入政治麻烦的漩涡”。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后，香港经济发展的势头放缓；上海、深圳等内地城市崛起也影响着香港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香港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反过来影响经济施政和经济发展。

2．“局部民主化”弊端显现

“局部民主化” 在本文主要指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光荣撤退”而在殖民后期对港人适度、有限地开放政治领域的行为。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港英当局预料到香港最终会回归中国，为了能在香港官僚体制中留下亲英分子、事先安设干预回归后香港事务的“入口”，蓄意在香港范围内开启政制改革。港英当局主导的政制改革的核心为“民主化”，但这不是给予港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充分的民主权利，更多地是将基层精英选举出来，形成民意代表，组成区议会，缓解民众集中在政府较高层级的压力，将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疏导至较易控制的地区层面事务。区议会形成初期，其主要职能仅仅是咨询，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但是，随着政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区议会职能和组成部分不断变化，逐渐被赋予了管理地区事务的权力，特别是政制改革后期压力团体的加入导致了区议会中成员间派系的分化。对香港特区政府来说，区议会变成一个更难驾驭、更喧嚣吵闹、更不愿妥协的政治组织。

“局部民主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香港立法局的“民主改革”上。1987年，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仅两年后，港英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发表了《代议制发展检讨绿皮书》，提出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的意见。1991年，香港立法局选举引入直选机制；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再次推出“政改方案”，提出立法会的全部议席均由普选产生。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就是要把香港立法局发展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使其具备所谓有效的代表市民所需的独立性，拥有明确而独立的管理自己事务的职权，能够发展本身的委员会架构，能够通过对港督的质询、听取港督对出访和重要事务的汇报等方式监督港督，从而使香港的政制由行政主导向立法主导转变。彭定康的“政改”与《基本法》中确立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相悖。这在政制问题上进一步分裂了香港社会，造就了如今香港立法会派系争斗、立法会决议“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香港社会政治乱局。

3．现有解释的不足与反思

无论是“社会容纳政治”机制还是“局部民主化”，在解释香港社会动荡的原因时，其观察视角都是香港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内部政治制度。从内部因素分析香港的社会政治发展，能让我们充分了解香港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但是，以内部视角研究香港社会的不足在于，忽视了香港社会建构和政制改革过程中的非本地因素，将香港社会政治的变迁过分归因于香港内部因素，割裂了香港殖民地时期和回归后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港英当局在香港回归前15年就开启了香港“局部民主化”的“潘多拉魔盒”，其主要目的是在香港回归后通过培植本土反对派力量制约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总之，香港社会与政制改革的推动力基本源自外部环境，且与殖民统治逐渐完结及主权转移关系紧扣。在现阶段探讨香港政治社会的发展与现状时，我们不能忽视外部势力在香港的作用，且应该将内外部因素结合，在内外联动的视角下研究发生在香港的动荡与冲突。

02

香港暴乱发生的内部因素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其内部社会关系主要由于自身的原因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香港社会关系及矛盾日趋复杂化。回归后，香港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与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匹配，香港特区政府管治能力与香港社会治理要求不匹配。这两大主要矛盾的相互交织构成香港社会复杂的内部环境。一方面，香港经济发展势头下降，难以继续提供原有的诸多社会资源，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社会容纳政治”机制由于缺少雄厚经济资源基础而走向衰落；另一方面，香港“局部民主化”是港英当局的单方面行为，而非从香港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其弊端日益凸显，成为香港社会发展中的薄弱部分。

（一）“政治化”成为香港社会的发展趋势

港英时期的香港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香港外向型经济随着运输科技的发展而逐渐繁荣，最终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高度繁荣吸引着来自内地的人员输入。他们追求财富且常常表现出一种疏远政治的社会倾向。内地人员的输入使香港的华人社会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的香港华人社会信奉“功利家庭主义”，即将家庭的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上，把提高自身家庭利益作为第一要务，较少关注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功利家庭主义”的驱使下，香港华人群体渴望通过香港自由的社会环境获取财富，往往疏远政治议题。香港华人群体的这种政治心态是“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得以在香港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相对于香港华人群体，港英当局控制着香港的政治权力，倾向于利用政治权力中“法律”和“秩序”的能力，为香港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所需的社会服务和市政服务。总的来说，港英当局希望尽可能不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香港华人群体的政治心态、诉求与港英当局的管治在政治策略和社会政策方面有所契合，从而实现了香港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彼此独立，但又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整合。

随着香港社会政治的持续变迁，其中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这使得维持香港社会稳定的“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出现了问题。政治上，香港主权移交的日期越来越近，香港社会普遍对于1997年之后的香港何去何从感到困惑和不安，加上港英当局的“反共”宣传以及香港华人社会与生俱来的“避难心理”，港人对政治议题的关注在这一时期大幅上升。经济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虽然香港经济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并未大幅波动，但经济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成为香港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2003年非典疫情使得香港经济下滑、失业率增高。香港内部势力与境外势力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歪曲与炒作使得港人的不安瞬间达到了极点，社会中弥漫着挫折感和疏离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香港高端实体经济和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弊端更加突出：房地产垄断加剧，社会流动困难，香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社会愈加呈现出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政治问题关注度上升并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特点。收入增长的放缓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使香港居民对现实的不满增加，部分香港居民在反对派的煽动和歪曲下，将对现状的不满带入现实生活，成为反对派所谓的“主流”。

