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描述中国长期处于静止状态，为什么呢？_风闻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

这种管制（国家和君主干预经济生活）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国家只起“守夜人”的作用。它的职能是：“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英国 亚当·斯密《国富论》

这是斯密在十八世纪对中国的看法，当时明朝，农耕文明恢复到宋朝的水平，人口过亿。在农业社会主导的封建王朝，农业发展取决耕地数量，亩产量很低，不象现在化肥大量施用，在明清亩产量只有三百市斤左右。王朝要养活更多的寄生阶层，如地主官僚，就需要更多的人口开发更多的耕地。中国王朝更替有个周期性规律，每个王朝不会超过三百年，人口和王朝更替周期性规律是一至的，人口增减与王朝更替几乎同步，王朝农耕经济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

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国共计9619254户，人口在五千万左右，但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全国共计6418500，人口在三千二百万左右。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人口则已经实现了首次破亿，靖康之变前夕的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全国人口更是达到了1.26亿！清朝建立之后，人口则从康熙末年的一亿左右激增到雍正末年的三亿之多。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刺激了人口的增长——雍正将传统的以人口收税转变为以土地面积收税。

可见，从二千年跨度来看，中国社会一直在缓慢发展，而非静止不动。但从秦到清，每个王朝社会结构都是一样，都是被专制禁锢的社会，社会思想被上层禁锢，实施愚民政策。每个社会阶层，都是皇帝官僚阶层在塔尖，地主富商在中，大量佃户和自耕小农居底部。封建王朝用各种禁锢和暴力专制，维护着这个金字塔结构二千多年。中国社会和经济是在一个固定物理结构里进行量变，在清康乾盛世达到顶峰，大清是封建王朝的顶峰，人口近四亿！但这种固定结构社会，不允许有化学反应的质变，没有重商主义的土壤，只有农本主义！养活统治阶级的国家税收，要么按人头，要么按地亩数。经济规模有多大，养活的寄生阶层规模就有多大！经济规模又取决于人口数量，所以上层炮制出“无后为大”香火传承理念，保持人口繁殖，他们知道下层人在养活他们。

商人历来不受上层待见，部分富商靠捐官进入官僚阶层，而平民百姓幻想靠科举当官进入上层，非常难，你根本没有多余财力接受教育，私塾很贵，只有上流人才能享受。佃户与小自耕农的剩余糊口都难，遇到天灾人祸就会饿死很多人。而农业又是靠天吃饭，遇天灾就会有动乱，如果阶层对立社会矛盾很严重，起义遭到普遍响应，包括上层内部势力或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受灾只有到相对富庶的农耕中原来抢摅，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干。所以王朝更替主线，就是农民起义和军阀起义或北方游牧民族，而矛盾激化都是在不超过三百年内完成。

中国地形和气候，有一个明显的农耕分界线，大致延着长城，长城内适合农耕，长城外只能是放牧，这就400毫米降水线。这条线是农业耕作的界线。大多数农作物生长，都需要相当的水热条件，如果降雨量过少，庄稼就难以生长。没有前途的庄稼地，自然要被农民和统治者们"嫌弃"。而农作物需要的降水量底线，就是四百毫米，中原政权的实际统治范围也会在这条线以内。当中原抵挡不了游牧民的进攻，中原政权必遭破坏更替，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清。

中原农耕社会上层安于自己的安乐窝，在塔尖享受着下层的剩余，过的大都有嗞有味，在静止不动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下，虽不人道，又压抑人权人性的解放，但却很稳固。中原王朝深受北方抢摅之苦，所以中原王朝不想扩疆拓土，就守着自己的地盘，而地主阶层守着自家庄园，自耕小农守着自家几亩薄田，整个封建社会就这样守了二千年，直到重商主义的西方崛起。

西方是农牧结合的农业文明，欧州实行休耕轮作制，一半耕地种植，一半长草放牧，进行轮作。因为西欧光照不足，平原农耕条件不如东方的印度与中国，印度与中国都是静止平衡的社会结构。农牧结合的农业文明，需要谷物与肉奶交换，有了交换才有商业，商业又促进航海贸易，商业又需要司法制度保证信用体系。而西欧文明源头的希腊城邦制，除神学还有自治和公民理念，还有海盗的航海文化基因。而东方中国明实施海禁，封死了海外贸易开拓，中国错过了海外殖民的机遇！要不然，强盛的大明，说不定会殖民北美，就不会有当今帝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