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连任”与个性自由、网红民选、社会治理_风闻

【本篇提要：#产生特朗普有“时代因素”，没有特朗普也会有“特没普”。#西方（理智的）中产阶级减少、底层较少受教育群体增多，撼动稳定和理智；“网红政治时代”，使善揣度、迎合、引导低层次民意政客，能通过网络快速传播、裹挟舆论和民意。#西方理念和制度，过于主张个性张扬，影响人的“社会性”形成和增长，致个人、自我（含本土、本方、本民族）意识趋强乃至过强，使相当部分社会群体诉求层次降低，民选、公投的理性、前赡性日益缺失。#人会自发“自虑”、“自利”，而西方“个人至上”理念和体制，与人自发的自利性有契合（这也可能正是现代的年轻世代，在契合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上，会经网络传播相当“浅显”的认同、接受的重要原因）。#人类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理念、体制，多为个体、私有，有与人个体的自发“自虑”、“自利”的契合之处。从哲学角度看，这里也有“物质第一”、“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部分必然性。#而人的自发的“自利性”，也使“美国优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排外主义”等的“自利性”大旗，能较易获得理性下降群体的支持。#怎么办？——社会需要人不仅顾及自己、还要顾人，现代社会治理更需提高人的社会化素质；互联网时代，“民”已极易“知”。社会管理、治理应“促民知”，但要“民真知”，并使“民”不“由”。】

一、分析特朗普还会当选的原因，可见实质是“全民直选”中的选民素质变化了

近日看到旅法学者宋鲁郑先生一文，他认为，特朗普在新冠疫下连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他还分析了特朗普还会当选的原因。

他认为，现在产生特朗普有“时代因素”，没有特朗普也会有“特没普”，这实是历史的必然。

他分析认为，近些年，全球化、自动化和经济金融化对西方全面冲击，它导致的最重要经济后果是中产阶级的萎缩——整个西方最富阶层和最穷阶层加起来超过50%，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成为绝对少数。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所谓的“西式民主”，没有中产阶级，不仅直接撼动了西方社会的稳定和理性，更直接威胁到传统的西式民主制度的运作。而特朗普这样一个如此极端、如此反传统、如此肆无忌惮挑战和否定西方价值观的政治素人能够成为美国总统，正是这一“最根本的原因”而能当选并还会当选。

他指出，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排外主义四面大旗，赢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这方方面面中，有“底层较少受教育的‘可怜’群体”。

而同时，人们其实可以看到：西方极右势力全面崛起，并日益赢得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公开承认的：“极右势力的回归不仅发生在德国，而是一个欧洲现象”。

宋先生还指出，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按“传统”看，都是政治自杀，但他却一路高歌猛进，笑到最后。其原因，还在于“网红政治时代”的到来，因为“网红政治时代的到来”，特朗普这类人，才能通过网络快速传播、裹挟舆论和民意。

也就是说，宋先生所言“特朗普还会当选、连任”的原因是：西方（理智的）中产阶级减少、底层较少受教育的群体增多，撼动了稳定和理智；同时，“网红政治时代的到来”，使特朗普这位善于揣度、迎合、引导低层次民意的政客，能通过网络快速传播、裹挟舆论和民意，导致他以“美国优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排外主义”这“自利性”的四面大旗，赢得了理性业已下降的美国内群体的支持。

也就是说，群体理性下降，网络传播浅显、简易、高速，是“特朗普还能当选连任”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与整个西方极右翼声势看涨、不断有所获胜，可能是一致的。其实，从相关因素分析看，这些现象，也与台湾前曾有荒唐的“太阳花”运动，与香港有相当数量年轻人近年“聊发少年狂”非理智的闹事，乃至与台湾2020选“韩国瑜场强”抵不过“蔡英文网强”等现象，恐怕都有内在相似之点！

可以说，由宋先生所指推思，人们可以看出，全球西式全民直选的民主中，多发极右势力回归的“黑天鹅”事件，有两大直接原因，这就是：

一方面，中产阶级衰落，相对理性的“能量”减少；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进入网红政治时代，网民互动的成本几乎为零，网络传播简易、浅显、高速，对一些敏感群体裹挟力强，一些“自利性”的主张，易于通过网络快速传播、裹挟舆论和民意。

看到有人颇为透彻的分析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导致每个人都是自媒体，都是新闻播报员。原来的纸媒体或新闻网话等，是需要编辑甄选的，极端声音基本都被把持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给过滤掉了。移动自媒体时代却让极端声音随时可以发出来，而且很容易引起抱团放大的效果，网民只关注自己喜欢的人自己喜欢的声音，对自己反对的意见有很强的抵触心理，根本就不会去看。这种聚众放大极端声音的自媒体时代，是特朗普们得以成为网红，得以呼风唤雨的根本原因。这种网红机制套用到直接投票的选举制度上，选出特朗普这样的人，就是大概率事件了。何况西方的选举制度只要相对多数，投票率又很低。”

可以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网红新境况”，在西方民主“全民直选，每人一票”，选举、公投唯看“票决”模式下，没有特朗普也会有“特没普”。社会因此而进入类似中国的屈原两千多年前所叹之态：“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有何深层缘由？

人们是否应该思考，西方社会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态，其深层缘由，是什么？

这里认为，此与西方现行的文明理念和体制是有关的。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持续不断凸显人的个体的中心地位，相信依靠单独个体的能动性，就可以建设出理想化的世界，对个人政治与社会权利显得极度尊重、重视，尽可能约束集体对个体权利的管制和侵犯。

应该说，这一重视人的个体地位的理念，是资本主义在初期发展时向封建权贵竞争的道德旗帜，有对奴隶、封建社会“草菅人命”否定的进步意义，也有其维护个人权益、调动个体积极性的作用。