（二）香港大众传媒与“社会—政治”联系渠道

随着社会中挫折感和疏离感的增长，香港社会政治关注度逐渐上升。这意味着港人对政治参与的诉求在这一阶段显著上升，小部分中产阶级的个人和组织要求扩大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并认为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这更多是为了宣泄丧失信心的情绪，而非政治上有野心、有组织的社会动员。这造成了三种严重后果：第一，港人的政治热情迅速增长，突破了原有“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可以承受的范围，原有机制逐渐失效；第二，要求参政的港人对政治的了解不充分，是完完全全的“政治素人”，不知道如何利用政治手段解决民众的实际诉求；第三，作为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者——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以满足群众需求并无有效方案和对策，只能按照“局部民主化”的思路加以应对。回归前港英当局设计的“局部民主化”存在显著弊端，其中不仅掺杂着英国势力，还包含了社会中众多的压力团体。这些受资本和外部势力操纵的政治角色在解决香港社会内部问题时嘈杂且低效，甚至对香港特区政府形成掣肘。

在“局部民主化”的政制改革思路下，“直接的民主选举”被宣传成最为有效的“社会—政治”沟通渠道。但是香港市民不是在真空中参与选举，当他们在竞选宣传中做出决定时，其实无时无刻不沉浸于大众传媒中。大众传媒以新闻媒体为主体，其手段与路径囊括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方面。由于香港社会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的作用，成为港人代议选举的主要渠道。由于香港地区的政治派别与媒体存在某种共生性，“政党媒体化”与“媒体政治化”成为香港社会的显著特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传媒由于资金问题而依附于许多大金主与财团，这一点在香港也不例外。《明报》《信报》等纸质传媒集团在回归前后陆续被香港本地商业资本购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者也开始并购香港媒体集团，进入香港大众传媒领域。目前，香港大众传媒领域已经被香港本地房地产资本和境外资本牢牢掌控。这些媒体以市场为导向，向公众发布多元化的社会资讯，影响着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政治领域。

大众传媒能够通过舆论引导、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社会控制功能。在不完善的选举政治下，港人的政治判断与政治知识大多来源于大众传媒，尤其是香港的现代新闻媒体。因此，香港媒体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强势的角色，能够影响甚至操纵香港居民的政治认知。这意味着像“东方报业集团”（Oriental Press）和“壹传媒”（Next Media）这样控制香港八成纸媒的产业垄断者，有能力将政治动机、机构网络和媒体影响力相连接，以满足其商业利益。在商业资本利益的驱使下，香港一些大众传媒不完全以“客观真实”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而是把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作为运营的准则。面对香港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这些传媒集团的立场和观点不一定真实和准确。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香港大众传媒的政治作用更为突出：亲“泛民”的媒体在网络上积极发声，号称维护公民利益，但其中不乏激进分子和“勇武派”，他们恰恰是破坏香港民主与法治的元凶。与此相反，来自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声音较弱，原因在于媒体报道的偏见以及支持“一国两制”的香港政治人物大多是对互联网不太了解的年长者。

随着香港青年一代进入社会，部分香港青年通过使用社交媒体了解和关心香港政治发展，但现实生活频繁上演的政治争拗蔓延至网络空间，导致理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冲突，合理的意见表达在非理性的言语攻击之下难以实现。最终，“泛民”的声音占据了香港媒体中政治领域的主流，对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政策大肆批评，并引导青年以“泛民”的价值观审视“一国两制”与香港社会存在的矛盾，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政府现行政策产生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香港青年一代将大众传媒当作主要的政治参与渠道而不是辅助工具，这导致大众传媒的控制性功能被过分放大，甚至能够操纵部分港人的政治行为，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原有“社会容纳政治”机制逐渐失灵、新的“社会—政治”联系渠道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由于香港发达的大众传媒以及青年一代对媒体政治替代性的认可，大众传媒成为实际的“社会—政治”联系渠道的替代品。另一方面，香港资本主义体制下新闻业资本的逐利性，不可避免地会诱发资本操控媒体从而控制新闻舆论的现象。境外势力和香港反对派同样非常容易利用大众传媒操纵港人的政治行为，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将社会矛盾通过香港大众传媒转化为香港青年过激的政治行为并煽动民众与政府的对立，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社会矛盾政治化。同时，香港的大众传媒具有民间性、社会性，能够将单纯的政治议题引向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群体。对于香港社会而言，政治正在延伸到民间社会的更广泛边界，发展出涵盖广泛的做法，包括公开讨论、志愿协会、非正式网络和社会运动。这种“开放”的政治边界和过分社会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为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提供了事实上的便利。

（三）香港社团组织

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港英当局推行的“社会容纳政治”机制使香港社会领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通过社会中众多互助性的社团组织，港人无需过多依赖政府就能满足自身生活和工作上的需求。对于香港人来说，社会组织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殖民地时期，港英当局利用华人精英及其社团组织，让他们为华人社会提供种种服务，补政府之不足，亦利用这些组织和服务发挥“社会控制”的作用。随着香港社会领域的不断发展，经济的繁荣促使社会中不同群体产生明显分化，社团组织的功能也从互助的性质转变为代表某一群体的利益诉求。由于港英当局的统治性质，这些社团组织无法进一步“政治化”从而转变为政党，而是继续以“社会化”的形式存在于香港社会之中。

