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外患，这次可能真的来了_风闻

来源 | 李不太白（id：oursir）

一、

又到了需要我们万众一心、团结起来的时候了。

因为，新外患可能已经到了家门口了。

“外患”是个重（zhòng）词，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随便使用的。

自从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中国也不乏外来因素造成的危机时刻，例如：九十年代的西方禁运、台海危机、南联盟大使馆遭轰炸，世纪初的撞机事件、中印对峙、南海争端等等。

每一次看起来也确实惊心动魄的，但实际上都还是可控的事件，最后也都归于波澜不惊，止于“反霸权”的上限，都没有演变到“外患”的程度。

但这一次，可能是真的不一样了。

倒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引发的美国内政危机需要一个“背锅侠”，而是因为历史本身来到了一个两种力量冲撞的关口。

尽管在表面上，这场“外患”显示的是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的利益需要，而转嫁美国联邦政府防治疫情无能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业危机、政治危机。

自从美国成为新冠疫情的全球“震中”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务卿蓬佩奥言行已经流氓化，失去了基本的是非正当性，他们与一些美国媒体界一直在连续胡说八道，不断地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嫁祸中国；作为“五眼联盟”之一的澳大利亚也随风而上，据说近期也在忙着撰写栽赃报告；美国共和党内曝光的备忘录更是详细给出了以疫情为借口攻击中国、推动国际社会制裁中国的三种路线计划……此外，美国也到处拉拢与怂恿小弟们予以配合、协同讹诈。

凡此种种，都已经远远不是因为制度异同带来的一般批评所能涵盖，也远远超出了国家间竞争的基本常识，而演化为对中国赤裸裸的胁迫与讹诈。

与这些相配合的，是美国军舰在南海挑衅，战机到台海撑腰，加上蔡英文与一众民进党的铁杆们小聪明过头、自以为拿到了可以趁乱谋独的“天赐良机”而蠢蠢欲动，一时间聚合在中国国门之外的乌云重峦叠嶂，情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是一种指向明确的攻击。

在它的背后，既不是为了寻找什么病毒源头，也无关民主、自由之类的什么价值观。

这种情形是中美建交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不过，这仍然只是浮在水面的冰山，水面下的冰山主体不是疫情。疫情仅仅只是个攻击的借口罢了。

只须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明白了：如果疫情首先爆发在例如菲律宾、巴西、德国、日本的话，美国会不会以如此架势不断攻击、恫言赔偿呢？

那基本是不大可能的。既然美国不会胁迫那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为什么要如此攻击中国呢？

那是因为那些国家与中国不一样，它们在美国人心中占据的位置也不一样。

那是因为在根本上，由于中国发展与日渐崛起，美国早已感受到了它的全球地位与利益不再稳当。

为了维持这种摇摇欲坠的全球超级强国地位与其背后的利益，美国已经将中国设定为它的“首要敌人”。

所以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奥巴马任期下半阶段，美国两党、全社会上下的对华态度就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在奥巴马期间的实施“亚太再平衡”、“重返亚洲”政策，以及在中国周边挑起的中日钓鱼岛事件、中菲黄岩岛事件、中越南海争端等一系列危机中，就已再明显不过。

特朗普上台后，发生的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不过是“在中国周边搞事情”策略的延续。

只要能怂恿出中国与周边地区发生战争，不论战争结局如何，美国就都赢了。

只要周边枪声一响，到那时，不但国际资本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而不敢投资中国，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也会考虑撤出（至少是不敢再增资下注）。

因战争而离开的资本到哪找避风港？显然是远离战争的全球最大市场的美国。它们一定会静静在哪里等着。等什么？等着剪羊毛、割韭菜。

它们会一直等到战争结束后，然后迅速动手完成抄底：收割中国境内那些缺乏流动资金、因为战争创伤而被严重低估的遍地优质资产。

这都是国内那些热血上头的民粹群体所不明白的。那些糊涂的人们动不动就喊着打打杀杀，以为导弹可以搞定一切，却从没想过一旦中国周边发生战争**“对谁最有利”**的问题。

美国最想要在中国周边实现的“乱局”，例如钓鱼岛、黄岩岛、洞朗等危机，在这些事件上，民粹群体也热血沸腾跟着摇旗呐喊“开火”、乱鼓噪战争，蠢不蠢？

这些糊涂的民粹恐怕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件事：为什么从一战、二战到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没有哪怕一次战争是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或者是在美国本土周边打起来的呢？

古人说“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国家快速发展与建设期间早已不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瓶瓶罐罐，生机勃勃的高楼大厦里到处都生长着民族复兴的大利益，喊着战争打响容易，但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思考清楚了没有呢？

在现今这种波诡云谲的国际大环境下，与周边国家与地区发生战争，乃是最下下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可以轻妄言之。

插一个话题，所谓全国人民心中的那件“大事”，最好和最坏的情形是什么呢？1.和统为上（已无可能）；2.围而不打，实现当年北平与西藏那样“和平解放”方式为次之（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3.最不利的方案就是炮火连天的局面。

