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代言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博旁孔子塑像引发的思考_风闻

国家博物馆旁边（北门外广场上）树立孔子塑像一事受到广泛关注，引发热议，其中不乏质疑。笔者也颇感费解，于是撰写前文《尊孔？贬孔？——关于国家博物馆旁孔子塑像的几点疑惑》，以期解惑。同时也在想，如果要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寻找代言人物或符号的话，谁或何能担当？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国子监为馆址。1918年以端门至午门的原建筑为馆址。

1926年10月1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1949年10月，改名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1950年3月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设址在北海团城，不久迁入故宫西华门武英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8年10月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修建新馆，1959年10月建成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1959年 10月1日，“中国通史陈列”在新馆公开预展。

……

2003年2月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合并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建成立，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是以展示历史与艺术并重，集征集、收藏、研究、考古、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

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随着中国历史终结家天下宗法性王朝走向共和而设立国家级历史性博物馆。在这一并不仅仅属于某一家一派的国家博物馆门口，独树先秦诸子之一——孔子的塑像，则可能由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曾被家天下王朝作为统治思想独尊约两千年，难免让人感觉有继续“独尊儒术”之嫌。儒家主导中国意识形态约两千年是不争的事实，功不可没，但也导致几近亡族灭种，责不可推，尚需全民族对之深刻反思。

实际上，随着宗法王朝的终结，“独尊儒术”（或其他某术某家某派某教）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虽然未来之路尚需要不断探索，但“独尊儒术”死路一条，恐难置疑。那么，谁，或者什么可以代言中国国家博物馆呢？对此，或可围绕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历史性博物馆的基本属性来考虑。

渊源性，是历史记载或讲述不可忽视的，若旨在彰显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一属性，作为其代表性人物，大概最合适莫过于伏羲女娲。关于伏羲女娲的故事，笔者记得自己童年时代，在湘西山村随大人们劳作时就在田间地头听说了，说这一故事妇孺皆知，实不为过。虽然有关伏羲女娲的故事缺少可考史实，含有较多传说成分。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不是从传说开始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先民的记忆模糊而忘却。而且，既无需以其他民族的传说代替自己祖先的记忆，也没有必要用本族的传说抹杀其他民族的记忆。再者，伏羲女娲一男一女，相关故事的时代背景大概是在父系宗法制确立之前，更具本源性。向更加久远的本源的回归，也意味着螺旋或波浪式前进的历史进程的更具前瞻性的超越。伏羲女娲（像）所持规、矩，是科学发现和劳动创造，作为工具，其普世性实用价值毋庸置疑，同时或正由于此，还有着普世性象征意义（“规矩”标志也见于其他文化，参见一美圆钞票），象征着科学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

方圆有度、男女和谐、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等等，均蕴含在持规女娲与持矩伏羲合体像之中。（作为渊源性的考虑，也曾想到被称为人文初祖的黄帝或炎黄二帝，但又觉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顽强的父系宗法制确立的标志性人物，在逐渐超越父系宗法制并讲究男女同权的现代社会，未必合适。伏羲女娲传说可能更具本源性和未来性）

如果旨在彰显创造性思想的活跃与成熟，先秦诸子皆可，但不宜独尊一家，应百家争鸣。故可用诸子群像，也可简化为有一定可考事实依据的老孔二圣对谈，说礼论道（参见图二）。老孔对谈，是二圣之间的切磋交流，将塑像置于侧门或也并无不妥，更不必面朝大街。老孔二圣对谈塑像不必太高大，以显平易近人，好似路人若感兴趣就可驻足旁听，聆听日用而不知之道，乃至加入讨论。

若侧重历史的记述与探究，则可树立史圣司马迁的塑像。司马迁一人撰写了他之前约三千年的第一部中国通史——甚至可说是他所知道的世界史。如果仅用一个人物代言国家级历史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又不致引发太多争议，或非太史公莫属（参见图三）。

至于非人物性的图案或标志，可用图腾性的龙凤图，也可用抽象图标性的太极图，等等。

总之，可代言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人或器物或符号很多，不胜枚举，但需注意其选择的代表性和全面性的统一以及相关设置的合理与合礼。

2011年1月30日初稿发于作者博客（易尔）

因博客被封于夏历庚子年四月卄六日/西历2020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转作者风闻（易则之）

补记：

其实，不用另行专门设计制作，上承天道信仰传统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言，开启“人民大团结”新时代的五星红旗就很好！（参见图四、图五）

夏历庚子年四月卄六日/西历2020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补记