回归前后，香港本地知识分子的崛起使香港社团转变为一定数量的“政团”，成为社会中民众就关切的问题与政府进行交涉的主体。这一时期，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政改方案”，将香港社会中对港英当局的压力疏导到社会领域，并在政权内部开放一定的参政机会。“政改”机会使得包括“政团”在内的香港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先后组建“政党”并希望进入政权内部。港英当局为了控制政权内部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势必不会将重大政治议题的决策权交由港人。为了让“政改”后的港英当局仍能按照英国的意愿继续运行，港英当局在社团组织中努力培植亲英势力，并使他们以“官守议员”的身份进入“立法局”。在此情形下，以时任“布政司司长”陈方安生为代表的一批“亲英派”被港英当局安排进政府，成为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中亲英“泛民”势力的前身。经过港英当局对香港社会中社团组织的分化和重组，一大批“反建制”的社团组织在香港回归前后短暂的几年内迅速成长起来，为日后香港社会内部“建制派”和“泛民派”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

可见，香港在殖民时期形成发达的社会领域，其中众多社团组织成为与港人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体。随着香港社会阶层的分化，一些社团组织演变成为某一阶层或团体发声的社会压力团体。鉴于港英当局曾经刻意培植社会领域中亲英的社团组织，这些基于亲英社团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团体成为香港社会中社会政治领域的薄弱部分。它们虽然代表了特定港人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但同时成为境外干涉势力介入香港内部矛盾的工具。在香港暴乱中，以“民主党”“公民党”“职工盟”“教师协会”为代表的香港政治社团，成为“泛民派”组织暴乱游行、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主体。这些深度活动在香港社会、政治、教育等领域的社团组织利用开放的社会环境与西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为了一己私利将香港局势推向险境。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香港社会中不少社团组织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反华媒体相配合，企图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03

香港暴乱中的境外干涉

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境外干涉主要指影响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外部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对主权国家进行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从而破坏国家安全状态、削弱国家安全能力。境外干涉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军事干涉和非军事干涉。军事干涉主要是运用武装力量，如美军对叙利亚动武，介入叙利亚内部冲突。非军事干涉主要是运用经济、政治、舆论等非军事手段，借助不同类型的组织网络对主权国家进行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颜色革命”是非军事干涉的典型做法。香港暴乱产生的境外因素主要包括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由于中国具有完备的国防武装力量且威慑可信性高，这些国际和地区行为体对香港暴乱所采取的干涉行为主要集中在非军事干涉领域。

（一）境外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一般是指不被视为政府部门一部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及其他法人。非政府组织一般具有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其关注和活动所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主要集中在环保、人权、民主、消除贫困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资金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因此，非政府组织虽然名为“独立且中立”的“第三部门”，但极易成为某一特定团体或财团的利益代言人。在资本至上的西方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殖民时期香港“自由港”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聚集之地。这些非政府组织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以“观察选举”“学术交流”“社会调查”等为由头，向香港社会各领域乃至内地进行渗透甚至开展间谍活动。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西方许多以“社会调查”“人权保障”为活动目标的在港非政府组织分支，“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反华势力乱港、祸港的前哨阵地，充当美英等国干涉香港事务、破坏“一国两制”的“白手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大赦国际”等西方非政府组织或提供资金支持，或发布所谓的“观察报告”，公然发表支持暴乱分子和“港独”的言论，诋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抹黑“一国两制”。

直接的资金资助和发布虚假“涉港报告”操纵国际舆论，是境外非政府组织介入香港暴乱的主要方式。在众多西方非政府组织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涉港资金资助的核心组织。2016年至2019年四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港均有直接的资金投入，总额高达2 359 364美元。投入的数额在2019年达到顶峰642 933美元，占近四年总额的27.25%。这些资金大多流向了“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组织，通过这些“功能性组织”在香港社会开展渗透活动。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港活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为例，它在香港主要支持“职工盟”，对外宣称旨在增强香港劳工的组织和团结能力、扩大工人的权利与民主，实则鼓动“职工盟”下属工会对抗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命令，开展罢工活动。

与“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直接向香港本地社团组织拨款不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香港的渗透更加隐蔽。“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作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另一大主要受赠者，其涉港资金主要用于香港政党间磋商、香港民意调查以及为选民提供选举指南。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正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一手资助并提供技术支持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表面上声称将这些资金投入香港非政府组织倡导、专家学者研讨会以及香港公民自由倡导等方面。实际上，“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以这些资金为基础，支持香港社会有关调查机构以“金钱问卷”方式调查所谓“民意”，形成虚假的民意调查报告向社会公布，并且以向香港选民提供选举指南的方式干涉香港本地选举。

此外，向香港本地社团组织渗透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香港的另一种主要运作模式，意图用资金控制的方法将香港本地社团组织发展成听其操控的“傀儡”。“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还伙同“国际共和研究所”联手炮制“欧洲民主青年网络”。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均来自于已被策动“颜色革命”的中东欧等国，并在暴乱未止的香港刻意挑选香港本地青年前往受训，以期他们在“公民领域”发挥作用。