正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搞事情”的想法一直迟迟没有实质性的实现，才有了特朗普后来发动的对华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外围“印太”联盟挤压等等——他不过是把奥巴马下半期的那种胁迫进一步扩大化、并由背后的小动作转为明面上的公然攻击罢了。

当历史来到了这个时间窗口，不论有没有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美国将对外行动重心聚焦到胁迫中国的事实也必然一定会发生。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

如果进一步分析上述“美国全球地位与利益”这个根本原因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是由三个具体的分枝因素构成。

第一个因素，是由于中国自身忍辱、负重、勤奋发展的结果。

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了数次劫难、险境与磨练，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二次内战、朝鲜战争、十年内乱到改革开放、西方禁运、加入WTO等等，一次次的艰难曲折，一次次的奋勇前行，一次次的劫后余生，才终于来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也成为紧追西方发达社会的全球第二梯队的次强国之一。

两百多年来走的路，太难了。

固然，弱国无外交，忍气吞声乃是常态。但强国外交则却是更复杂。

曾率领普鲁士统一成德国的俾斯麦说过：“强者必遭妒忌。”大型动物在森林里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今日中国虽然在工业与科技上还不能称为全球强国，但由于工业制造的布局完整、军工体系的自给自足、经济总量的巨大、文化底蕴的渊博、人口与疆域的庞大，已经在现实上对二战以来的全球既得利益者隐隐形成了某种一山二虎的压力。

你触动了别人的既得利益，那当然就会导致对外交往日益复杂化。

面对这种千丝万缕、千头万绪的局面，唯一的对策就是耐下性子、克制情绪、不急不躁地以“千方百计”对应之。

这个方面最好的榜样就是如今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老爷子的杰出表现，一肚子怒火却和颜悦色，一出声必然就是有理、有节、有利，让自己人听着有底气，让外人听着服气，这就叫水平。

那些一般的对外发言人还是应该学习当年周恩来总理的风范，你的目标工作职责是“化解”，而不是“火上浇油”。一般的对外发言人不是东风导弹，怎么能动不动就声色俱厉、喊打喊杀呢？到了舆论非要“声色俱厉”的时候，军报军网也不是吃素的。

这种压力如何释放、化解、平衡，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历史的选择。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美国清教徒文化本身特性决定的。

在之前的文中我曾写过，美国这个国家的内核起源于早期的欧洲清教徒移民，清教徒精神与意识深植于这些北美移民的记忆深处，并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集体人格，体现在他们行为中。

与早前的基督教徒否定现实世界、一心只想去“天国”的出世观念不同，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清教精神”是入世的，它主张改造、主导乃至统治现实世界。

清教徒认为，上帝弃人间而去，莽莽荒野，人类孤独无助，艰难求生，撒旦化作了人的模样不断作恶，这个世界没有最后的守夜人，没有一个公正的力量可以主持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生存还是毁灭几乎全靠自己，人类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与意志去战胜邪恶，上帝的惩罚才能得到体现。相反，如果无法战胜邪恶的话，那么人类就要承受邪恶施加的一切后果。

所以在美利坚民族内心深处，他们坚信一定有一个主要的“邪恶力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深藏于清教徒精神中的信念是：“上帝的选民”要去战胜它。

这就是为什么在好莱坞电影里，类似超级英雄打败邪恶、一次次拯救家园的剧情泛滥的原因所在。那其实正是清教徒与撒旦作战的幻想曲。

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幻想与自我期许之下，不论是大英帝国、德国、日本，还是苏联、中国或者哪怕是想象中的外星球异类，清教徒的剧本不给自己找到一个“邪恶敌人”是不会罢休的。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敌人有很多，但“首要敌人”在其每一历史时期都有且只有一个。一旦美国设定好“首要敌人”，它就会动员全部资源进行进攻，不择手段。

来看看这个只有250年历史的国家先后设定过哪些“首要敌人”：

它们有作为13个殖民地宗主国的大英帝国、作为美洲的殖民者的西班牙、作为全球霸主的“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作为侵略者的纳粹德国与日本、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作为试图统一起来的欧盟、作为极端穆斯林组织的恐怖主义……

最终借助一战、二战时的后发制人及冷战时的釜底抽薪，由一条清教徒的美国寻找“首要敌人”、统治并改造世界的历史隐线就跃然纸上。

清教徒美国也确实改造出一个它主导下的秩序星球：国际贸易规则WTO、国际流通货币美元、国际最多债券、国际能源基地中东、国际唯一超级军事集团北约、国际最强航母编队、国际社会秩序组织联合国，这些林林总总改造与统治现实世界的武器相继出现，且全都置于美国掌控或制约之下。

当大英帝国被拉下马、法西斯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崩溃、前苏联在冷战中败下阵来，当中东强人萨达姆与卡扎菲相继被推翻、最后一个可以印证清教徒对“撒旦”剧本设想的塔利班组织也在“9.11”事件后被荡平，当21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逐渐失去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转变为主要大国之一时，为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清教徒美国到哪里去寻找下一个“首要敌人”呢？ 