同时，人们或许也应该承认和看到：西方这一文明理念和体制，与人自发(天然)的自利性是契合的。——人，这一生命体生存于世，其首先是个体的物质生存。人天生(先天)会自然、首先认知和顾及自己，会“与生俱来”的自发的生发自利性。

这里想到，“罗辑思维”作者罗振宇曾提到一现象：“西方国家有人统计幼儿园里面的孩子最爱说的三个词是：more（我还要），mine（我的）和no（我不）。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三个要求。”

联系诸多社会现实，是不是可以说，西方文明理念和体制，也正因为与人的这一与生俱来的自发的“自利”属性契合，而使西方人们的个人“自由、自主”观念很强，并使得西方的相关理念、体制获得了相当的支持。

应该说，这些理念、体制、制度，历史的看，客观上对维护个人权益、调动个体积极性，促进社会发展，有一定乃至相当作用。

但是，正如罗振宇在记述上述现象后接着指出的：有这三个“天然自发”的要求，就能在社会上生存吗？不行。……孩子长大后接受的教育，家长、社会和老师，会用言行和事实，经常让他们认识三个高频词：wait（等待，你得有耐心），take turns（轮流，你要守秩序），share（你要学会分享）。这些其实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后天才能学会的社会性的高级智慧。

这是在指出，人所组成的社会，其实十分需要社会中的人不仅顾及个人，还要顾及他人、社会。

而西方现行文明理念和制度，在凸显人的个体中心地位，对个人政治与社会权利极度尊重和极度重视的同时，过于主张个性张扬，对人的自利的自发性过于让渡，是在影响人们的“社会性”的形成和增长，并导致个人的、自我的（含本方、本土、本民族）中心意识趋强乃至过强。这可能已经导致——顾己多、顾人少，看眼前多、顾长远少，任性多、克己少的现象。当这种现象日益增多，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诉求，全民直选、公投的理性、前赡性，就会日益缺失。

无独有偶的还在于，中国的古典文献《礼记·曲礼上》中也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需要“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

这或许可以说，这揭示了西方社会今天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态的深层缘由，并指出了人需要教化、提高社会性的必要。

三、怎么办？——对社会管理的趋前思考

从以上的现实和分析，考察和理解人的社会化的必要及其过程，人们或应认知如下两点：

1、人的自利性，与人的“社会性”是反向的，但因人“生而属个体”——人首先是个体的物质生存体，使得人会天生(先天)自发“自由自在”；“自虑”、“自利”，会与生俱来。

2、人的社会性，是生存于社会中的人不能不具备的；而人的“社会性”还是新生归零的，上一代及以往社会经由实践所获得的“社会化”的认知，并不会如同人的相貌一样，“遗传”给后代。顾及他人、社会的思虑、言行，是每一代人后天经其社会的物质、精神的存续(亲身实践、教化)，才能获得的。（这也可能正是现代的年轻世代，在契合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上，会经网络传播相当“浅显”的认同、接受的重要原因。）

从人的如上属性特点，我们或可发见：人类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理念、体制，多为个体、私有，有与人个体的物质生存会天生(先天)自发“自由自在”、“自虑”、“自利”的契合之处。从哲学角度看，这里也有“物质第一”、“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部分必然性。

从这里，人们可能应该体悟到，为什么社会主义曾经普遍施行“一大二公”，却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经济为必要补充”的体制，在解放生产力、调动积极性与共生共管上，能相得益彰，进入比较协调、发展的境界。其原因，可能正在于其符合了人的个体和社会属性的特点吧。

而资本主义以个体为主的体制，虽然在充分调动人逐利的生产积极性上是有效的，但由于过度张扬“个体”、“自由”、个人利益，也影响到人所组成的社会所必要的人的“社会性”的形成和增长，并导致个人的、自我的（含本方、本土、本民族）中心意识趋强乃至过强。

由于西方民主体制的“人手一票，唯看票决”，在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诉求日益缺失理性、前赡性之下，就出现了西方社会的国家领导人选举、重大社会决策公投的“特没谱”现象。

从本篇以上所议人会天生(先天)自发“自由自在”，“自虑”、“自利”会与生俱来，还让人不由想到，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即曾感觉到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或可说，这其中实有社会管理、治理中的“人个体自发自利性”的问题，有人的素质提高的问题。

中国的古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曾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这是“愚民政策”，这是希望民众愚昧，以便任其摆布。

而今天，或许我们应该说，在现代，已不再能对民众“不可使知之”。因为，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互联网时代，“民”已极易“知”。虽然，此“知”，现实可能会未必是所知就“真、正、客观”。

因此，社会管理、治理应该：不能再使“民不知”，应该“促民知”，但要“民真知”，并使“民”不“由”。即：不能囿于自发的“自由”，不能仅处于较少受教育，理智有欠缺、初级的“自由自在”的“自发”状态。

写到这里，有觉上文所议冗长，为便于阅读，愿作一未必完善的延伸性结语：

人所组成的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文明积淀，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的人，离不开社会。人会自发的利己；但人必需“社会化”，不仅仅“只顾自己”。而人的社会化的最大“负能量”，来自人的自发(天然)自利等属性。

以人为中心，是人类存在、追求的最大价值。维护各个个人的利益，符合人的基本属性，有利于调动人的最大积极性。而发展到今天的人类，也要理智认同：人不能囿于个体自发的“自由自在”、“自利”，人们需要“克己”、并需要克服人的“社会性的新生为零”，不断的提高先生和后生们的“社会性”。这可能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应该解决的社会管理、治理的现实问题，……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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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鲁郑巴黎日记：法国远远落后于中国，却已经独步西方了  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0_04_29_548694.shtml?fixcomment=22986800

宋鲁郑巴黎日记：西方能选出领导人，却难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0_04_22_5477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