香港暴乱中的资金除了来自于境外非政府组织，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私人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就是资助香港暴乱的背后“金主”之一。自1993年成立以来，“索罗斯基金会”在世界各个国家均有活动的踪迹。“索罗斯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大肆在所在国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多个国家“街头政治”乃至“颜色革命”的爆发均与之有关。2015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俄罗斯被禁，被指对俄罗斯宪法构成威胁。2017年，“索罗斯基金会”在土耳其被停止运营，埃尔多安指责索罗斯试图分裂土耳其。该基金会表面上以构建“开放社会”为行动目标，实际上运用巨大的金融资本，以资本运作的手段扶植反对派，使其成为“民主化”和“私有化”理念的践行者，从而通过“做空”的形式将他国数十年发展成果洗劫一空。亚洲金融危机时，索罗斯在香港惨遭失败。但是2004年以来，“索罗斯基金会”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再次进入香港。香港大学及其他学术、调研机构成为“索罗斯基金会”重点渗透的对象。根据DC Leaks披露的关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内部资料，“索罗斯基金会”2015年以来一直活跃于香港大学“港独”分子戴耀廷任职的法律学院，并设立专门的“公民领袖计划”“人权奖学金”等奖项。在香港街头鼓动示威者袭击警察的“洋教官”布莱恩·克恩（Brian Kern），曾在香港多个学校开展名为“人权”的选修课，在课上妖魔化中国中央政府并大肆宣扬所谓的“开放社会”，其资金同样出自“索罗斯基金会”。可见，香港发生的“街头政治”和带有“颜色革命”特征的暴乱与“索罗斯基金会”在香港的渗透存在密切关联。“索罗斯基金会”不仅为香港的反政府暴乱活动提供资金，更为暴徒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以“大赦国际”“自由之家”为代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香港暴乱发生后发布了一系列“涉港报告”。这些“涉港报告”的立足点均为西方视角下的民主与人权，极力鼓动香港民众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完全对立，把所谓“真人权”作为博取国际社会关注的虚假噱头，大肆渲染暴乱分子对抗香港特区政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报告”甚至与西方媒体和“港独”媒体相结合，将报告中的所谓“建议”通过舆论加工扩大为暴乱活动的口号和诉求。2019年8月1日，“自由之家”发布了题为“香港的民主危机：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的报告，妄称“美国国会应立即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随后，“港独”媒体大肆炒作“镇压关头，（美国）与港同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标识与美国国旗也迅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香港发生暴乱期间，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报告”俨然成为暴乱分子行动的指南。这也说明发生在香港的“修例风波”已经掺杂了境外势力的因素。这一场看似“无领导”的暴乱，出现了以境外非政府组织为操纵者的、具体的“领导者”。

这些“涉港报告”更将香港社会问题的矛头直指中国中央政府，将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与表态曲解为“北京对香港的红线”，将香港所出现的暴乱归因于“一国两制”；并在报告中丑化“一国两制”以及内地的法律制度，以此渲染所谓的“香港危机”。在无良媒体的报道和夸大下，这些报告不断在示威人群和香港普通民众中扩散，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度恐慌。“涉港报告”以曲解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政方针为靶子，借“民主”“人权”之名，对香港特首、特区政府乃至中国中央政府进行恶意的造谣与抹黑。他们的目的在于人为地扩大矛盾，以“涉港报告”作为舆论基础，企图完全割裂港人与香港特区政府、港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煽动香港民众与政府的对立甚至冲突。

境外非政府组织和西方金融资本大鳄所控制的基金会在香港暴乱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些境外势力已经通过策动东欧、北非的“颜色革命”总结出了一系列操纵社会运动并为其利益服务的手段与方法。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他们通过资金援助、舆论造势等途径，对香港教育界进行渗透、强力灌输西方民主价值观，以资金援助的方式勾结香港社会中存在的反政府团体势力，以发布“涉港报告”“提出政策建议”的方式为反对派发起的暴乱设置共同的“抗争议题”；在抹黑、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的同时，将香港反对派塑造成“民主”“自由”“人权”的代言人，以博取香港社会中不明真相民众的同情。在境外资本的介入下，香港的商业媒体几乎都沦为反对派的舆论工具，社会中充斥着大量关于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的“假新闻”。境外资本介入而产生的巨大社会舆论压力将民众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归因于香港特区政府，导致其公信力受到冲击。同时，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使香港民众与香港特区政府无法得到有效沟通，最终通过极端暴力活动宣泄出来。可见，境外势力在香港社会中营造的舆论网络使香港社会面临暴乱的严重威胁。

（二）外国政府

1．美国政府

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美国政府及其国内一些政客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然为香港激进势力和暴乱分子撑腰打气，在香港暴乱复杂化、扩大化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行政当局及国会主要通过国会立法、外交及国际舆论两个方面干涉香港事务。一方面，在香港暴乱发生后，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强推所谓“2019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将“二十三条立法”、香港政改进程等一些根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纳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反应体系中；以国内商业出口限制的方式企图干涉香港警方正常的执法行为，为暴乱分子撑腰打气；以“香港自由”为借口，形成针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及经济制裁名单，企图以此向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压。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先后邀请李柱铭、李卓人、黄之锋、何韵诗等乱港头目窜访美国，出席所谓“听证会”。他们在会上歪曲香港暴乱事实，大肆诋毁“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区政府。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成为美国介入修订《逃犯条例》这一具体香港事务的重要推手和执行者。2019年2月开始，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频繁在媒体上发表干涉言论，公开反对香港特区政府、诋毁“一国两制”。香港暴乱升级后，新上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墨客立即与政治部主管朱莉·埃德会见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并进行了长时间密谈。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暴乱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积极联络、培育香港反对派力量，以期对抗“建制派”和中国中央政府，甚至对“港独”分子采取间接支持的态度。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高度关注香港反对派的政策表态和内部的势力分配。香港反对派多名议员被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列为所谓的“重点保护对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活跃于香港法律、教育、青年等领域。向香港青年进行利益输送和价值观洗脑，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最重要的途径之一。非法“占中”的骨干、“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都是美国重点培育的对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甚至安排香港激进青年赴美参加所谓“民主活动”，与反对派议员会面，共谋推动所谓“香港民主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在其盟友国家间引起了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反华势力在美国政府之后极力鼓吹效仿立法，妄称对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的相关官员进行制裁。2019年12月3日，意大利国会通过所谓决议，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调查香港警队“滥用暴力”，并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对禁止黄之锋等人赴意做出“解释”。欧盟则在此之后呼吁成员国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形式积极立法，旨在对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赴欧人员进行所谓“人权审查”。

