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国际调查和中国的应对_风闻

美国早就在施压，要求独立调查。接着澳大利亚等国挑头，拉起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要求独立调查。现在欧盟出面，在非盟、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等支持下，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公正、独立和全面地评价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响应、找出病源和寻求全球疫苗合作”，中方则表示在“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愿意接受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科学与专业的、不偏不倚的国际评估。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前者是事故追责调查，后者是吸取教训。说起来，追责调查也有吸取教训的内容，但这是有罪推断，事故已经出了，现在追责不是要拿你怎么样，而是找出以后不再犯错的方法。这是处理人祸的典型做法。吸取教训则是避开了责任问题，或者说责任根本不是问题（“本来就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导致的事故”），完全集中在如何预防下次出现。这是处理天灾的典型做法。

中国的评估重点在于两个：

1、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

2、研究抗疫路线的优劣

这首先是肯定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作用，这与中国肯定多边性国际关系架构的大原则符合；其次是需要等疫情都过去之后，才谈得上对比评判。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能有更多线索，开展全球追索，确认病源。但这对“非中国病源论”未必有利，因为现在发现美国、法国都有早期病例，不等于中国没有更早的病例，只是没有报道，也无法追源，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火葬，无法对几个月前的死亡病例做尸检了。

对抗疫路线的优劣评判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判据不难：病例总数，死亡总数，疫情延续时间，社会经济影响。这是中国更有信心的，但也是欧美极力回避的，因为这是他们最没有信心的。这也是只有全球主要疫情都过去才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评判的。拖时间对中国有利，越拖越有利。

欧盟的评估重点也在于两个：

1、独立调查，也就是说，不能由世界卫生组织自己调查自己

2、追查病源是未来抗疫的关键，杜绝病源是关键，抗疫路线并不重要

如果世界卫生组织不能领导调查，这就必然由“独立专家组”负责了。欧美有独立调查的传统，但这对中国是很不以为然的东西，因为授权等于领导权，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独立性。中国对独立调查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克林顿拉链门的独立调查官肯·斯塔克是共和党主持的国会任命的；特朗普俄罗斯门的独立调查官罗伯特·穆勒是民主党主持的国会任命的；美国国务院检察官（inspector general）负有独立调查权，但调查到蓬佩奥滥用职权头上时，就被特朗普以“丧失信任”而开除了，独立性因此荡然无存。独立调查只有在“当家的”自己承认有罪而需要无直接利害关系者协助调查清楚自己到底罪在何方、如何避免再犯，才是有效的。但这显然不是中国的立场。

在欧美的国家内部，有立法机构授权任命独立调查的程序。但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超国家组织里，既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更没有足够的授权对主权国家发起调查。联合国是超主权组织，但联合国的超主权很有限，只有安理会有一定的超主权权力。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下属组织，没有这样的超主权权力。在现在的世界大势下，也不可能授予世界卫生组织（或者任何其他国际组织）这样的超主权权力。国际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反兴奋剂组织都是在合作式架构下才具有可执行力的，如果主权国家拒绝执行，只有在国际行为中通过其他合作的国家而获得执行力，而对拒绝执行的主权国家内部行为是无执行力的。

在执行层面，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被排除在外，但被调查国家的专家应该避嫌，所以中国专家大概率不能参加，或者只能少量参加，独立专家组必定主要由欧美专家或者由在欧美受教育的亚非拉专家组成。不出意料的话，这些专家在个人层面上如果不反华，大概率不会亲华。在高度政治化和极端化的语境里，真正的中立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疫情遍布全世界的现在，基本上不存在自己祖国未受疫情影响的流行病专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因此在个人层面上，也不存在真正的独立调查。不过，反过来说，如果对多个国家同步展开独立调查，中国专家没有理由不能领导对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巴西、俄罗斯的调查，这或许是“意见平衡”的机会，但这毕竟被动。

因此，独立调查问题必然政治化，也必然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里的国际政治热点，但必然最终在中国的坚决反对下不了了之。中国可能会为此消耗国际政治资本，但这是没办法的。中国经受过的国际压力多了，不能开国际独立调查这个口子。公共卫生只是一个方面，扩大到人权、言论自由、经济政策、贸易、环保……，这就没完没了了。

追查病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一个对抗疫貌似关键、实际无用的问题。野生动物市场需要取缔，这是有没有独立调查都已经在做的事情。新冠来源于动物，但到底是什么动物，怎么传染到人类的，作为科学发现，这需要弄清楚，但弄清楚任何问题的目的是“然后怎么办”。扑杀所有相关的野生动物是不可能的，切断野生动物市场这一渠道是已经在做的，加强一般公共卫生是永远在路上的，现在弄清楚动物源和传染渠道对未来防疫的作用并不清晰，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动物到人的传染在未来还可能发生，还会一样甚至更为凶险。这是自然灾害，就像飓风、地震、干旱、水灾一样不可避免。国际社会需要做的是评估应对方法，确立最优抗疫战略，并建立最大限度的国际合作架构，以便在未来疫情到来时，不再像这次这么人仰马翻。这正是中国的立场，也是最有建设性和实际意义的做法。

欧美还提出，要给世界卫生组织增加授权，在未来疫情时，可越过主权国家而直接发起疫情调查，指导相关国家的防疫抗疫。这是貌似合理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这个建议的重点在于不需要得到主权国家的合作。这完全无视了主权国家的主权，对于小国有可能压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那是一点门也没有。慢说国际组织的强制性、扰乱性（disruptive）调查，国家卫计委专家组到武汉的时候，还要看地方卫计委的脸色。这在一国之内可通过法律和体系来打破门户界限，但只要国家主权还存在，就不可能由国际组织实行这样的非合作调查。

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疫情调查是中国外交最大的挑战。这是泰山压顶的压力。这和贸易战交织在一起，使2020年格外惊险。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要是现在是1920年，恐怕国际压力就是抬一抬小指头的问题，而不是搬动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