在清教徒的文化基因支配下，美国的自我期许是维持全球唯一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它对中国的定位就只会是一个下游产业转移承接国、一个在西方文化与制度影响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次要传统大国，它无法容忍中国恢复并享有作为全球主要传统大国的尊严的自主性——尤其是中国没有按照美国设想的方式寻找这种尊严。

第三个因素，只能怪宇宙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可供生命存在的地球。而在现有科技条件下，这个地球上探明的存量资源并不足以支撑数十亿人同时享有发达社会。

如果把银河系比作茫茫大海，那么地球至多算作大海里漂泊的一艘小小的、孤单的三帆船，在它空间有限的贵宾舱中坐着少数发达国家，享用着红酒与美食，掌控着航船命运，指挥的老大叫美国；大部分国家拥挤在甲板上日复一日做苦力活，领取微薄的酬劳，偶尔发发牢骚可以，一旦有实质性的反抗，后果就很严重；还有一些国家就可怜了，只能抓住船上扔下的系着绳索的浮木，在海中拼命裸游，捕点大自然恩赐的鱼，吃点船上倒掉的残渣。

从甲板通往贵宾舱的只有一条窄窄的悬梯，大部分试图攀登悬梯的国家都被贵宾舱的护卫无情地踹到甲板上去了。

最新的一位悬梯攀登者是个魁梧的大汉，他通过一关又一关的险阻，已经走过了大约三分之二的阶梯，越来越接近贵宾舱。大汉庞大身躯、厚重有力的步伐已经引起了悬梯震荡，一旦他进入贵宾厅，势必让本就并不宽敞的贵宾舱中的空间更加局促，而且这个大汉生性倔强，看起来也不大会任由舱中老大对着自己呼来喝去。

这当然是舱中老大所不能允许、也是舱中所有人不愿意看到发生的结果。

不用说，这个大汉叫中国。

中国仅仅由于从甲板上站了起来、想要改变做低端苦力活的身份，仅仅由于自身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与质量的客观事实，就已经必然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外来的重大挑战了。

要么就退回去继续弯腰晒甲板，甚至可能被踹到海里趴浮木、吃残渣。

当然是退无可退。

三、

因此中国要迎接这一回“新外患”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路口。

这个历史路口的走法，将决定中国明天是沿着发展、繁荣、富强的方向继续前进，还是不幸重蹈世界列强崛起过程中的历史悲剧。

身在这个历史路口的紧要关头，中国各阶层准备好了吗？

面对这场新外患，作为精英阶层需要做出理性的长远抉择，作为人民需要坚强的奋斗意志，作为民族需要不折不挠的韧性。

面对这场新外患，尤其需要全社会上下放下内耗的纷争，团结起来一起面对历史性的艰难时期，迎接这个时代为中国布下的艰巨挑战。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可以在具体事物上辩论是非，可以在发展方向与方式上争论思想，可以社会弊病上理性批评，可以在内部官僚主义、资本无底线等问题上言辞激烈，但是在国家与民族利益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就一定要放下彼此分歧，团结一致，齐心合力面对这场历史赋予我们的新外患。

**对于基层民众来说，**则尤其要小心群情激昂，小心这种过头的激昂情绪演变成一种热血沸腾的亢奋，小心相当一部分群体裹挟着社会整体丧失掉理智与冷静，甚至退化到盲目排外、任性闭关孤立、任意鼓噪武力开战的凶险境地。

毕竟今天这场外患，比拼的方式已不再是从前的那种硝烟弥漫的旧战场——而****是思想创新、科技创新、制造业创新、社会治理技术创新、教育升级与更高程度的普及、民族综合素质的升华等等的新战场。

理性，冷静，开放，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学习西方先进之处，这与勇敢、奋斗、迎接挑战并不矛盾。

1952年8月4日，当朝鲜战争正处于僵持阶段时，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可见即便是在当年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中国也并不是一味凭着血气之勇蛮干的。

而即便到了今天，中国在九大领域、近120项核心技术水平方面要想追上三帆船客舱里的老大，也仍然差不多还须半个世纪的时间。

谈，打，和，关系还是要分清楚。谈要会谈，打要会打，和要会和，这都需要深思熟虑的策略与方法。

极端，狂妄自大，蛮干的后果不是任何一群人能够承担得起的。

面对明天的子孙后代，所有人必须要打心底意识到，这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当她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农业社会莽莽撞撞地面对现代社会的激流时，当她穿过鸦片战争以来的重重磨难走到今天这一步时，那真是步步惊心，那是如何的一种大不容易呢？

当下这个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期，是熬了两百多年、付出了十数代人的血与泪代价换来的。

两百多年来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

此后的每一步，必然还是如履薄冰。

1978年以来相对平和的外部大环境已不复存在，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搞建设的美好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应对的方式方法虽然不可能再是从前那种情形，但面对历史赋予的新外患挑战，站稳脚跟、做好自己的事、冷静应对、不急不躁仍然是最坚实的基础。

我们不变的唯一选择，也依然是“宁在一思进，莫在一思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