美国政府还怂恿台湾民进党当局介入香港暴乱中，企图营造“港独”与“台独”合流的趋势。一方面，民进党当局涉港政策完全配合美国的需要，在美国对港干涉行动上亦步亦趋；另一方面，香港暴乱正值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民进党当局在美国的授意下有意制造“港台联动”，协助蔡英文连选连任。2019年6月9日，蔡英文在社交平台发表意见称“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还将“台湾撑香港，我们守台湾”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蔡英文借助香港暴乱为自己竞选造势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面对由香港逃窜到台湾的暴乱分子，民进党当局竟称其为“来自香港的朋友”，甚至为香港暴乱募集物资、筹集资金。“民进党在期望、鼓动香港激进势力走向更为极端、暴力的近乎恐怖主义路线，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借此，民进党当局就可火中取栗地制造‘台湾拒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民进党就没有一国两制’的舆论，在岛内的统‘独’斗争中占据高地。”2019年9月3日，“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立法会议员朱凯迪等乱港分子高调窜访台湾，请求民进党当局对暴乱活动提供支持。港台有关势力谋求“独立”的非法活动和政党派别之间的串连扩大，相互撑腰打气的态势持续发展。

2．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作为香港社会矛盾国际化、政治化——所谓“香港问题” ——的另一重要推手，在暴乱发生后企图继续在香港显示存在。英国政府及其国内政客在香港暴乱问题上表态不清，甚至对暴乱分子的行为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2019年8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话，对香港局势表示所谓“严正关切”。在这次“通话”中，英国政府表达“谴责双方使用暴力”的话语，实质是以所谓“公正”为香港暴徒开脱，将香港警队正义执法与暴徒的违法犯罪行为混为一谈，企图以此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此外，英国政府在所谓“香港问题”上继续玩弄文字技巧，利用《中英联合声明》大做文章。在香港暴乱期间所发布的“2019年1月至6月香港半年报告”中，英国政府表达了对“香港重大政治进程”的所谓关注，假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包含“香港民族党”被取缔一事大肆渲染，声称“香港的自治地位应该继续被维持”。在这份“香港半年报告”中，英国政府错误依据《中英联合声明》，站在“香港事务监督者”的角度对香港事务大加指责，无视香港暴徒破坏香港法治的非法行径，以“支持和平的权利和合法的抗议”为幌子，暗中为香港暴乱分子撑腰打气。《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完全履行完毕的历史文件，在香港回归后它就已完成历史使命。《中英联合声明》虽然提到了“一国两制”，但这是中国政府单方面的政策宣誓。中国政府承诺“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五十年不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而不是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回归后仍具有效力。

04

暴乱发生：内外因素联动的结果

殖民地时期“社会容纳政治”机制偏向于将政治问题引向社会领域，香港呈现出社会领域过度开发而政治领域过度未开发的现象。“局部民主化”的政改思路又在香港造成了事实上的“大社会、小政府”状况，政府能力受到制度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香港社会中存在着丰富的社会网络，但缺少政府层面对诸多社会网络的有效管理。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内部“泛民”势力和激进分子依靠丰富、发达、超越国界的社会网络企图在香港建立所谓“公民社会”，并以“永远的反对派”自居。他们以社会网络为基础，勾连香港政界、商界、宗教界中与政府相左的组织和团体，通过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以“社会动员”形式将不满情绪与“民主化”诉求相互关联，从而转化为香港社会的政治运动。“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领导者在将抗议者、潜在支持者的怨恨、不满等情绪转化为街头抗议活动过程中所能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组织基础、集体协调、金钱、社会网络、网络技术等。在香港暴乱中，境内外乱港势力运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动员手段主要涉及资金、组织、舆论三个方面。

（一）香港暴乱中的社会网络

资金网络是勾连香港境内外乱港势力的最主要途径。在香港，资金网络的运作通过香港本地社团组织实现，大量资金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以项目调研、“人权资助”的名义流入香港本地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港分支机构，通过它们为暴乱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将资金以“合法”名目转移至香港境内，而后采取“调研”“资助”“奖学金”等形式为参加暴乱活动的人员特别是缺少经济来源的香港青年学生提供支持。它们甚至将暴乱中的违法活动明码标价，以此鼓励示威者更加激进地挑战政府权威。为了便于收受来自香港境内外的暴乱资金，香港反对派专门成立了“612人道支援基金会”。该组织的财报显示，香港暴乱期间乱港分子黎智英控股的“壹传媒”公司以“苹果日报”的名义先后向“612人道支援基金会”捐款近165万港币。截至2020年3月，该基金会已经累计为香港暴乱游行及相关违法示威活动筹集资金近1.1亿港元。这些资金既用来为暴乱活动购置帐篷、雨伞、口罩等物资，同时用作暴乱分子逃避香港法律处罚的保释金。

