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政府文件显示：从去年12月31日收到消息，德国浪费了78天抗疫黄金时间_风闻

德国巴伐利亚广播公司（BR）和《星期日世界报》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一批机密文件，经过分析调查后发现，联邦政府真正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危险性时已经太晚。从1月到3月，德国在抗疫战上浪费了最初的78天宝贵时间。德媒《焦点》周刊也刊登了这份调查报道，现全文编译如下：

这次失败始于2019年12月31日。这一天，国际预警系统ProMED发出了一条通知。根据巴伐利亚广播公司（BR）和《星期日世界报》的调查（下文简称“调查”），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也收到了这封关于中国未知肺炎信息的邮件。

今年1月，巴伐利亚州汽车供应商伟博思通（Webasto）出现了第一起病例，一位中国员工将新冠病毒带到了德国。施瓦宾医院对所有感染者进行了治疗，绝大部分患者的病征相当轻微。人们当时认为，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不及流感，而且传染可以被很好地控制。

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施潘在1月23日的“每日话题”中做出判断：“该病毒的传染曲线要比流感温和得多。”如今回头来看，施瓦宾医院的主治医生Clemens Wendtner在接受BR访谈时表示：“如果德国出现了重症患者，那么对危险的评级就会有所不同。”

联邦政府本来早已拥有一份应对大流行病的蓝图——2012年的《民防风险分析报告》中规定了学校停课和取消重大活动等措施。然而，等到政客们采用这些措施的时候，数周时间已经过去了。

卫生委员会于1月29日在德国联邦议院举行了会议。尽管全球范围内疑似病例正在不断增加，新冠病毒的议题编号却只是5b，排在了议程最后。根据调查，政客们当时没有就《民防风险分析报告》进行讨论。这是由不来梅大学的健康科学家Gerd Glaeske发现的一个失败之处。

另外，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Lothar Wieler当时抱怨中国“缺乏信息政策”。根据他的说法，这种病毒究竟如何传播，当时仍不清楚。与此同时，许多专家指责中国没有全面、公开地告知危险。根据调查，德国联邦情报局（BND）曾估算认为，由于中国起初压住了有关该病毒的信息，导致国际社会面对该病毒的准备时间少了几周。（译者按：1月23日，中国已对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当时欧洲疫情尚未爆发，仍有充裕时间。然而一座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全面封锁并未能起到警示作用，反被欧洲指责为反人权行为。伟博思通中国女员工1传14，也可说明病毒的高传染性，但同样没有被重视。因此“中国隐瞒信息延误时机论”完全可视作无稽之谈。）

2月12日，在卫生委员会会议中，卫生部长斯潘还认为大流行风险“在当前不现实”。根据调查，卫生委员会左翼党主席Achim Kessler批评了这一言论并指出，德国存在一段疫情形势被完全淡化的“空白时间”。调查结果还指出，联邦政府没有在2月份回应病毒学家Alexander Kekulé和防护物资进口商Franz Mensch的警告。相反，德国在2月仍向中国出口了防护物资。

卫生委员会于3月2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一个话题是：大型活动是否应该取消？施潘当时将决定权留给了地方政府。直到他公开建议取消大型活动，又过去了将近一个星期。

在这个时间点，病毒学家Alexander Kekulé等人开始呼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例如“新冠假期”，但这些倡议却仍被大多数人嘲笑。3月中旬，Kekulé在《商报》前主编的自媒体《早间简报》上表示：“我们的刹车开始得太晚了。”

是否要定性此次疫情为“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也犹豫了很久。3月11日，该组织终于这样宣布了。但是又过了一星期，总理默克尔才发表紧急电视讲话告诫民众，称情况真的很严重。

从ProMED预警系统发出第一封通知到德国采取坚定措施，已经过去了7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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