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讪国卖直”之风与“汉奸文化”之弊_风闻

目前的中国，有一种极其丑劣的风气正在日复一日地弥漫。这种风气的主要表现，概括地说就是：讪国卖直**。**这种谬论宣称：爱国观念其实是一种丑陋可耻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爱国者其实都是“爱国贼”。这种可鄙可耻的观念正在从深层次上毒害我们的国家。许多立场诡异的学者乃至少数思想偏激的政府干部，在这种风气的持续侵染下，变得阴阳怪气、两面三刀，明里暗里地以“讪国卖直”为荣。更严重的是，我国许多新一代青年，在这种谬论的持续蛊惑下，思想变得非常混乱，对大是大非的问题几乎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甚至通过诟骂母邦来标扬其“独立思考”。

自古以来，历代固然也不乏汉奸，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多少真正像中行说、张弘范、吴三桂那样的汉奸。更多的是如李陵、王猛、张宾、韩延徽之辈，虽于故国有“不忠”的情迹，但大都还知道守本敬祖。他们对于母邦始终存有深情，甚至能在关键时刻，暗中对母邦加以保全。然而自近代以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帮完全是卖祖弃宗、天良丧尽、视母邦如敝屦的汉奸，层出不穷。他们使国家在生死存亡之际，还要面临腹背受敌的惨痛。虽然在抗战结束之后，汉奸们受到了一定的整肃，但当时政府的这种整肃，也终究只是为了收揽民心，并未彻底穷治，更没有试图把“汉奸文化”的毒瘤从中华文明肌体中彻底拔除。而且，令人痛愤的是，当时的政府因为在后来的内战中接连失利，竟然暗中垢纳战败的敌国武装人员为自己效力。而许多曾在抗战时期为敌寇卖命的奸蠹，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当时政府的得力干将，凡此种种，对于民族品质之败坏，可想而知。

直至新中国肇建，我国才第一次对汉奸文化进行了彻底整肃。出于对鸦片战争以来汉奸祸国的深切痛鉴，新中国政府对汉奸文化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清算。虽然期间某些做法不免过激，但总的来说，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汉奸文化”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当时国家的发展形势、思想观念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隙可供汉奸生存空间。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内国际间各种思想风潮的持续变化和激荡，新的“汉奸群体”开始死灰复燃。尤其是迈入新千年之后，一种“讪国卖直”的风气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学者对历史上的大汉奸的公开“翻案”。拜这种“翻案风”所赐，石敬瑭、秦桧、汪精卫等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竟然一个个都成了忍辱负重的英雄。这样的恶劣的“翻案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可谓闻所未闻，令人惊诧。而且，与以往的汉奸相比，21世纪之后的汉奸们有着更加明显的“新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目的明确，手段多样；其二、更加不知廉耻，唯恐九州不乱；其三、注重对民族精神发动釜底抽薪式的文化反噬。

如果说以前的汉奸们多少都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那么新时期的汉奸们，在内心上不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羞耻感，甚至觉他们在做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从事汉奸的勾当在21世纪不再是一种罪恶了，而是因为汉奸们自身已经为自己拼凑了一种抵制这种羞耻感的思想工具，这种工具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汉奸总是对“普世价值”极尽粉饰和装扮，将之定义为评判一切社会现实的最根本标准。这种“普世价值”总是力图使人们相信这样一种歪理即：无论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实际状况的好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外在形式是否符合“普世价值”所预定的某种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的形式与这种预定模式相符，那么即使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活得非常窘迫甚至悲惨，它也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不尊奉这种模式，那么即便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能生活得富足安乐，这个社会也仍然是一个罪恶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种价值观中，人的实际生存状态是不足挂齿的，而人的抽象的存在形式，才至关重要的。这种论调或许只有在18世纪，在黑格尔学派的老学究们那里才说得过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陈腐的黑格尔唯心论的死灰复燃**——只有概念才是好的，概念永远是至上的****。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在普世价值的拥趸们看来，其价值可能还不如一根棍子。很难想象，这种始自于18世纪的诡辩，竟然仍能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难以想象的欺骗和蛊惑作用，这不能不说的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不过也难怪，当我们联想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这两位批驳黑格尔哲学最彻底和最深刻的思想巨匠，正在被遗忘的现实（某些蹩脚的二流“官方理论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不断重复的那些陈词滥调和胡吹乱侃，对此也负有责任），我们其实也不难理解这种现状。

实际上，现代汉奸的工作与“贩毒”无异，只不过这种“贩毒”是精神性的，或者说是一种 “精神贩毒”，而且是一种“以贩养吸”式的“精神贩毒”，因为汉奸们自己也定期服用他们所贩卖的“思想鸦片”。而许多外国势力，则不遗余力地为这些汉奸做出相应的积极配合，他们不仅组织“理论雇佣军”为汉奸们供应“思想鸦片”，还为不断地为汉奸们带高帽子，为他们煞费苦心地“攒人气”。这也导致眼下的汉奸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汉奸都更具破坏性，因为他们的破坏指向的不再是一些具体事物，而是精神领域，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这种破坏远甚于武器的危害。因为，武器是不能摧毁文化信仰的，而只要文化信仰还在，哪怕这个国家在物质上被打倒了，她依然不会沦亡**。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核被绞杀了，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在物质上依然强大，但却已在事实上****沦亡了。**所以，彻底肃清汉奸文化，非常迫切和必要。否则，这种罪恶的、肮脏的、卑劣的文化，它的流毒就会继续毒害这个国家的思想肌体。

我们悲哀地看到，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在近代200年间的各种革命浪潮中被解构和抛弃了，反而是臭名昭著是汉奸文化却日益“生机勃勃”。这种悖论般的现实，对于任何有识之士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由于汉奸文化从未受到彻底清算，因此它本身始终保持着潜在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让它躲过了两百年间的各种思想风潮和社会运动的绞杀，安然地生存了下来，并上世纪末以令人惊诧的速度重新疯狂地繁殖起来。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我们这个正是依靠“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才一次次地从亡国灭种的劫难中生存下来的国家里，人们现在对于“爱国”二字竟然有些避讳。不仅一般人不敢轻谈“爱国”，甚至许多名人都对此小心翼翼。我们无数次地看到，许多具有很高社会名望的各界名人，仅仅是因为发表了一两句与“爱国”稍有关涉的言论或一两张图片，就在网络上遭到不胜其扰的持续围攻，这种状况极不正常，也让人寒心。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一个依然能在精神和文化上保持无中断的连贯延续的国家。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的磨难和艰舛中巍然屹立，一脉相承，关键就在于优秀传统文化所赋予我们的精神团结和文化自信。正因为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都能守住我们文化的灵魂。如果这些灵魂有朝一日被架空甚至绞杀，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新时代的汉奸“孜孜以求”的，正在从这个民族的根基上，施加一种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逆转的伤害。而那些汉奸们自己，对此美其名曰：清除中国人的“劣根性”，推动中国的“文明进程”。

是到了要彻底得地对“汉奸文化”进行批判、清算和剿洗的时候了，它的流毒已经延续得太久。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必然是民族精神的逐渐瓦解和湮灭。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将来，后人的史书上，将充满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嘲笑、讥讽甚至痛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