来源于资金网络的大笔“政治黑金”是2019年香港暴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物质基础，甚至成为香港内部反对派势力和境外干涉势力勾结的纽带。以“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索罗斯基金会”为代表的境外资本势力通过资助的方式在香港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交易模式”，表面上以资助名义促进香港社会领域的发展，但是在暗中以资本控制的形式将香港本地的社团组织发展成听其操控的“傀儡”；并大肆宣扬所谓“公民社会”理念，企图以资本商业运作的模式培育一批“唯金钱是从”的乱港组织及其人士。这些乱港组织依托境外组织提供的“政治黑金”，勾结香港社会内部的激进势力，企图将香港社会完全变成受资本支配的“法外之地”。

组织网络是香港暴乱活动得以维持的关键。2019年的香港暴乱虽然显示出“缺乏领导者”的特征，但实际上仍有幕后黑手通过组织网络对暴乱活动进行操纵。香港暴乱分子的手机上几乎都有一个名为“LIHKG”的社交软件，这个软件能够在线进行匿名的、加密的讨论和即时通讯。暴乱分子在这些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着持续的资源动员和策略讨论；传统的政治团体和它们的领导人在这场运动中被边缘化，仅仅起到了支持暴乱活动的作用。“612人道支援基金会”伙同香港有关教会成为暴乱动员的核心。一方面，“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在暴乱的组织中发挥“指挥”和“后勤保障”作用。该基金会向暴乱分子提供所谓的“法律支援”“医疗支援”“心理支援”“紧急经济支援”，运用背后复杂的资源网络为香港暴乱及暴乱分子提供行动便利。另一方面，香港有关教会极力煽动神职人员和信众加入示威人群进行非法集会，甚至借机扩大宗教势力活动范围，暗中筹组“守望香港祈祷会”和“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企图在为香港暴乱活动募集资金、招募人员的同时，向香港社会更深处进行渗透。香港基督教会下属的诸多社团组织，如“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葵涌基督徒基层团体”等还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主要参与团体。在香港，基督教会深度介入香港本地的政治运动中。

香港暴乱中的组织网络显示出机动灵活、组织迅速的特点。这与非法“占中”中香港反对派采取的“占领策略”大为不同。这种组织模式的特点被香港反对派称为“水策略”（be water）。依靠网络新媒体技术，香港反对派的诸头目无需出现在暴乱现场，就能对相关人群进行远程操控。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专门的社交软件，企图在暴乱过程中基于灵活的组织方式使暴乱分子能够实现暴徒和普通市民这两种身份的快速转换，以便他们能够像“水”一样混迹于香港各个街道并在统一的时间一起行动；试图以“多点开花”的“水策略”逃避香港警方的追捕。这种“水策略”甚至与2014年非法“占中”的“占领策略”完全相反：暴乱分子不追求长时间的聚集，而是以快速且极端的方式向政府示威。暴乱分子的行踪也因此变得更加隐蔽，这从心理上怂恿示威者做出更加激进的行为。逐渐地，人群中了解、使用“水策略”的群体越来越多，游行示威行为愈加激进。此外，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组织动员还被反对派群体衍生出诸多暴乱活动组织形式，如“快闪”“人链”等。香港暴徒可以随机出现在任何一个街区进行暴力示威，待警察赶到后，又能迅速消失在普通人群中。

在香港反对派倡导的“水策略”下，示威人群不再遵循一个固定的路线或聚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开始融入社会人群之中，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形成针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的“斗争”共识；通过网上发布的信息，根据距离远近和自身的诉求对暴乱活动进行选择性的参加。香港暴乱中灵活的组织策略和组织网络动员了一大批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人士，借助“反修例”报复政府和社会。加上黑色口罩和面具的遮挡，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香港反对派组织网络的动员下，起初仅仅为了“反修例”而组建的游行队伍混杂了众多激进分子和香港本地“勇武派”青年。他们通过组织网络加入示威游行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以“反修例”为自身的诉求，更多的是以“奖金”为目的而参加暴乱并借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可见，暴乱中的组织网络容纳了香港社会中各种反政府的激进势力。

舆论网络是香港暴乱中又一重要的动员路径。由于香港青年一代对媒体政治替代性的认可，来源于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对香港青年群体的影响和控制力极强。香港暴乱发生后，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相关消息被香港青年群体无视。与此相反，来源于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假消息”在香港青年中流传甚广，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612人道支援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乱港组织纷纷建立媒体平台，把它们作为动员香港青年群体的“舆论武器”。在香港暴乱期间，这些媒体平台不仅发布游行示威活动消息，还大量转发来源于“港独”媒体和境外媒体抹黑香港特区政府、歪曲事实的“假消息”，以此博取点击量和曝光度，其关注量在短时间内甚至突破了百万。Facebook、在线论坛等网络社交媒体成为香港青年群体走上街头参加暴乱的最主要消息来源。香港反对派还利用以“壹传媒”“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港独”媒体，伙同境外反华媒体无视暴乱活动给香港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损害，大肆抹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鼓噪境外势力提出的所谓“香港危机”。在这种反对派“舆论高压”的氛围中，香港主流媒体的声音逐渐被埋没，反对派的激进发声充斥着香港的互联网空间，香港普通市民无法分辨消息真假，甚至将真假消息颠倒，最终沦为反对派舆论操控下的工具。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参加香港暴乱的人数和规模。香港境内外的无良媒体还极力通过新闻舆论鼓动示威者进行所谓“揽炒”，将港人的社会诉求与政治诉求相挂钩，谋求社会问题“政治化”，企图引诱香港民众将香港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一国两制”和中国中央政府。

