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不同城市的命运将走向何方？_风闻

当我们说稳增长时，稳的是哪一个产业、哪一驾马车？

文 / 巴九灵

疫情之后，不同城市的命运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尝试提供一种角度——从城市基因上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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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有两种常见的核算方式，生产法和支出法。

* 另有收入法，不常用。

生产法将GDP的来源分成三类：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大产业”。

支出法将GDP的去向分成三类：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三大需求）”。

2019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中国内地GDP的比重分别为：7.1%、39.0%、53.9%。

2019年，三驾马车占中国内地GDP的比重分别为：55.4%、43.1%、1.5%。

占比更适合观察长期趋势，对于短期波动，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它反映的是，GDP的增长率，有多少来自一产、二产、三产，或者有多少来自消费、投资、外贸。

2019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36.8%、59.4%。服务业不仅体量最大，增长也最快，因此对GDP的拉动最大。

2019年，三驾马车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11.0%。可见外贸的占比虽小，对GDP增长的影响却不小。

介绍完全国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城市层面的数据。虽然大家眉眼相似，但不同城市的GDP构成可能差别极大。

比如，北京三大产业的比例为0.3∶16.2∶83.5，服务业占比之高，已经达到了美国水平。

而近两年成绩亮眼的泉州，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2∶58.9∶38.9；“世界工厂”东莞，三大产业的比例为0.3∶56.5∶43.2，都是妥妥的制造业城市。

一场冲击第二产业的危机，和一场冲击第三产业的危机，对这些城市经济的影响显然大不相同。

我们可以回顾此前的危机来验证这一点。

1989年，物价闯关失败，改革受挫，经济滑坡，北京的GDP增速从前一年的12.8%跌至4.4%；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北京的GDP增速从前一年的14.4%跌至9.0%。体现在三大产业上，分别是什么景象呢？

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北京的第二产业占比一直在下降。早些年降速较快，平均一年下降1.5%，但在1989年，竟然逆势升高了1.3%；近年来降速平缓，但在2008年，第二产业占比直接掉了2个百分点。

此图或许不够明显，我们再来看看对短期波动更敏感的GDP增长“贡献率”数据。

1989年，三大产业对北京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0%、121.1%、-22.1%。也就是说，服务业在负增长，没有正向拉动，反而拖累了（由第二产业造就的）经济增长。

而2008年，三大产业对北京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2%、0.4%、99.4%。也就是说，那年一二产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服务业。

可见，同样是经济遭受冲击，1989年和2008年北京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

纵向对比之后，我们再来横向对比。2008年第二产业占北京GDP的比重不到25%，而占东莞GDP的比重超过50%，那么同样是冲击制造业的外部危机，给东莞带来的影响如何呢？

2008年，三大产业对东莞GDP增长的贡献率是0.5%、27.4%、72.1%，看起来受到的影响还不如北京大。但到2009年，在北京的GDP增长贡献率恢复到往年水平时，东莞的情况却进一步恶化至-0.2%、-56.9%、157.1%，第二产业明显萎缩，全靠第三产业苦撑增长。

这也提醒了我们，危机的传导链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长。

类似地，北京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占GDP的比例为61.1∶37.2∶1.7，是一座消费力比较强的城市；上海也类似，消费占比接近60%。

深圳三驾马车的比例为41.2∶34.7∶24.1，经常被人调侃“只有996没有消费”。

重庆三驾马车的比例（2017年）为47.8∶53.4∶-1.2，一直以来投资占比过半，是经济发展的主力马车。

* 这里的外贸与我们一般理解的不同，对于省市来说，第三驾马车是“货物和服务净流出”——既包括国际贸易的净出口，也包括省市间贸易的净流出。

一场冲击消费的危机，还是一场冲击投资的危机，抑或一场冲击外贸的危机，对这些城市经济的影响自然也不同。

例如，2009年，受金融危机持续影响，我国外贸出现两位数负增长。为了稳经济，国家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体现在当年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上，依次是56.1%、86.5%、-42.6%——外贸急剧萎缩，投资拉动经济。

但是当年，深圳的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依次是96.1%、6.9%、-3.0%，外贸不振，投资也不振，是消费扛起了增长的大旗——这对深圳来说是相当少见的，也和全国的情况非常不同。

再看重庆呢，当年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7.7%、78.6%、-26.3%，和全国的情况基本相似。

怎么会这样？我们来回顾一下四万亿的政策清单，诸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西部干线铁路、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

哪些和深圳有关？哪些和重庆有关？

深圳是全国出口第一大城，当外贸受到冲击，深圳受到的伤害自然也格外大。但是四万亿计划中，直接惠及深圳的，却少于重庆，因此有了上面的差异。

* 注意，此事很难说公不公平，政府投资是要考虑实际需要的。你在深圳搞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要干什么呢？又双叒叕修路吗？

因此，我们说，一场危机或一次机会，对一座城市的中长期影响，要看这座城市自身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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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是哪一种？

当我们说稳增长时，稳的又是哪一个产业、哪一驾马车？

从一季度的全国经济数据来看，第一产业同比-3.2%，第二产业同比-9.6%，第三产业同比-5.2%，受冲击最大的是第二产业。

从1-4月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来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5.4%，第二产业投资同比-16.0%，第三产业投资同比-7.8%，（4月都有明显的修复）最难回血的也是第二产业。

其实几乎每一次危机，都会成为服务业占比挤压制造业的契机。北京可以有80%的服务业占比，因为它处在一个统一大市场里，但是中国整体不可能纵容产业空心化，像美国那样80%的GDP都是服务业。

扩大内需能否提振第二产业，还要打个问号。一众制造业城市的前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至于三驾马车，一季度消费、投资、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4.1%、21.5%、14.4%。

预计外贸的贡献率会进一步缩小，外贸和制造业受到的冲击常常是同步的——4月官方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录得50.8，仍然站在50%的枯荣线之上，但是细分的“新出口订单指数”相比3月跌回33.5，太难了。

目前消费有扛起重任的苗头，但会不会换成投资，还要看“两会”后国家的进一步举措。

无论如何，我们要注意一点：过往应对危机，带来很多机会的不均等。城市与城市不均，产业与产业不均，国企与民企不均。这些“不均等”的问题当时被搁置，一切以“化解危机”为先，但之后都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一次能否避免？

记住托马斯·索维尔的话：很多今天的困难，恰恰来自昨天的解决方案。

纪江明简介：纪江明，原名纪光明，因五行缺水，改今名。1969年6月生。毕业于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青年文学》《萌芽》《文学港》《野草》发表中短篇小说。现供职于丽水明天出版印务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