香港一些大众传媒在舆论网络中扮演了极坏的角色。这些以“客观”“中立”自我标榜的传媒机构无视香港暴乱给香港社会和香港普通居民带来的灾难，一边倒地接受西方“民主”“人权”的政治话语，企图以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为香港暴乱开脱。通过舆论网络，这些传媒机构向香港普通民众特别是香港青年学生群体强力灌输“民主原教旨主义”。它们不谈香港经济结构中因为资本垄断而产生的深层次问题，而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社会问题的凸显归结于香港现行的政治制度，大肆鼓吹“民主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途径”。在暴乱分子活动引起香港社会一部分人反对的时候，这些新闻媒体又通过“人肉曝光”这样极度违反新闻业职业公德的方式，企图将香港正义之士置于暴徒言语的合力围攻之下，通过舆论手段在香港社会维持一种“黄色恐怖”的氛围。

（二）暴乱动员网络中的枢纽组织

社会网络中的各种资源需要依靠一些实体组织才能发挥动员作用。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香港民间人权阵线”“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和香港有关教会等发挥了支持、组织的枢纽作用。

“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和香港有关教会利用香港社会中的资金网络为暴乱提供巨额资金和大量物资援助。作为暴乱活动的枢纽组织之一，“612人道支援基金会”由“港独”分子陈日君、吴霭仪、许宝强、何秀兰、何韵诗作为资金信托人而成立，旨在取代2019年6月16日临时成立的“反送中受伤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宣称“为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或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包括医疗、心理/精神，法律及其他有关援助”。在该基金会开展“援助”的同时，大批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入其银行账户。该基金会与“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香港基督教会联系紧密。一方面，以捐赠的名义从“苹果日报”将境外政治黑金“洗白”后注入基金会账户。另一方面，“612人道支援基金会”与香港基督教会形成“612基金+教牧+社工-被捕支援–保释金外借、医疗/验伤、情绪支援服务”一整套针对暴乱分子逃避香港警方追责的手段和程序，连贯性和组织性十分紧密。为了确保“612人道支援基金会”所购买的暴乱物资不被香港警方查封，该基金会暗中组织暴乱分子与香港基督教会勾结，将散布于全港18个区的基督教堂和宗教聚会场所等宗教设施当作暴乱物资的储存地和补给站。这样既确保了物资的分散性，又借用“宗教财产”的幌子使暴乱物资免于香港警方的搜查。这种分散的暴乱物资储备为香港反对派在行动中贯彻“水策略”提供了完备的条件。2019年6月12日“金钟暴动”后，大批暴乱分子将物资运送至“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位于港仔的“香港堂”，“香港堂”俨然成为暴乱物资站。

与基金会公开向社会募集资金和物资的方式不同，香港有关教会则利用众多信众对“枢机主教”的崇拜和信任作为筹集暴乱资金的主要手段。以前任“香港教区大枢机”陈日君为代表的“乱港牧师”，以虚假的宗教仪式为幌子，在礼拜日大肆动员信众们捐款捐物，并声称“为香港自由民主的福音而祈祷”。香港有关教会还借机发起“守望香港祈祷会”，以虚假的神学话语愚弄信众，将众多信仰虔诚但不谙世事的教徒纳入暴乱活动的动员体系之中。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反修例”游行的主要发起组织，也是香港暴乱中组织网络的核心。自2019年3月以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先后筹组和发起了7次大型的反政府游行，累计参与总人数超过400万。“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包含了香港社会中支持“泛民”势力的社会、政治乃至宗教团体，这些原本分散的组织通过其网络而联系在一起。这些群体在平时并不接受“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领导，更多的是将其当作“抗议”表演的工具，企图就共同的目标利益，采用“抱团”的方式向政府施压。在香港暴乱中，香港反对派利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庞大的组织平台将香港社会内部的激进势力整合为一个整体，通过设置共同的目标将游行的规模逐渐扩大，将发生在香港的游行活动从最初“反修例”的游行逐步演变到后来实现所谓“五大诉求”的示威游行。香港反对派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为工具操弄社会议题，将原本具体的社会层面的“修例”问题矛盾逐步转化为更加泛化的政治问题矛盾。通过将议题“泛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他们企图将发生在香港的大规模游行当作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这种从具体的社会问题引申为泛化的政治问题、只谈“民主人权”不谈社会稳定和百姓民生的组织动员手段，与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手段如出一辙。从组织动员的角度看，香港反对派利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进行暴乱活动的组织动员已经具备了“颜色革命”的特征，与西方势力的干涉脱不了干系。

在香港大规模示威游行转变为暴乱后，“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组织者不分是非曲直甘当暴力活动的保护伞。“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公布的所谓“合作网络”中，“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赫然在列。它在“612人道支援基金会”活动网络中的主要角色是对暴乱分子实行所谓的“被捕救援”，也就是阻碍香港警方对暴乱分子的执法行动，将普通民众作为暴乱分子与警方对峙的工具。除此以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伙同“星火支援同盟”“香港人权监察”等行迹恶劣的乱港组织，将暴乱活动借“和平示威”之名加以美化，甚至在西方媒体面前将暴乱之中的香港称为所谓“中国民主法治的桥头堡”。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组织动员下，香港反对派操纵示威游行、包庇纵容暴乱分子，以“颜色革命”的手段使游行示威向着更加“政治化”、激进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使香港局势滑向暴乱的深渊。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612人道支援基金会”和香港有关教会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平台企图为香港暴乱罗织一整套完整的“舆论网络”，借此向香港市民兜售他们的“政治理念”，并希望借助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利用“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向暴乱分子分发记者证，甚至将一些所谓的“外国记者”纳入暴乱行动中，企图充当逃避警方追捕的挡箭牌。这些假记者在暴乱过程中阻挠警方执法并拍摄扭曲事实的照片，随后在互联网中利用“港独”自媒体大肆报道抹黑警队和政府的“假新闻”。铺天盖地的“假新闻”掩盖了香港主流媒体的报道，众多香港青年特别是香港高校学生缺乏鉴别信息真假的能力，接受这些“港独”自媒体所提供的残缺不全的信息，形成了对香港警队“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在香港反对派的舆论操控下，针对警队和政府的暴力行为愈加严重，甚至突破法治底线，对包括立法会和中联办大楼在内的政府设施进行冲击、围堵。在反对派的舆论高压下，“违法达义”的暴乱理念很快成为他们的共识。

香港有关教会以“礼拜”的名义将大批信众动员加入暴乱人群中，而后借助国外媒体向西方社会宣扬基督教徒在香港暴乱中显示出“勇敢的立场”，以西方社会对基督教天然的好感为自己参与暴乱的行为进行辩护。香港基督教会在信众中宣扬“教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将宗教集会的权利凌驾于香港警察和政府的执法权与管治权之上，并以此为借口组成大规模的基督徒游行队伍，深度参与暴乱活动。宗教非政府组织“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还在暴乱中鼓动信众充当“监视者”，以宗教人士的身份为香港暴徒标记警察位置，为暴乱分子的行动提供便利。经过香港有关教会基于所谓“宗教信仰”的舆论动员，香港暴乱中不少人受所谓“宗教信仰”的驱使参加示威活动。在暴乱活动经过宗教话语的粉饰后，他们认为“这既是礼拜，也是抗议”。香港基督教会下属的“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还在互联网上开设名为“localprayers”的网站，表面上宣扬基督教信仰理念，实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非法集会信息，并为暴徒提供相互交流的“即时讯息室”。这些“即时讯息室”多被冠以“心理治疗疏导”等“美名”，实际上以此为幌子对暴乱中的示威者进行在线心理催眠，将他们心中的恐惧和矛盾焦点引导至政府，使他们成为暴乱行动的“后备军”。

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香港反对派非常注重运用香港社会中发达的舆论网络。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有关大众传媒和宗教组织成为舆论网络发挥作用的关键部分。以网络自媒体和境外媒体为基础的“港独”新闻媒体将暴乱活动美化，并以假新闻的方式引导、利用香港社会中青年群体的愤怒与不满，以“反修例”为幌子将香港社会问题复杂化，并将反对的矛头直指香港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企图运用“舆论高压”的手段将整个香港社会笼罩在暴乱的环境下，从而实现“民主化”的诉求。以香港有关教会为幕后主导的宗教势力以所谓“宗教信仰”为幌子，通过宗教系统内传教的方式影响信众的行为，以举行宗教仪式为由头支持和参加暴乱活动。香港一些基督教组织甚至将“心理疏导”当作舆论控制的工具，鼓动教徒把继续参加更为激进的暴乱活动作为缓解心理情绪的途径。香港基督教会在香港社会的势力和影响力向来很大。截至2019年，香港基督徒有88.9万人，约占香港总人口的10%；各种类型的教会小学、中学约520所，占香港中小学总数的50%以上 。在此基础上经过新闻媒体的加工和渲染，所谓“信仰虔诚”和“实现香港的民主化”成为舆论网络中继续进行暴乱活动的代名词。在舆论宣传中，香港反对派将香港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非民主”，将“实现民主化”作为香港抵达“彼岸理想世界”的唯一路径；企图将“香港民主”神圣化，借助舆论压力使其成为每一名游行示威者心中“美好的愿望”。香港反对派将自身政治诉求与宗教话语相结合，就是为了在基督教盛行的香港社会实现对人群长期的、持久的舆论控制。

（三）小结

在2019年香港暴乱中，暴乱分子运用香港社会中发达的资金网络、组织网络、舆论网络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借助暴乱活动中的枢纽组织将这些社会网络所提供的资源实体化，并转化为支持暴乱的实际行动。这些社会网络既扎根于香港本地社会，又与境外干涉势力互为策应。境外干涉势力利用这些资源网络向香港社会中的乱港组织提供大量援助，甚至通过“政策报告”等形式妄图在香港施展“回旋镖效应”。最终，香港社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通过社会网络与境外干涉势力相互勾结，又通过舆论工具等手段推动香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转变为港人激进的政治行为，香港暴乱由此产生。

在香港暴乱中，境外干涉势力借助香港社会中的资金网络向香港暴乱分子提供大批资金援助，将“政治黑金”作为勾结香港社会中激进势力和反政府团体的纽带。此后，香港暴乱分子又以社会网络为抓手，运用组织、舆论的分支网络将境外干涉势力提供的资金资源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和影响力；借助宗教、网络自媒体等手段宣扬西方所谓“民主化”诉求，企图构造香港社会对暴乱活动有利的“舆论高压”，对香港游行示威人群实现舆论控制，进而将香港暴乱活动长期化。

境外干涉势力借助发达且不受香港特区政府有效管治的社会网络向香港内部进行深度渗透，香港内部的反对派和激进势力则利用社会网络从外部获取充足的资源和支持，对香港青年群体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香港内外部的乱港势力通过社会网络形成了联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